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歐洲人以政治、軍事和科學征服了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殖民主義時代。在殖民主義的氛圍中，歐洲人自我陶醉於民族、種族的優越感中，對處於其殖民統治之下的民族及其文化和宗教充滿了鄙視。可想而知，這個時代西方對東方各民族文化是不可能給予像他們時時標榜的理性的評估的。正是在這個時期，西藏和中國中原被許多歐洲學者和殖民官員看作是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despotisms）的典型。
今天的西方人大概不敢相信，他們的前輩曾以如此不屑的眼光，如此刻薄的語言和如此非理性的筆調來看待、描述和刻劃西藏和西藏文明。每個有正義感和道德勇氣的人理當為其前輩對於西藏文明的這種不公正的、非理性的態度感到羞愧。
在殖民擴張的幫助下，越來越多的傳教士來到了西藏與藏語文化區，但這個時期很少有人對西藏的宗教作客觀的瞭解和研究。殖民主義者的強烈的文化優越感使他們完全失去了宗教對話的興趣，在他們眼裡，西藏宗教實在不能稱之為宗教。
海外典藏十九世紀西藏佛畫:地獄之主
前引那位加拿大女教士Rijnhart的那段話可算是那一代傳教士對西藏文化之評價的典型。（注：1895年至1899年間在西藏旅行、受盡命運折磨，失去了兒子和丈夫的加拿大女醫生、傳教士SusieRijnhart的遊記《與藏人在帳蓬和寺廟中》中有這樣的文字：“沒有什麼比有些西方人所相信的喇嘛是具有超凡的身體和精神天賦的高級生物離事實更遠了。與此正相反，他們在知識上僅與孩童相似，為在生命最表層出現的情緒所支配。整整四年，我們生活在不同地區、不同部落的西藏人中間，可從沒有碰到過一位喇嘛，和他可以談談一些最基本的關於自然的事實。絕大多數的喇嘛與所有未曾接觸過基督教教育的啟蒙的、振奮精神的影響的其他教士一樣無知、迷信、精神發育不全。他們生活在黑暗的時代，可他們自己是如此的愚昧，竟對這種黑暗蒙然無所知。十個世紀來，佛教將他們帶入了現在這種道德和精神上的停滯狀態。很難相信除了基督的福音以外還有什麼力量能給他們以生命和真正意義上的進步。”）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大學、研究所中的佛教研究者也以藏傳佛教為佛教的變種、墮落，認為它實際上不能算是佛教，而是所謂的喇嘛教。
在19世紀的歐洲，特別是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佛教大受歡迎。佛陀被視為印度雅利安人的歷史上出現的最偉大的哲學家，他的教法是一個純粹的哲學、心理學體系，它建立在理性和謹慎的基礎之上，反對儀軌、迷信和祭司制度，佛教內部沒有等級制度，它向世人顯示個人如何能夠在不帶傳統宗教的標識的前提下過一種道德的生活。英國偉大的東方學家們在佛教中看到了理性和人道。當然，這樣的佛教既不見於今天的印度，也從未出現在漢地和西藏，它早已死亡。如果說今天它還存在的話，那麼它就在大英帝國，被控制在帝國內最優秀的東方學家手中。
正如PhilipAlmond指出的那樣，“至1860年，佛教不再存在於東方，而是存在於西方的東方圖書館和研究所中，存在於它的文本和手稿中，存在於解釋這些文獻的西方學者的書桌上。佛教成了一種文本物（textualobject），通過它本身的文本性而得到定義、分類和解釋。”精通希臘和拉丁文的歐洲佛教學者選中他們自己認為最接近於佛祖本意的梵文、巴利文佛經作為其研究對象，並據此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古典佛教”版本，這些學者中的大部分畢生沒有到過亞洲，因為完全沒有必要，他們在他們的圖書館中擁有了佛教。
