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城南三江镇，有一座奇特的"辫子坟"，没有安葬遗骸，只有2000多名藏族男人的辫子。他们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朝征调四川兵时派去的藏族土司兵。作为支援浙江抗英前线的主要力量，整个川兵及藏族土兵在宁波、定海的战役中表现非常英勇，以王国英为首的川兵将士伤亡惨重。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调派川兵将士约7000人。来自四川的藏族土司兵是参加鸦片战争的队伍中行程最遥远的，唯有寥寥少数幸存，几乎全数牺牲在浙东前线，尸体已经无法一一收敛，战争结束后将他们的辫子送还家乡安葬，有的没有找到辫子，据说有随身物品如腰牌或其他东西也埋入里面，而他们的英勇事迹至今却还鲜为人知。
一 、鸦片战争的源头：从藏区到东南沿海的导火索
众所周知，英国当年是老牌殖民者，18世纪占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以后，继续扩大范围朝锡金、不丹和尼泊尔一带扩张，然后派遣一些秘密人士潜入西藏。
乾隆后期，清军曾经在西藏地区打击廓尔喀的滋扰。廓尔喀是尼泊尔加德满都地区的主要部族，以野蛮勇猛著称，清军从四川成都派遣兵力支援西藏两次打退廓尔喀，致使国王遣使求和，当时廓尔喀军中已经有不少英国雇佣兵。随着廓尔喀势力削弱，英国殖民者的野心却越来越大，从19世纪初就开始侵入尼泊尔地区。廓尔喀一面抵抗英军，一面曾经向清朝求助，但清朝并不在意，认为英国是遥远的不知名小国，因其乘船而来就蔑称为岛夷。最后，英国完全占据尼泊尔地区，反而征召不少廓尔喀人加入了英军。
起初英国对西藏比较谨慎，不断派人进入西藏搜集情报。当时英国主要扩张方向是沿印度、阿富汗往北的中亚地区，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西域。但西域是一个中国式称呼，外国人并无这个概念。随着清朝衰弱，西域的中亚地区渐渐失去控制，英国真正的竞争对手其实是越来越贪婪的沙皇俄国。双方长期拉锯，变相都扶持中亚崛起的浩罕国（今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安集延和马尔吉兰一带，也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部分）。
浩罕国占丝绸之路通道枢纽优势，一些商贾受清朝优待，几乎垄断在河西走廊的贸易经营权，西域各邦国前往清朝的贸易统统被浩罕商人包揽，使他们能在短短百年间快速崛起，这背后隐藏的国际势力间的拉锯和阴谋往往都被忽视。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卷入太平天国运动，西部地区有受太平天国影响发生的众回部抵抗。英国殖民者趁机使廓尔喀摆脱与清朝的藩属关系，就为侵占尼泊尔打下了基础。
前后两次鸦片战争，为何英国会不断推动走私鸦片？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简单粗暴的判定英国殖民者那种既违法也毫无道义的嘴脸，借用著名研究者茅海建先生的说法，我们不缺历史的结论，但缺乏过程和真相。
今天都知道，嘉庆、道光时期的清朝开始落后于时代，背负闭关锁国的不利枷锁。即便如此，大多数人可能不会相信，当时中国的经济，包括对海外的商品流通并不算落后（不说沿海，即使上面提到河西沿线的丝绸之路贸易也并不逊色）。英国作为当时最大的殖民国家以及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和东方的商品贸易十分热衷。如果不算鸦片这一非法商品，正常的中国“外贸”绝对是世界第一，可见许涤新、吴承明所编撰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的相关论述及所开列的表格（人民出版社，1990）。
换句话说，正因为清朝前期一直大量吸收着外国商人的资金，英国只有利用走私鸦片才能扭转资金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的不利局面，这才是为什么他们会疯狂倾销鸦片的经济上的原因。所以，有外国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并非在西方，事实上中国和东方世界的商品贸易“倒逼”才是动因，才促使西方世界展开对中国和东方世界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在世界出现的源头应该在于中国和东方。
