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郁達夫
《藥》是魯迅最具匠心、最難懂的一篇小說之一。這篇小說寫於1919年4月25日，正是“五四運動”時期，作品中人物所處的時代也是在戊戌政變後，辛亥革命前後期間。
這篇小說的歷史背景也格外重要：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道兼巡警學堂堂長、同盟會領導徐錫麟，準備在學堂畢業大會操之際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因彈盡糧絕被捕，當天即被害，劊子手竟挖出徐的心肝“炒食淨盡”。接著同盟會成員秋瑾被人告發,7月13日清兵包圍了秋瑾主持的紹興大通學堂，因寡不敵眾，終遭逮捕。7月15日被害於紹興城內“古軒亭口”，時年32歲。
幾年之後，魯迅以辛亥革命前夕為寫作背景，以秋瑾為藝術原型，創作了影響深遠的小說——《藥》。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這康大叔卻沒有覺察，仍然提高了喉嚨只是嚷。“原來你家小栓碰到了這樣的好運氣了。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著呢。”花白鬍子一面說，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聲下氣的問道。這是在茶館裡康大叔和花白鬍子對於人血饅頭的評價
“藥”做標題有何寓意
俗語說：“良藥苦口利於病。”人有病是要吃藥的，只有如此才有痊癒的希望。20世紀初葉的中國就像一個病入膏肓的人，許多革命者和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尋找療救中國的良藥。魯迅就是其中之一。
本文中的小說情節都是圍繞著“藥”展開。作為“藥”的人血饅頭，連接了華、夏兩家的故事，使明暗兩條線索互相連接。
魯迅試圖藉助這篇小說，提出一個振聾發聵的問題：什麼才是療救中國社會的良藥？
讀完整篇小說，我們能知道，人血饅頭不是魯迅要找的“藥”，這種迷信只會使人早日喪生；夏瑜式的革命也不是藥，救不了社會的病苦，喚不起愚昧民眾的覺醒；
那麼真正能療救中國的“藥”是什麼呢？
這個疑問留在了讀完這篇小說的每一個人心中。
華夏的暗示
小說其實是以兩條線索寫了兩個悲劇，一是華老栓財去子亡的悲劇，二是夏瑜犧牲無人理解的悲劇。
這兩個字連起來就是“華夏”，暗含了魯迅的深刻暗示——“華夏民族”。華老栓暗示了辛亥革命前的人民群眾。栓，是塞子的意思。華老栓、華小栓，暗示了當時的廣大群眾（從父輩到兒輩）的腦子仍被封建的愚昧落後思想所塞住，尚未覺醒。瑜是美玉，夏瑜不僅暗示指的是真實的革命者秋瑾，而且暗示了他是華夏民族的精英，即先進的革命者。康大叔這個劊子手的形象，暗示著統治者的幫兇是何等兇殘、醜惡；華大媽、夏四奶奶，則暗示了做母親的也不知道兒子為何而死的可悲現實；至於茶客中的“花白鬍子”和“二十多歲年輕人”，則暗示了從老至少的群眾的麻木不仁。
（中國的群眾）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húsù),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彷彿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予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魯迅
看客
《藥》描寫“看客”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說，因群眾的愚昧而帶來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說，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而犧牲了，愚昧的群眾並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以為這犧牲可以享用，增加群眾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這是魯迅最愛描寫的“看客”群體之一。“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不要以為我們比夏瑜幸運多少，比華老栓高明多少。人性中的虛浮、懦弱、迷信和懶惰還沒有也不可能徹底根除，我們要保持必要的警惕，經常反思我們的生存狀態，不斷與墮落作鬥爭。否則，人類就真的不配有更好的命運。
魯迅的小說為何經典？正是以對人性的深刻揭示提醒我們應該怎樣生活，怎樣認識到生活的實質，拋棄各種無聊和偏見，自由地真實地和有尊嚴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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