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趙躍飛

“日升昌”票號舊址

道光二十六年日升昌的匯票

日升昌票號給存戶的“取利折”

流水賬

光緒十四年的流水賬

01·西部大開發，把山西人排除在外

道光二年，清末大儒龔自珍以“我勸天公重抖擻”的詩人氣魄，勾勒出一個極具超前意識的“西部大開發”計劃來。他將他的驚天計劃撰成《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上奏道光皇帝，提出把東部、中部和南部城市中的無業人員向大西北遷徙創業，憑藉國家的政策傾斜，讓這些城鎮“待業青年”到大西北去變成有屋有業的成功人士。

不過在龔老先生的設想中，有兩個地方的人是不用考慮西遷問題的:一是江浙一帶的人，理由是江浙人筋骨柔軟，耐不住長途跋涉之苦；再就是山西人，理由是“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涉，毋庸議。”

道光二年是1822年。我不知道當時的江浙人是不是像龔老先生所說的那樣生就的細皮嫩肉筋骨柔軟經不住折騰，但山西人富甲海內確是實實在在的真事兒。

何以見得?從清政府的攤派勒捐上就能看出幾分。──大清帝國有個災啊有個難的，國庫存銀不足或者乾脆捨不得自家的銀兩，皇帝老子便會變著法兒地去敲民間富豪的竹槓。當時有個特文雅的詞兒，叫“捐輸”，大概是指向國庫“輸氧”或“輸血”吧，說白了也就是亂攤派。

02·山西人被敲了多少“竹槓”

清政府捐輸的名堂很多，數量也巨大，山西商人富名在外，“出血”自然也是嘩嘩的，所以山西一直是全國捐輸最多的一個省。如

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山西鹽商捐輸20萬兩，以備屯餉；

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輸運本銀110萬兩；

乾隆五十七年（1792），後藏用兵，山西鹽商捐輸50萬兩；

嘉慶年間，川楚用兵，山西鹽商捐輸110萬兩；

嘉慶五年（1800），山西捐輸白銀150萬兩。

《清仁宗實錄》卷十一載:嘉慶時“晉省攤捐款項繁多，……統計每年攤捐銀八萬兩千多兩。”

咸豐初，管理戶部事務祁雋藻上奏稱:“自咸豐二年二月起，截至三年五月止，紳商士民捐輸銀數，則山西、陝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計捐銀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一史館“軍機處錄副奏摺”），這次捐輸山西商人佔了全國捐輸總數的37.65%，獨佔鰲頭。

咸豐二年、三年朝廷到底弄這麼多銀子幹嗎呢?白蓮教起義，鎮壓是要花錢的。有錢的出錢，晉商就這樣趕上了。

再往後數，同治三年（1864），又是新疆用兵，籌餉銀，解運難，山西商人又在新疆兌充大量軍餉，清人徐繼畲說:“晉省前後捐輸五六次，數逾千萬。”（《松龕全集》文集卷三）

祁雋藻、徐繼畲都是山西人，又是清廷高官，對山西商人的捐輸之事，應該是門兒清的，斷不敢胡說。

03·明清兩代的“財富排行榜”，山西人啥位次？

如果你認為捐輸數額多寡不足以說明問題，那麼我們乾脆去看明代的“財富排行榜”。

明朝嘉靖年間，內閣大學士嚴嵩的兒子嚴世蕃曾與人縱論民間財富，“天下富家，積資滿五十萬以上，方居首等”，結果數來數去全國只有17家，其中“山西三姓，徽州兩姓。”

然而到了清朝中葉，山西資產逾百萬、千萬銀兩的豪商大賈比比皆是，僅據《清裨類鈔》中的統計就有數十家。

咸豐三年，公元1863年，一個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豐皇帝上了一道奏摺。在這道奏摺中他寫道:“臣伏思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四海之廣，豈無數十鉅富之家。臣耳目淺陋，然所目擊者……如山西太谷縣孫姓，富約兩千萬。曹姓、賈姓富各四五百萬。平遙縣之侯姓、介休縣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榆次縣之許姓、王姓聚族而居，計合族資約各千萬。介休縣百萬之家以十計，祁縣百萬之家以數十計。”（一史館“軍機處錄副奏摺”）僅把山西這幾個縣城富戶的家產相加，數量就超過了一億兩白銀，這個數量甚至比當時國庫存銀還要多。難怪白蓮教一起義，咸豐帝就磨刀霍霍先宰了山西商戶一刀。

