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日本，可能大多數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櫻花與和服，恰如《海街日記》中穿著和服的四姐妹，在院子裡一起放著煙火，只讓人覺得無限美好。旅居京都九年的蘇枕書在她的新書《松落子：京都九年》中也詳細地展現了一個“閒適”的日本，她在書中寫與舊書店為鄰，在芸草堂閒話，於梅雨時節賞花，到春天種蓮，如此種種，宛若閒雲野鶴般的悠閒生活，令人心生嚮往。
然而，日本又是一個“菊與刀”並存的國家，美好的背面同樣有許多的社會問題，蘇枕書也意識到了這一點，這本書中不僅有生活雅趣，也有她對日本社會的體悟，她在書裡寫道，“為了躲開人們對女性書寫者不自覺地矮化、偏見與蔑視，為了避免旁人在‘作家’的標籤之前為我添加一個‘女’字，為了避免人們因為我的性別而不信任我書寫的對象，（我）開始有意識地在文中將自己藏起來，也想過徹底換個名字”。基於這種敏銳，她透過和服察覺到日本社會的性別問題。她發現，和服美則美矣，在某種程度上卻成為女性端莊的束縛。
因為關注傳統服飾，故而對一向被認為是傳統服裝保存、發展佳例的和服很感興趣，何況是住在京都這樣日常有很多機會見到和服的城市。去年夏天，有人在網上討論“和服衰退的原因”：“固然有不便的緣故，更因為變成了你必須穿得好看這樣的風潮。從前是日常穿著，因此穿得亂一點，長短參差一點，穿什麼鞋子，都沒人說什麼。現在要是有人穿得奇怪一點，勢必遭遇斜眼，我的祖母這樣說。”此言論引起熱烈討論。
和服警察
這場討論中，出現了“和服警察”這個詞彙，說不知何時開始，穿和服變得規矩特多，近乎宗教儀式。有人說自己穿和服出門，在電車上突然被一位奶奶攔下來說：“你的腰帶歪了。”然後上前就幫她正了腰帶。固然很感激，但也非常震驚，好像有人穿著正裝走在路上，突然有人說：“你領帶歪了。”就上前幫你正了領帶，是非常不可思議的行為。
想起2016 年裡約奧運會閉幕式上，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身穿鶴紋和服接過奧運會五環旗，引起網上軒然大波。
2016年，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身穿和服出席里約奧運會
除了說她穿高價和服太過奢侈等政治問題，更多的討論集中在和服本身：顏色太土，穿法太奇怪，雨天還穿和服。這就是所謂“和服警察”的意見，認為和服應該穿得優雅而完美，穿著和服的女性本身就應該成為優雅完美的代名詞，身穿和服卻走在雨中，不僅不優雅，也有淋壞衣裳的危險。這種意見正好從另一方面解釋了前文所說的“和服衰退的原因”：和服很難穿，規矩很多，只能在限定的環境裡穿著。果真如此，的確也與日常服裝做出了區隔，喪失了服裝本身的生命力。當然，服裝有禮服、常服等複雜區分，出席如里約奧運會閉幕式這樣重要場合的服裝，的確不應該以日常服裝出席，相信小池百合子也不是隨便穿了一件和服就登場，她背後的團隊一定有周全的考慮。那麼我們也可以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她會穿和服出現在奧運閉幕式會場，為什麼不是安倍穿和服呢？
電影《藝伎回憶錄》中，身穿和服的章子怡、楊紫瓊與鞏俐
有人指出，小池的和服鶴紋是琳派經典紋樣，是可以象徵日本文化的設計，具有端莊凜然的一面，與從超級馬里奧服裝裡鑽出來的、穿著西服的安倍恰好是完美的呼應與對照。難免想起王明珂在《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中提出的傳統文化在國族主義潮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傳統文化代表一個民族共同的“過去”，可以團結同胞；另一方面，傳統文化也代表落伍、守舊，與國族“進步”的冀求相牴觸。因此國族中的男性、知識分子、主要族群、都市居民等社會核心人群雖自豪於“我們的傳統文化”，但卻不會實踐“傳統文化”，而是鼓勵國族中的邊緣人群，如女性、鄉民、原住民、少數民族等等，來揹負與展演“傳統文化”。印度學者帕爾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也曾指出近代印度國族主義發展中女性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在國族主義下，人們以物質、進步、西方、男性來代表“世界”，以精神、傳統、本土與女性為符號來代表“家”。在國族主義的新父權下，中產階級女性被社會鼓勵穿著特定服飾以保持印度傳統，代表本土精神與民族主體性。[1] 這是非常有趣的二元結構，也可以說明裡約奧運會閉幕式日本領導者的著裝問題。
東京遊園會上，穿西裝的天皇與穿和服的皇后
