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武帝时代，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当时中国官学正宗。
从此，虽然历经无数朝代更替与多次异族的入侵，但儒学作为中国官学正宗的地位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变。
可以说，儒学塑造了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也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与气质。
但儒学在秦末汉初的经历却相当坎坷。
首先是秦朝的焚书坑儒使儒学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秦朝灭亡，汉朝兴起后，在很长的时间里，儒学并不受皇家待见。汉初大佬们普遍尊崇黄老之学，崇尚无为而治。
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个人，他凭借一己之力，将儒学带入了汉初的宫廷，并使儒学逐渐被皇家接受。
如果没有这个人，很难想象后来儒学的命运会是什么样，也很难想象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
这个人被称为“汉家儒宗”，他叫叔孙通。
但令人尴尬的是，检视叔孙通一生的经历，他在为人处世上却与《论语》《孟子》这些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儒家经典的教导截然相反。
儒家教导“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叔孙通求取富贵的方式却有些不那么符合道义的原则；儒家教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叔孙通对于屈服、阿谀威权丝毫不觉得羞愧。
可以说，叔孙通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识时务”，以及什么叫“能屈能伸”“善于变通”。
阅读这个人的一生，是一件很有意思也颇受启发的事情。
二
叔孙通原是为秦朝服务的，是大秦公司的一员，他当时的头衔是博士。
虽然历史上的秦朝暴虐残忍，搞了恐怖的“焚书坑儒”，但其实秦朝宫廷中供养着大量的儒士。叔孙通就是其中一员。
秦朝末期，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这些人纷纷起义。消息传到了咸阳，大秦最高领导人秦二世召集一帮博士、儒生讨论这个问题。
秦二世首先发言：“一帮楚地的兵痞到处攻城略地，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大家畅所欲言啊！”
博士们顿时感到了一阵沉甸甸的责任感，他们觉得自己为国立功、匡扶社稷、致君尧舜的机会来了，于是纷纷表示：“这帮人无实君臣尊卑，造反作乱，那是死罪。请陛下赶紧派兵镇压这帮反贼。”
在我们后世人看来，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答案。有人造反，做臣子的建议皇帝派兵镇压，这理所应当，也是分内之事。
然而，昏君之所以是昏君，必有其反常与奇葩之处。对这么正常的回答，秦二世居然很愤怒。
博士们回答完之后，秦二世的愤怒就已经写在脸上了。
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觉察到了秦二世的愤怒。他连忙上前回答：“你们这帮人说的都不对。现在我们天下一家，社会和谐，形势一片大好。而且当今明君治国，法令完备，人人尽职尽责，那会有人造反？这只不过就是一帮鼠贼狗盗而已，不值一提。地方上已经开始打击了，不值得忧心。”
叔孙通说完，博士们一片哗然：节操呢？圣人的教导呢？
然而，奇葩的秦二世听了叔孙通的话却很开心。在秦二世看来，大秦安定和谐，形势一片大好，那有什么造反、作乱？这些儒生非议、诋毁大秦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实在可恨。
他果断地将那些说民间有人造反的博士交给司法人员处理，将那些说民间有大盗的博士罢免。
只有叔孙通受到了秦二世的赏赐。
然而得到赏赐的叔孙通吓出一身冷汗。出宫回家后，他的学生不理解老师的行为，请教他：先生为什么要说阿谀奉承的话呢？
叔孙通说：你们不知道，我差一点就逃不出虎口了。
紧接着，叔孙通一刻也不耽误，立马收拾细软跑路回老家。
三
回到老家的叔孙通先后加入项梁集团、楚怀王集团、项羽集团，最终，他加入了刘邦集团，成为刘邦麾下的一员。
但是，刘邦集团对儒生并不友好。
汉高祖刘邦原是乡间小吏，颇具流氓无赖习气，而且所谓“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强烈的反智倾向，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不太待见。
尤其对于儒士，刘邦特别讨厌。在当时，儒生一般都穿着特制的服装，称为“儒服”。而刘邦有一个习惯，就是往儒生特制的帽子里撒尿，以表达对儒生的鄙视。
面对这样的一个老板，叔孙通相当头疼。但他又不能弃刘邦而去，原因有二：一则，刘邦集团是当时最有可能夺得天下的，要想求取富贵、弘扬儒学，必须得依托刘邦集团；二则，刘邦有容人之量，虽然讨厌儒士，不礼遇儒士，却也能容忍儒士在他的阵营中活动。
叔孙通只能再一次发挥他能屈能伸的本领。为了获得刘邦的好感，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换下那种刘邦一看就觉得讨厌的儒服，换上刘邦家乡一带的服装。果然，刘邦看到叔孙通穿着自己老家的衣服，顿生亲切感，对叔孙通的印象也好多了。