1839-1840年，满清君臣对待英国贩卖鸦片的问题策略摇摆不定，尤其皇帝被广东大臣稀里糊涂的瞒骗，最终导致战争爆发。对这一次交锋，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是公认的经典论述。封建君主制首脑——皇帝的决策几乎完全取决于近臣所提供的情报，而满清时代皇帝所领导的国家确实从运转机制上开始落后，加上道光才干极度平庸，起初想要傲慢强硬，为了平息冲突而撤换林则徐，感到英国的无礼和咄咄逼人后又打算强硬对抗，当时落后的军事机制导致清朝一开始就失去先机，败绩连连。
鸦片战争作为一次发生沿海地区的战事，清朝居然要不断调动内陆省份军队奔赴沿海，更有远在西南腹地边远山区的四川藏区土司也派出了队伍，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运输线路最漫长的一支队伍。不能凭空指责这一做法是荒唐的，作为抗击外国侵略，藏区民众从不落后于人，尤其英国殖民者对藏区的贪婪觊觎已有百年之久。但四川藏族土司兵的事迹既让人感到热血和悲壮，也深深体现清朝官府体制运行的失败和落后，更加从军事上证明海战优于陆战的时代进步性。某种程度上说，清朝这一战是败给了历史的巨轮。
二、血战宁波与定海
1840年6月，乔治·懿律（为查理·义律的堂兄）作为英军总司令和英皇全权代表，率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包括第18皇家爱尔兰联队、第26苏格兰来福枪联队、第49孟加拉联队、孟加拉工兵团和马德拉斯工兵团等）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广州海面，标志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根据英国外相巴麦尊指示，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等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为前进据点。10月又连续攻陷镇海（旧县名，位于甬江南岸，属宁波府）、宁波几座重要城市，逼近南京城，京杭大运河面临被切断的危险。
英国海军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一度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扬威，本来就被天花乱坠的奏疏连连误导的道光帝，慑于兵威，再一次开始动摇。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同时，英方以疾疫流行，秋冬将临，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这时，总司令兼全权代表的懿律生病卸职，由兄弟义律接替，1840年12月，琦善开始与义律谈判。
由于英国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签订，使道光帝大为不满，琦善被抄家革职，改派奕山、隆文和杨芳赴广东作战。1841年1月，英军也不满谈判进度，义律先下手为强，出动海陆军发起虎门之战。然后单方面公布《穿鼻草约》，出兵占据香港岛，视为英国殖民香港时代开始。
第二阶段战事，道光派主将奕经企图收复失地。奕经是皇帝的侄儿，早年追随长龄驻守喀什噶尔防备浩罕（嘉庆年间西北出现过一次危机为张格尔之乱）。奕经毫无军事才干，只在西北和东北待过，加上任职理藩院，就被认为悉知边事，领扬威将军头衔行事。为了加强兵力，发出“六百里加急谕令给四川总督宝兴”，命“迅速于四川建昌、松潘两镇属内挑选精兵”，“共足两千名之数，派委曾经出师之镇将管带，前赴浙江军营听候调遣。”