從馬里奧服裡鑽出來的西服安倍，扮演卡通人物，會給觀眾留下開明、詼諧、包容、創新等印象；穿著鶴紋和服走在雨中揚起大旗的小池，則給人（特別是外國人）留下傳統、端莊、日本之美等印象。一些傳統的競技類活動，比如將棋、歌牌，選手在大型決賽中，不論男女，往往都會選擇和服，有“決勝服”的意思。至於花道、茶道、三味線表演等傳統技藝的修行之中，穿和服更是尋常。倘若反過來，從馬里奧服裡鑽出來西服小池，可能更多會覺得滑稽（如果小池是一位女性首相，這麼做就更不可想象，因為在國際舞臺上，女性領導人被更多地要求端莊優雅）；如果穿著和服揮舞大旗的是安倍，那麼透露出的更多是保守主義的氣息，恐怕要令人反感乃至望而生畏。
皇室的和服裝扮
明治維新以來，皇室著裝迅速西洋化，除宮中祭祀之外，天皇與皇族的對外公式服裝都定為洋裝。明治、大正、昭和天皇的形象，絕大部分是軍服照。到戰後的明仁天皇，雖不會再穿軍服，但也從未穿過和服，除了婚禮與正月祭典中可以見到黃櫨染御袍裝束之外，平時都是西服。川尻秋生指出，明治維新之前，幕末的天皇裝束與平安時代的天皇裝束並無區別，平安時代的天皇穿的唐風服裝，到維新時代被視為守舊、軟弱的象徵，一變而成西洋化的軍服。但明治、平安這兩個相隔千年的時代，天皇的服裝其實都維持著奇妙的二重結構，即對外表現出在當時都是開明進取形象的西洋化、唐風化，對內則維持保守、古典的形象，譬如祭祀、婚禮時所穿的傳統服裝。[2]與宮中成年男性服裝相對，女性雖然有各種規格的洋裝禮服，但和服也不在少數。且國民對皇室女性的和服裝扮往往評價很好，譬如秋筱宮家長女真子公主每以和服裝束出席活動，總能贏來喝彩。
真子公主身穿和服出席巴西的外交活動
而雅子太子妃又常被拿來作為“和服穿得不好看、品位不好、姿態不好”的反面典型，說她邁步太大，挑選的和服紋樣太豔俗。若她穿洋服，又會被拿來與其他穿和服的皇室女性對比，被批判不得體。總之無論穿什麼，她都會遭遇非議，被置於與“日本女性傳統之美”的對立面，實在令人憤怒。
雅子太子妃一家
“3·11”日本大地震一週年追悼典禮上，美智子皇后穿了黑色五紋喪服，在當時引起不小反響。因為維新以來，皇室女性參加葬禮的正式服裝是洋服，印象中日本女性參加葬禮所穿的黑色留袖被認為是庶民服裝，是皇室女性從未用過的裝束。據說美智子皇后在選擇黑色喪服之際，受到不少皇室工作人員的反對，認為庶民所用的喪服絕非皇后可用，但最終皇后還是一身傳統喪服，陪伴在黑西服、黑領帶的天皇之側，以喪主的裝束，表達對死去國民的哀悼。這本合乎人情，也能遭到非議，足可說明，日本皇室女性只能扮演典雅沉默的偶像，不能公開表露任何個性。
穿和服的男人與穿洋裝的女人
當然日本也有公開場合穿傳統服飾的男性官員，那就是京都府知事山田啟二。他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2002 年起當選京都府知事，已連任四屆。為宣傳京都傳統產業，他常常穿著和服參加活動，比如穿著傳統服裝、戴烏帽子參加時代祭。“3·11”日本大地震之後的夏天，為宣傳節電，穿浴衣、搖團扇露面。記得某年6 月初在平安神宮看薪能，知事大人也穿和服致開場辭，倒覺得都很合適。在這裡，穿和服的知事並不會給人“保守、偏右”的印象，而有“為了宣傳傳統不遺餘力”“充當城市名片”的感覺，他只是在展示地域文化而已。當然也只有在京都這樣傳統深厚又脫離政治語境的古都，才可以這麼做。近年來，有關將日本文化廳轉移至京都的方案終於敲定，讓東京承擔政治、經濟中心的職能，將傳統文化中心的職能轉移至京都，倒是很不錯的想法。
日本有不少和服雜誌，高端如《美麗和服》《家庭畫報·和服沙龍》，清新平民如《七緒》，都非常漂亮。
日本和服雜誌
但無論雜誌如何介紹“15分鐘可以穿好的辦法”“和服365 日”，這始終都是無法走進現代工作場所的服裝（必須穿和服工作的傳統行業除外）。小津電影裡，家庭內總有穿洋裝的年輕職場女性與穿和服的主婦對比，譬如《麥秋》裡穿著圓領襯衫、毛線開衫、過膝裙的紀子（原節子）與常穿和服的大嫂史子（三宅邦子）就是很好的對照。
小津安二郎電影《麥秋》中穿和服的長輩與穿洋裝的晚輩
戰後及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的職場女性，不可能有穿和服的餘暇，只有經濟富裕、時間充沛的女性，日常才有穿和服的可能。也很少看到日本有男性和服主題讀物，但會有專門教職場男性西服禮儀的雜誌或書籍。因此，雖然我也愛翻看《七緒》一類賞心悅目的雜誌，卻並不認為大家有必要真的“和服365 日”。就像我雖也欣賞審美水平一流的漢服，但很反感“漢族人應該穿自己的民族服裝”這種言論。傳統服飾復興也好，衰退也好，作為服飾史上的問題來研究，我覺得很有意思。若要上升到衣冠禮儀之類更了不起的高度，我則不得不懷有謹慎的態度
本文節選自《松子落：京都九年》，原文標題“和服與性別”。
[1]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42—43 頁。
[2] ［日］川尻秋生：《日本古代史系列⑤ . 平安京遷都》，巖波書店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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