假如咸豐年間有人再弄出個“福布斯財富排行榜”來，前50名的豪富中大概山西會佔去一半以上，絕不會像明嘉靖年間那樣溫良恭儉讓地只佔17席中的三席。

從民國元年算起，前推三百年，晉商在整個清王朝的商業舞臺上一直扮演著一號角色，能夠與其相抗衡的商幫只有一個，那就是徽商。——晉商和徽商不僅把持著大清帝國的商業命門，也為清代歷史增添了一道相映成趣的文化風景。

04·文獻留存比較，晉商與徽商為何差距那麼大？

解析晉商和徽商的不同文化理念，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徽商多為官商，大多與高官權勢“有一腿”，先以壟斷兩淮鹽業漕運而發跡，繼而在江南形成“無徽不成鎮”的大氣象，詮釋的是壟斷出暴利的商業真理。徽商給今天的安徽，留下了幾所精緻獨特的千金古宅之外，還有遺落民間不計其數的徽州文書。

籠統地講，中國的鄉土社會是靠溫情脈脈的人情來維繫的，幾乎跟契約無涉。但是，徽州卻是個例外，在皖南的低山丘陵之間，理性的契約精神才是支撐這片鄉土社會的基本力量。

從明萬曆年間起，到清道光年間終，徽州商人“搖起那烏篷船順水又順風”，風水佔盡三百年，他們在商務經營和生活社交活動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記錄，如經濟賬目、合同協議、來往書信、商規商德、商路旅書、訟詞辯狀等文字，是研究徽商曆史最直接的原生態資料。

儘管從太平天國義軍與清軍征戰的拉鋸式交鋒中徽州文書就開始了遭劫和流散的命運，但徽州文書的日後大規模發現依然被譽為20世紀中國文獻史上繼甲骨文、漢晉簡帛、敦煌文書、明清檔案之後的第五大發現。

遺存的徽州文書究竟有多少?有徽學家估測，國內組織機構收藏、民間個人收藏及流散到海外的徽州文書，總數量約在38萬至40萬件。

晉商則是另一番模樣。晉商多為民商，以貨物貿易起家，原始積累至清代中葉完成之後，以遍設錢莊開設金融匯兌而全線飄紅，詮釋的是錢多善賈的樸素道理。晉商給今天的山西，留下了多處大氣磅礴的深宅大院之外，留下的原始文獻卻少之又少。

05·平遙票號文獻面世的欣幸與悲愴

筆者見到的最大一宗晉商原始文獻是在平遙縣西大街“日升昌 票號舊址”的陳列室裡。這座大院的大門外還掛著一塊“中國票號博物館”的招牌，因為中國歷史上首家票號的總部就設在這座古色古香的庭院裡。

提起平遙票號原始文獻的發現經過，當地人大多會告訴你那一小段具有“傳奇”色彩的故事。

1949年平遙城解放，“日升昌”大院換了主人──平遙縣供銷合作社下屬的一個“工業品公司批發部”住了進來，而這一住就住了差不多半個世紀。1995年隨著平遙古城旅遊熱的急劇升溫，平遙縣政府決定在“日升昌票號舊址”成立“中國票號博物館”。就在籌備處張羅著對大院修繕開發整舊如舊的當口，一個當地的文化人偶然發現幾間屋內的頂棚和門窗糊貼的紙張竟然是“日升昌”當年留下的商務賬冊和往來信札!

於是，此後三個月的時間裡小心翼翼地剝揭，便成了“日升昌”大院的主要工作。最後將剝揭下來的原始文獻排序整理，裝訂出經營賬冊17本，總店與各分號及其他錢莊的往來信札43本，尤其是後者，已成為今天晉商研究最珍貴的原始檔案。

1995年10月18日，“中國票號博物館”在“日升昌票號舊址”隆重開館。平遙縣政府以此為契機，利用當地的報紙、電視等媒體向社會發出征集晉商檔案資料的通告。這次徵集活動收穫不小，在不長的時間內從民間收攏回400多件（冊）晉商原始文獻，連同從頂棚和門窗上揭下的60本賬冊信札，票號博物館的陳列室裡可展出的晉商檔案達到了500餘件（冊）。

在我看來，“日升昌”大院的文獻“發現”，幸也不幸。

幸運的是幸虧有個“明眼人”偶然看見了頂棚和門窗上的帶字麻紙具有文物和檔案的雙重價值，從而使這60本檔案文獻在“日升昌”大院修繕時倖免於難；

幸運的是佔住大院近半個世紀的“平遙縣工業品公司批發部”生意始終不算紅火，倘若生意能像舊時“日升昌”那樣日進斗金，頂棚和門窗也大概會年年都著新嫁衣，60本賬冊信札也就早已進了垃圾場漚肥去也；