四川嘉绒土司(今甘孜和阿坝两州所属部分地区，环墨尔多山周围，当地藏族语言为嘉绒语，历史上长期认为嘉绒是一单独民族，直到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前夕都如此)索衍接到旨令募兵抵抗英国殖民者。嘉绒部族地区共设十八土司，索衍派瓦寺土舍索文茂（瓦寺宣慰司在今汶川县，索文茂为索衍胞弟，土舍一词本就指土司的兄弟子侄，然后流传成了土官职务）和守备哈克里，会同大金川土司（大金川为今四川金川县，乾隆发动过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大小金川战役，为所谓十大武功之一）阿木穰等人，调集藏族土兵2000人随其余川兵一起开赴东南沿海，协助清军保家卫国。早在乾隆年间，瓦寺土司千总刘正祥、王保等就曾率数千藏兵协同清军抵抗廓尔喀对西藏的进犯。在清军总督福康安的指挥下，瓦寺藏军“六战六捷，杀敌四千，收复后藏”。在那场战斗中，许多藏兵为国捐躯，因此，藏区民众同气连枝，对外国侵略者一直十分痛恨。
这一次招募的川兵前往浙江，主要协同四川崇庆县人王国英作战。今成都市所辖崇州市元通镇还保留有王国英故居，他原名福昌，1792年生于崇庆县元通镇。7岁入学，19岁考中秀才，屡试不第投笔从戎，考中武举。早年随杨遇春前往新疆平定张格尔，以前锋捉下叛将立功。道光帝非常欣赏，将王国英调任浙江守备，当时已年过五旬。
1841年11月，2000名藏族土兵在松潘集结，家乡父老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壮行仪式，喇嘛们祈求神佛保佑，乡亲们献上洁白的哈达，种种礼仪性事务体现了藏族同胞对抗击侵略者的神圣使命感，但也严重拖延了救兵如救火的迫切性。以当时转移运输条件，这一批藏族勇士们历经许多省份，跨越千山万水，是鸦片战争中运输战线最漫长的。更何况他们前往浙江途中，战事也没有停息，清军连连告急，所以，等川兵到达浙江，只能以顽强的牺牲来鼓舞士气，对战事并没有太大改变，但他们的英勇顽强还是给英国殖民者留下十分突出的印象。
好比这批藏族土兵装束和其他清军不同，胸口没有“营”或“勇”一类标记，他们头戴虎皮帽，身着藏袍，为了表明属于清朝军队，还是扎有一根代表满清特色的发辫。据《浙江鸦片战争史料》记载：“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在宁波西门拒敌，其部下最为骁勇，善用鸟枪，击人于百步之外，无不中者。乃自军中有不许轻易用炮之令，并鸟枪亦不携带，只以短兵器接战。”进攻宁波前，阿木穰曾与屯兵誓言“不战胜即战死”。
在宁波与镇海两地的战事都是最艰苦的血战。奕经在宁波焦头烂额，据说他毫无章法，只会到关帝庙求神拜佛。由于官军伤亡巨大，他就到处征召勇士，但凡可以拿来英军人头的都可以得到赏赐，甚至明码标价：英军黑人士兵脑袋赏二十银元，白人士兵脑袋赏四十银元，活捉英军士兵再翻倍。
直到1842年3月，各地支援的调兵才基本到位，奕经下令发起夺回宁波、镇海、定海的全线反攻。原本在浙西驻守的王国英上书请战，道光帝和奕经大喜过望，王国英慷慨陈词：“国难当头，微臣不敢爱身。”被擢升为参将领川兵战守宁波。此时的宁波，城垣残破。4月初王国英到宁波后，英军又来围城，王国英组织敢死队冲杀到宁波府护城河前，几仗下来，毙敌100余人。
宁波城陷前一日，王国英决定打掉英军指挥系统，他亲率百余骑乘夜出城，袭击英军统帅部，双方血战半小时，王国英刀劈数名英军，不幸身受数伤，连人带马坠入陷阱，最终被俘，遭到杀害，而他带出的百多骑人马全部阵亡。两年后，王国英的儿子王钖培继承忠烈家风，在与侵华英军的大战中死于安徽定远。道光帝感其忠勇，颁旨追封王国英为“忠勇公”，谥号“巴图鲁”，赐世袭“云骑尉”，还御题“马革裹尸才算死，麟编载笔俨如生”匾牌嘉奖其功，并赐银500两治丧。
大金川土司阿木穰带600多名藏族土兵编入王国英部。阿木穰与600名土兵誓言：“不战胜即战死。”阿木穰军奉令作为先锋敢死队，冒雨猛攻宁波西门。由于清军战前部署保密不严，英军侦知清军进攻的确切时间，在城内预作埋伏。阿木穰率队攻入宁波城，个个左手执盾，右手握刀，肩插弓弩和竹竿灯直赴鼓楼，进入英军埋伏圈，触发地雷，排炮齐发。藏族土兵手中均系短兵器，无法接敌，完全暴露在英军炮火之下，阿木穰及其部属四卡松等百余人死于宁波城内，壮烈殉国。据《宁波市志》载：“次日，英军装尸5船退往宁波、运尸定海。"英人自己也承认"自入中国来，此创最深"，由于王国英部和这批藏族组成的川兵将士顽强抵抗，使英军在一个月后撤出宁波。
王国英、阿木穰保卫宁波城时，另一支瓦寺土司守备哈克里率领一批藏族土兵正在攻夺镇海城东侧的英军据点——招宝山威远城要塞。最后阶段的清军将领朱贵率汶川远征宁波的土司藏兵共700余名清兵英勇抗击，称“我士兵无不以一当百，自辰至申，饥不得食，誓死格斗。”
