近日，據相關媒體報道，經過6年的維權長跑後，今年9月12日，“兒童血鉛第一案”原被告達成調解，官司正式告終，受害者得到4萬～9萬元不等的賠償。原告的代理律師戴仁輝表示，這不是一次“勝訴”，對於當事人來說，拿到賠償金，只是他們經過6年的維權長跑後不得不接受的結果。
這的確不能算“勝訴”。一方面，相對於血鉛對身體造成的不可逆的傷害，以及6年維權長跑的時間和金錢投入而言，4萬～9萬元的賠償可謂杯水車薪；另一方面，艱難的維權路途和冗長的拉鋸戰下，原本53名原告最終走完司法流程的也僅剩下7人。
對這些受害者而言，法律的天平始終未能朝他們傾斜——儘管涉事的湖南省衡陽美崙顏料化工有限責任公司違規排汙，是被央視坐實的事實，但要在汙染和血鉛超標之間，在醫學層面建立嚴謹的因果關係，技術難度實在太大，幾乎是作為底層群體的受害者無法完成的任務。
在國內一些癌症村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環境汙染維權的同樣難點。沒有準確的數據，就無法為汙染危害定量，這讓主張賠償變得異常艱難。
而在《兒童高鉛血癥和鉛中毒分級和處理原則（試行）》中，將血鉛中毒的分級，劃定在200微克/升的門檻上，未達到中毒標準，就得不到賠償。這種僵化落後的認定標準，導致受到鉛汙染、但人體鉛水平未達到200微克/升的受害者無法得到任何賠償，無視了他們所受到的傷害。
當然作為“兒童血鉛第一案”，相對於技術、法律層面所要衝破的障礙，更為致命的是雙方的博弈能力從來就不對等。央視最初的調查中，當地鎮長不假思索地將血鉛超標推給“習慣咬鉛筆”。不難看出，出於經濟和政績考量，地方對排汙企業的保護主義姿態，它同時解釋了為何化工企業公然排汙如此久未被處理。
另一方面，立案時基層法院和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之間的相互推諉，大浦鎮政府反覆在庭外做著勸說撤訴的工作，則顯示出基於維護穩定的需要，地方司法和行政力量極具傾向性的一面。
在這些阻截的力量之下，53名原告大部分退卻，是順理成章的結果。對那些連文件簽字位置都看不懂、不知道簽字筆為何物的村民來說，“兒童血鉛第一案”所面臨的環境維權與方方面面的瓶頸，讓死磕到底變成了費力不討好的事，也讓換來的勝訴只是“慘勝”罷了。
站在社會層面來看，“兒童血鉛第一案”的勝訴，將會形成標杆意義。至少在司法訴訟最基礎性的立案層面，再也沒有了將環境維權推諉塞責的理由，這是值得慶幸的。只是那些受害者，則成為了講述血鉛案引領司法進步的歷史背景。
略帶諷刺的是，當7名被告艱難走完司法權流程時，涉事的排汙企業，已經從曾經留下汙染的土地上搬離，它拿到了2000萬元的土壤汙染防治專項資金，即將開始新生。比起如此鉅額的專項資金來，4萬～9萬元的人均賠償額度，看上去更加殘酷。至於汙染曾經造成的傷害，則不可逆地留在了受害者的身體裡。
勝訴只贏來最不壞的結局，也許這就是“第一案”所要承受的代價。無論如何，司法公正、社會正義的到來，不該讓受害者以身心受損為代價。環境汙染事件中滯後的標準、扭曲的博弈，所導向的底層維權困境，必須儘快得到強力矯治。（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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