幸運的是商業頭腦發達的平遙人在1995年尚未領悟出晉商檔案的文物價值，使得400多件（冊）原始文獻順利回籠，未能流入文物販子的手中─

─要知道，此時遠在皖南的徽州文書已大受文物販子之青睞，走私活動正如火如荼。

從另個角度去看，晉商文獻也甚為不幸。不幸的是，“日升昌”在中國金融史上呼風喚雨百餘年，票號分店遍設大江南北，往來商務賬冊和信札當是汗牛充棟才對，大院更換新主人時，當廢紙燒掉、扔掉、毀掉的原始文獻有多少?是為謎；

不幸的是，“平遙縣工業品公司批發部”的職工及往來客人中，哪怕有一個人能有點文物和檔案觀念，也斷不至於將這些珍貴文獻“請”上頂棚和窗欞；

不幸的是，“日升昌”從民國初年開始下坡路一路小跑走了二三十年，緊接著又趕上建國後破舊立新之風潮，人們忙著紛紛向舊世界告別，大量的晉商原始文獻也只好在“破四舊”中向世人“揮一揮衣袖”，不知帶走了多少片歷史的雲彩。

06·雍正皇帝心中的晉商是啥模樣？

還好，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還能零星地找到一些晉商史料，主要留存在各地官員的奏摺、函電及皇帝的硃批中，也有部分皇帝實錄中述及晉商內容。

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連年荒歉，光景過不下去的河南人只好賣地度荒，“山西富戶聞風赴豫，乘機放價，准折地畝取利。”也就是打折買走了好地。沒地的窮人咋辦?硬著頭皮頂高利貸度日，“山西等處富戶，聞風赴豫，舉利放債。”（《清高宗實錄》卷1255）有印子錢、驢打滾、典當、放青苗等。

再如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撫劉於義向雍正帝上疏，盡說山西人社會定位序列倒置，輕仕重商，像告晉商的黑狀，雲:“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至於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以故士風卑靡。”

就是說，青年才俊大多外出做買賣去了，留下的生瓜蛋子才去讀經應試走科舉之途。雍正皇帝在此奏疏上批道:“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再次者入營伍，最下方令讀書，朕所悉知。”（《雍正批諭旨》四十七冊）

山右即山西，指太行山之右。就連遠在深宮的雍正皇帝也早已知曉山西人獨特的社會定位序列: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才是讀書。

其實，他們哪裡知道，山西才俊不讀四書五經並不等於不懂得學習的重要，他們學的是數學、地理、交通和“外語”等“知識經濟”，許多走西口的山西商人完全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

2003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中國票號博物館就所存晉商原始文獻聯合申報《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獲得成功。這組檔案文獻是現存晉商史料之精華所在。

另外，筆者在榆次常家莊園內還見過個體收藏者所收存的一些晉商文獻，賬冊和信函均有，只是數量不多，幾十冊而已。

07·紀曉嵐筆下的晉商

晉商作為明清最大的商貿群體，自然在明清盛行的文人筆記裡也會有所反映。

清人紀曉嵐就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裡記有晉商以“信”求財的典故，卷十三載:“崔崇，汾陽人，以賣絲為業。往來於上谷、雲中有年矣。一歲，折閱十餘金，其曹偶有怨言。崇恚憤，以刃自剖其腹，腸出數寸，氣垂絕。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與其妻至，問:‘有冤耶?'曰:‘吾拙於貿易，致虧主人資。我實自愧，故不欲生，與人無預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為人累。”

文中提及的這個山西商人，只因不善經營賠了東家的錢資，就覺得沒臉見人了，竟然剖腹自殺，斷氣前還不忘厚道地叮囑不要命案連累他人。

08·晉祠鱸香館老闆為什麼被山西巡撫砍了腦袋

明清文人的筆下，晉商的形象大多厚道、勤奮、誠信、儉樸、木訥，甚至愚鈍得可笑可愛。但也有例外，如清人錢泳的《履園叢話》卷十七就錄有三則殘忍實例，第二例便涉及晉商在吃食方面的一大怪癖。此段記述極為精彩生動，不妨照錄於後:

山西省城外有晉祠，地方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館所烹驢肉最香莢，遠近聞名。來飲者日以千計，群呼曰“鱸香館”，蓋借“鱸”為“驢”也。其法以草驢一頭，養得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釘四樁，將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橫於背，系其頭尾，使得不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背，將毛刮盡，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後腿，或肚襠，或背脊，或頭尾肉，各隨客便。當客下箸時，其驢尚未死絕也。此館相延已十餘年。至乾隆辛丑歲，長白巴公延山為山西方伯，聞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業事者十餘人。送按司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首者論斬，其餘俱邊遠充軍，勒石永禁。

