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凱
突然之間，解民營企業資金飢渴一下有了KPI考核指標。11月8日，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對民營企業的貸款要實現“125”的目標，在新增的公司類貸款中，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不低於1/3，中小型銀行不低於2/3，爭取3年以後，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佔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不低於50%。
長期短期來看都是好事，短期救急，長期改變監管方式改變銀行主體運營方式。可話說回來，民營企業融資難這個話題似乎不是一個新鮮事，“捲簾門”“玻璃門”“旋轉門”等隱形壁壘，這些門的存在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為什麼直到今天才拿出一個“125”來呢？其實這個125也是個沒有辦法的辦法。
很多人說民營企業融資難，到底難在哪裡呢？難在民營企業規模小一點，難在民營企業風險高一點，信用差一點嗎？這些都不是核心問題。核心問題不在於絕對數量，而在於比較級。
一家國有企業，一家民營企業，假設什麼條件都一樣，國家政策上也沒有偏好，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對於市場的放貸主體銀行來說，假如錢夠多，那麼每家的信貸需求都可以滿足，可是如果錢不夠多，那麼兩家只能二選一的話，既然其他條件都是一模一樣的，那麼你是銀行行長你把錢貸給誰？實話實說，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是有一個天然差別的，國企的信用可以有國家背書，這一點是民營企業難以企及的。
澄清這樣一個問題，其實是要搞清楚一個客觀事實，避免流於表面問題上的爭執，以方便在解決問題的時候直面現實，現實是什麼？就是國有企業很重要，民營企業也很重要，這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現狀決定的，是今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會發生改變的結構問題。那麼，在這種結構下，要怎麼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難？
要麼刻意降低對國有企業的信用背書，要麼就需要在監管指導環節定下硬指標。
在我的記憶裡，民營企業缺錢的問題從來沒有中斷過，不過是問題的輕重罷了。整體經濟體內流動性好的時候，有點緊也不會覺得缺錢，整體經濟體內流動性緊的時候，那最先緊到的缺到的就大多是民營企業了。所以，要解決問題，最管用的肯定還是寬鬆的貨幣環境。如果整體貨幣環境寬鬆不行，就像現在去槓桿的大背景下一樣，那怎麼辦？那也只能窗口指導下指標定任務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125”指標下的有多硬，那麼民營企業的資金和經營壓力的緩解就有多快，民營經濟增速的反彈力度就能有多大。提出這麼一個“125”，其實並不容易，銀行都是獨立的市場主體，上市公司，按照市場條件和自身特點做生意，本來無所謂國企民營，比例不比例，但是，既然客觀是這麼一個條件，那麼該有的指標還是得有，該背的KPI還是得背。短期來看還可能對銀行的表現有衝擊，但是長期來看，既然民營企業實際上是經濟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銀行和民營企業最終會是雙贏。
關於客觀環境造成客觀現象的話題，其實還有一個，也值得我們去關注和分析，就是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問題，消費不足問題，可能也和企業結構的現實有關。最近，光大證券資產管理的首席經濟學家徐高就提出一個觀點，說明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佔GDP的比重偏低，所以消費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因而不高。而這個財產性收入佔比偏低，是因為儲蓄在企業部門的比例偏高。
“國有企業佔中國二三產業企業資產總額的54%，外資及港澳臺佔10%，民營企業資產佔比大概只有1/3。換言之，我國企業資產中有大概2/3並不直接由居民部門掌握。企業儲蓄中的大部分不被居民看成是自己的財富。因此，在企業已經進行了大量儲蓄的時候，中國居民還得做大量的居民儲蓄。全社會總儲蓄率因此居高不下，居民的消費也因而不足。”
所以，要從根源上提升中國消費佔GDP的比重，推進消費轉型，最需要做的是還富於民，將企業的財富交還給居民。這可是一個真正的長期問題。在這種大背景下，徐高的建議是，金融監管必須要實事求是，“脫離了實際情況，而只是理想化地追求一些不切實際的目標，其結果不過是在重複過去幾年的金融博弈而已，並不能真正收到降低金融風險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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