镇海战役一直是鸦片战争中非常惨烈的阶段。从1841年10月10日镇海失陷起，督守镇海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投池自尽。他是鸦片战争期间封疆大吏中唯一亲临战场以身殉国的高级官员。镇海总兵葛云飞血战殉国，另外，守卫金鸡岭炮台，中敌炮堕海殉难的狼山镇总兵谢朝恩，是四川成都府华阳县人，清朝政府准予附祀于镇海总兵葛云飞祠。
当奕经下令收复镇海时，参将刘天保侦察到英军在城中街道设有埋伏，于是命令部将300人回去运炮，又亲自率领200名士兵撞开城门。城外，藏族屯兵在哈克里率领下，利用英军炮火俯射的死角，发挥屯兵登山矫捷的优势，冒着英军炮火勇敢地"揉升而上"，强入招宝山威远城。该地最早为明朝嘉靖年间谭纶为抗击倭寇所修建，道光十三年（1833），由知县郭淳章重修。
英军一时抵挡不住，准备四散逃命，停泊在江中的英国军舰从背后向藏兵开炮，哈克里等人腹背受敌，遭受重大伤亡，只能且战且退。途中遇到运来的清军大炮，于是开炮还击，在杀死英军20余人后撤出威远城。撤退的哈克里与前来策应的清军朱贵部会合，重新布阵投入战斗。
朱贵所部也是奉令汉藏士兵联合的队伍，由瓦寺土舍索文茂率领一支藏族士兵，随朱贵一起夺取威远城炮台要塞。朱贵计划夜间经过慈溪县城前往招宝山，结果行动迟缓，还遇到败退下来的刘天保、凌长星等，也包括哈克里等一队藏族土兵。朱贵劝说刘天保联合行动，但遭到拒绝。朱贵无法按时赶到威远城，先停住在慈溪城西门外一里多的大宝山，这一战同样名留青史。
当时，刘天保部、朱贵部和一些地方乡勇全都散聚在慈溪县城周围，几乎是镇海城附近全部的清军力量，大约共有四五千人，英军最后发动了一次以慈溪城为目标的进攻，基本彻底击溃清军试图收复镇海的计划。
大宝山是守卫慈溪的战略要冲。1842年3月15日，英军从宁波出动近2000人，前后夹击清军。朱贵率领包括藏兵在内的清军英勇抵抗，朱贵手舞战旗，指挥作战，不幸被英军的炮弹炸断右臂，他忍着剧痛改用左手指挥，最后被英军子弹击中，壮烈殉国。他的儿子朱昭南"以身障父，格死数夷，被创无完肤"，也英勇牺牲。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清军弹尽粮绝。英军冲上阵地，土司守备哈克里和其余一些藏兵从腰间抽出战刀，与英军展开肉搏。哈克里寡不敌众，身中数枪，倒在阵地上，部下数百人全数战死于大宝山。
而瓦寺土舍索文茂率领的藏族屯兵，利用有利地形，以杠炮(火铳)轰击英军，打退数次进攻。将英军引入附近湖沼，英军虽有先进的枪炮，但施展不开，被斩获百余人（这一事迹见于《汶川县志》，但属于民国以后的记载，马长寿先生在1937年曾专门前往汶川考察，认为这一事迹说法不见于任何其他清朝时期的史料，对索文茂的世系排行也有一定争议，因此只能仅供参考）。由于整个战役的副总指挥文蔚在大宝山战役最关键时刻犹疑不决，坐视不救，致使朱贵父子及部下数百名士兵最终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由于在大宝山之战中伤亡惨重，英军也不敢再次进攻，慈溪县城得以保全。
对在浙东前线捐躯的藏族土司阿木穰、哈克里等首领和士卒，清朝政府给予了赐恤。阿木穰加副将衔，获"巴图鲁"称号。唯有索文茂和少数土兵幸存，索文茂被授以花翎顶戴功加一级，经历生死血战，看到太多牺牲的索文茂带着同胞英灵回到家乡，终生为当地父老行善事，积功德，最后清朝政府为他立了一块“万古流芳”功德碑进行表彰。
但不论川兵将士如何流血牺牲，在当时清朝的制度和思想下，无法阻止最后的失败。之后英军放弃了浙江，北上攻击吴淞口，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然后进入长江进犯镇江，1842年7月，英军以伤亡约170人的代价攻下镇江，并扬言要直接攻打南京。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委曲求全，在静海寺、上江考棚等处与英军议和，经过一个来月的周旋，于是就有了众所周知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将占领香港岛变成殖民者认为“合法”的事实，并收取白银两亿，开放沿海几处口岸通商，继续公开走私贩卖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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