喇嘛
對他們而言，根據這些古典佛經推廣的古典印度佛教已經死亡，已不再能與歐洲的知識相對抗。亞洲現存的佛教，不管是斯里蘭卡、還是中國、日本的佛教都是野狐禪，是變種，他們對佛法的解釋不可靠、他們的教徒沒學問，不足以擔當傳承佛法真諦的重任，而這個重任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歐洲佛教學者的肩上，他們才是這種古典傳統的真正和合法的傳人。
歐洲佛教學者、特別是英國學者對佛教研究之興趣的上升與19世紀下半葉出現的“反教皇制度”（NoPopery）運動有密切的關聯。此時這個被他們自己創造和控制的、從未在歷史上的任何地方存在過的所謂“原始佛教”被比作東方的新教，所以推奉、讚美這個莫須有的“原始佛教”實際上也就是讚美新教自己。同樣，為了使他們對羅馬天主教的攻擊更加有力，他們也必須為它找一個來自東方的陪襯，於是大乘佛教，特別是它的最可怕的變種、屬於密宗系統的西藏佛教被揪出來作為墮落的、非理性的宗教的典型的命運也就在劫難逃了。西藏佛教帶著它的狡猾、昏庸的教士、死氣沉沉的祭司制度理所當然地被譴責為佛教最蛻化的形式。在這種學術殖民主義濃烈的氛圍中，藏傳佛教擁有了一個帶有侮辱性的、至少充滿貶義的名字——喇嘛教。
上千年來，世世代代的西藏人只知道他們自己信仰和奉行的宗教叫佛教。直到他們於本世紀60年代開始與外界接觸之後才知道他們的宗教還有另一個名字叫做喇嘛教（Lamaism）。正如被激怒的西藏人常常發問的那樣，佛教在中原漢地叫漢傳佛教，在日本叫日本佛教，為什麼佛教到了西藏不叫作西藏佛教或藏傳佛教呢？為什麼漢地、日本、乃至泰國的佛教不叫作和尚教，而藏地的佛教偏偏要被叫作喇嘛教呢？
在藏傳佛教與喇嘛教這兩種不同的稱呼裡隱含著不同的涵義。藏傳佛教一如漢地佛教或泰國佛教，指的是屬於世界宗教之一的佛教的一個地方版本，而喇嘛教這個稱呼則還帶有其他附加的內涵和聯想，它帶有一種褒貶的成份。儘管喇嘛教這個稱號由來已久，但它更是19世紀殖民主義的產物。在此之前，人們用喇嘛教這個稱號或許還帶有一定的偶然性，而19世紀西方的那些佛教研究專家們則有意識地使用了這個稱號，因為在他們眼裡西藏的宗教是一種極其怪誕的、缺乏任何原始佛教精神的非自然傳承系統的大雜燴，是一種西藏獨一無二的變種。自認為是原始佛教之合法傳人的西方佛學家甚至不承認西藏宗教是佛教大家庭中的子孫，因此，它不配被叫作佛教，它最合適不過的名字就應當是喇嘛教。
1835年，歐洲傑出的蒙古學家IsaacJacobSchmidt（1779－1847）發表了一篇題為“關於喇嘛教和這個名稱的無意義性”（UeberLamaismusunddieBedeutungslosigkeitdiesesNamens）的文章。文中，Schmidt一針見血地指出，喇嘛教這個名稱純粹是歐洲人的發明，因為他們假想在佛教和所謂喇嘛教之間存在有本質的區別。Schmidt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於向世人證明兩者之間根本就不存在這種被假想的區別，同時要顯示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在何種程度上代表了佛教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的表現形式。遺憾的是，Schmidt先生這樣的吶喊與當時歐洲東方學界的殖民主義大合唱相比，其聲音實在太微不足道了。