文中提及的晉祠在太原城南20公里處，歷史上曾是晉中等地路入太原城的必經之所。在此黃金地段開設驢肉館，客商雲集，商賈輻輳，有錢人為嚐個“鮮”，竟然活生生看著一頭草驢被“凌遲”成一盤盤桌上餐，而這樣一刀一刀竟然活剮了十來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太原這地界來了一位滿族人巴延山，到山西做巡撫，一怒之下將驢肉館的老闆捉走砍了腦袋才斷掉晉商的口福。在外人的印象中，山西人也就是吃個刀削麵老陳醋什麼的，哪裡會想到歷史上的晉商還吃得如此生猛如此血腥。看來，暴發戶的口味終歸要與眾不同、驚世駭俗的。

當然，晉商麇集的山西各縣，如平遙、太谷、祁縣、介休、榆次、平陽（今臨汾）、潞州（今長治）、盂縣、汾陽、河東（今運城）、忻州等地的清版縣誌中，也都或多或少地記載有晉商活動的內容。晉商外出經商之地，如北京、天津、福建、兩廣、兩湖及西北各地，也留存有部分晉商商務史料及碑刻等，有的地方已將這些史料編纂成冊，如清末民初編纂的系列《天津商會檔案》、《漢口山陝西會館志》，1980年文物出版社的《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等。

09·餘秋雨憑什麼《抱愧山西》

1990年10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山西票號史料》，16開本，800多頁，120餘萬字，是一部嚴格按照檔案編纂體例選編的晉商史料彙集，只印了2300冊。

1991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太原某單位的地下室倉庫裡找到這本書時，賣主竟然開口索去了我差不多一個月的工資。此書徵引檔案文獻和近現代資料約500種，是目前晉商研究中最具史料價值的一部書。1990年代初餘秋雨先生到山西“行走”，撰寫《抱愧山西》，山西的朋友為他尋覓和饋贈的最具權威的晉商史料書也是此書。

10·大盛魁有多富？

筆者聽到的最新晉商史料“發現”，是2004年10月內蒙古自治區檔案局首次組團赴蒙古國徵集相關歷史檔案，其中就有內蒙古大盛魁商號的商品名冊、經濟糾紛、收據、債務處理等商業檔案196冊。

大盛魁商號是山西太谷和祁縣人合夥開設的一家著名商號，創業初期總部設在清朝統治下的外蒙古的一個軍事政治中心──烏力雅蘇臺，到雍正時大盛魁已是晉商中的規模較大的商號了。

大盛魁商號極盛時，號下員工六七千人，幾乎壟斷了蒙古牧區市場，蒙古的王公貴族及牧民大多是它的債務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

大盛魁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自己商號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知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號，隨老員工學習業務。可以說，內蒙古自治區檔案局徵集回的196冊商務檔案，又為大盛魁商號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最新史料。

11·晉商學徒有哪些規矩？

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晉商史料是至今仍然流傳在民間的口碑史料。比如晉中的老人中今天依然有人能背誦出晉商學徒工的職業規矩:

“黎明即起，侍奉掌櫃;五壺四把（茶壺、酒壺、水煙壺、噴壺、夜壺和笤帚、撣子、毛巾、抹布），終日伴隨;一絲不苟，謹小慎微;顧客上門，禮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觀色，唯恐得罪;精於業務，體會精髓;算盤口訣，必須熟練;有客實踐，無客默誦;學以致用，口無怨言;每歲終了，經得考驗;最所擔心，鋪蓋之卷;一旦學成，身股入櫃;已有奔頭，雙親得慰。”

還有大量的商業民諺，如“十年寒窗考狀元，十年學商倍加難”;“忙時心不亂，閒時心不散”;“快在櫃前，忙在櫃檯”;“人有站相，貨有擺樣”等等。

近年來，有部分學者專門採集坊間口述史料，讓晉商的後人們講述他們祖輩的商業經歷和生活點滴，眼下較為風行的晉商文化紀錄片中所記載的許多有趣的故事，大多來源於民間口述，這些當然都能從一個側面，留住晉商遠去的背影，但是，從文獻的角度卻極少找得見蹤跡。

總的來說，晉商和徽商堪稱明清商界之雙璧。徽州文書的大量留存，成就了一門新興學科——徽學，並逐漸成為一門顯學；而同樣叱吒風雲的晉商，留下的史料卻不及徽州文書的百分之一。這使晉商的歷史身影在我們的視線中變得越發模糊。

晉商的輓歌，多少有些悽迷。

12·何謂“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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