據Lopez先生考證，在歐洲語言中最早出現“喇嘛教”這個名稱是在德國自然學家PeterSimonPallas於1788年出版的名為《描述可居住的世界》（TheHabitableWorldDescribed）、記載他於1769年為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在凱瑟琳女皇之國土內所作旅行的報導中。在此書中，作者大段記錄了有關卡爾梅克人的宗教情況，其中提到了“喇嘛的宗教”（religionoflama）和“喇嘛教的教條”（TenetsofLamaism）。以後，“喇嘛教”這個名稱也就斷斷續續地被西方人運用開來。
而最早有意識地使用喇嘛教這個名稱，並對藏傳佛教橫加凌辱的是一位大英帝國的殖民官員L.AustineWaddell。Waddell自1885—1895年為英國政府派駐錫金的殖民官；1904年，他作為侵略者榮赫鵬遠征軍的最高醫務長官到達拉薩。在其錫金任內，他出版了他那本流毒甚廣的著作《西藏佛教或喇嘛教》。Waddell利用他殖民官員的種種優勢，在達吉嶺購買了一座藏傳佛教寺廟和廟中所有的藏品，並出錢請人為他演示所有的宗教儀軌，並解釋其象徵意義。通過這種方式，Waddell累積了有關藏傳佛教的豐富的知識。為了控制、利用藏人，在他們當中建立起他的權威，他蓄意地欺騙他們說他是來自西方的無量光佛阿彌陀佛的轉世；而面對他的歐洲聽眾他又明確地告訴他們他不是佛的轉世，而是一位理性的觀察家、研究者，從而在他們面前同樣建立起了他對西藏佛教的權威地位。
Waddell所寫《西藏佛教或喇嘛教》一書中的插圖：中國龍馬
儘管Waddell最多不過是另一位有天賦的外行，但他卻非常努力地與英國大學、研究所中的那些自命為原始佛教最合法的傳人的教授大人們保持同樣的腔調，為當時甚囂塵上的東方主義推波助瀾。在Waddell眼裡，“喇嘛教崇拜包含了許多根深蒂固的鬼神崇拜”，“在喇嘛教中只有一層薄薄的、塗抹不勻的佛教象徵主義的光澤，在此背後黑洞洞地出現的是邪惡增長著的多種迷信。”Waddell毫無顧忌地詆譭藏傳佛教，他認為大部分藏傳佛教的修行儀軌不過是可笑的啞劇，藏文佛教文獻“絕大部分只是無聊透頂的、用詞彙堆積起來的荒野，是一些過時的垃圾。可是那些喇嘛們卻自欺欺人地相信所有的知識都秘藏在他們那些發黴的經典中，除了這些經典以外沒有什麼東西值得他們認真注意”。
經過Waddell這種對藏傳佛教的“權威”的詮釋，藏傳佛教在被作為原始佛教的最不肖子孫而受到譴責的過程中達到了它的最低點。它在西方的東方主義意識形態的複雜遊戲中被視為雙重的“他者”（Doubleother）：隨著梵文、巴利文文獻之譯文的發現，佛教作為那種在東方的智慧中看到歐洲之精神的解放的浪漫化東方主義的他者，而被西方創造了出來，並控制在手中。這個他者即代表理性的所謂原始佛教。而西藏佛教又被構劃為這種原始佛教的他者，它不是理性宗教的產物，而是印度傳統之變種，即大乘佛教或金剛乘佛教的產物。藏傳佛教是一種墮落的佛教，它最合適的稱號當是喇嘛教。而喇嘛教對於那些殖民主義者來說，它的存在價值只在於它是原始佛教必不可少的陪襯。
這兒我們見到了一種表現極為精彩的高低關係遊戲。在一種等級關係中占主導地位的成員為了其地位和聲望要消滅佔附屬地位的成員。但他又做不到，因為他的高正是藉助別人的低才顯示出來的。Waddell想把西藏佛教排除在佛教的圈子之外，把它說成是喇嘛教，是他所控制的原始佛教的變種。但他又不能將西藏佛教從佛教的大家庭中排除出去，因為正是西藏佛教的存在才使他的原始佛教變得原始。總而言之，Waddell通過對西藏佛教的貶低，通過他對喇嘛教的描述，建立起了一種對西藏的意識形態上的主導地位，而這是英國對西藏實行殖民統治的必要前提。
本文節選自沈衛榮，《想象西藏：跨文化視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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