第二件事，他在给刘邦举荐人才的时候，专门举荐那些强盗、囚徒出生的好勇斗狠之徒。他的弟子对此非常不理解，暗中说叔孙通的坏话：“我们跟着叔孙通投降汉王，不就是想博个一官半职吗？但叔孙通专门举荐那些好勇斗狠之辈，从来不举荐我们，什么意思？”叔孙通解释说：“如今汉王正是打天下的时候，需要的就是能打的人，你们这帮人能打吗？不过你们不要急，将来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
叔孙通能屈能伸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再次当上了博士，还被封为稷嗣君。
四
汉五年，天下统一。这意味着，叔孙通的用武之时就要来到了。
实际上，在长期征战中，在一帮儒士的不断劝说与灌输下，刘邦对儒术的看法渐渐发生改变。天下当逆取而顺守，武力是取天下的方式，而儒术就是守天下的方式。
尤其在群雄被逐一翦除，天下安定之后，刘邦也意识到，文化建设需要被提上议事日程了。
而文化建设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礼乐建设。所谓礼乐，就是礼仪程序，比如群臣上朝的时候怎么个程序，皇帝祭祀的时候又是怎么个程序，等等。
在帝制社会，礼乐是很重要的东西，虽然它们看上去只是一堆仪式，但它关联着上下尊卑关系的确立。而上下尊卑，是社会赖以存续的伦理基础。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稳定。君不君、臣不臣，国家就要混乱。而礼仪，就是对上下尊卑关系的视觉呈现。
而礼乐这一套，在那个时代，只有儒家会，其他的学派是不会的。与我们今天的人对于儒家的认识不同，在秦汉时代，“儒”并不只是一种政治思想流派，之所以称其为“儒术”，就是因为它有技术性的实用成分，这一实用成分就是制定国家的礼仪，主持国家的各种典礼。所谓的“儒”，最早其实就是典礼司仪人员。到了汉代，儒士还沿袭着这一古老的职责。
统一天下之后，刘邦真正成为大汉帝国的皇帝。但是，刘邦集团中的很多人都是乡里乡亲，以前都是乡里的混混，互相知根知底。虽然如今贵为王侯将相，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上下尊卑的意识，原来那种不拘小节、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习气也一时很难改变。在宫廷宴会上，群臣喝醉了之后就吹牛打屁，大呼小叫，有的甚至兴之所至，拔出宝剑对着柱子一阵乱砍。
这让刘邦很是难受，可以想象，刘邦一定会想起年轻时参观秦始皇出行依仗的那个早上，他或许会仰天长叹：都是皇帝，咋差距就这么大呢？
叔孙通敏锐地察觉到了刘邦内心的需求，他提出由他来为大汉朝制定朝廷礼仪。刘邦同意了，只有一个要求，不要太复杂，毕竟咱没有多少文化，不能自己都搞不清楚。
刘邦同意之后，叔孙通立马着手组建大汉宫廷礼仪制定项目团队，征召了鲁国一带的儒生三十多人，加上自己的学生以及宫廷工作人员一共一百多人，叔孙通的项目团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排演。
当然，叔孙通此时制定的宫廷礼仪与传统古礼相差很大，其实是一种简易版。它主要的功能与目的，就是让皇帝刘邦感受到做皇帝的身份感与尊贵感，以让皇帝对儒术产生好感与需要感，从而间接地在汉室宫廷中进行儒学渗透。这依然是他“识时务”“善于变通”的一贯表现。
汉七年，长乐宫建成，叔孙通制定的宫廷朝会礼仪在群臣中正式适用。那天，群臣出入跪拜井然有序、严谨整饬、战战栗栗。高高在上俯视群臣的刘邦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为皇帝无与伦比的尊贵。他不禁感叹：“我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
叔孙通的儒士身份也终于得到了刘邦的尊敬，他被升为太常，成为大汉朝的高级干部，并被赏赐五百金。此时，他也终于兑现了对弟子的承诺，在他的推荐下，弟子们都被拜为郎官。他把皇帝赏赐的五百金随手散给弟子们，飘然而去。
在他的身后，弟子们高呼：“叔孙先生真是圣人啊，知道如今天下需要什么。”
两年之后，叔孙通被任命为太子太傅，成为太子的班底。太子即位后，是为汉惠帝。叔孙通作为皇帝身边的重要人物，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广、弘扬儒学。
虽然在汉文帝、汉景帝两朝，儒学与黄老之学有过相当激烈的争执，直到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才被列为官学，但这一切都有赖于叔孙通的开山建基之功。
五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叔孙通说：“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逶迤。’盖谓是乎？”
司马迁的意思是说，叔孙通的行为诠释了这样一点：最高境界的刚直如同弯曲，大道呈现为曲折的形式。
目的与手段的分裂，这可能是所有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的共同特征，以及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困惑。
之所以说是困惑，因为当手段失去正当性之后，目的究竟还剩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这很值得怀疑。
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如果手段不正当，那么初心还能不能找得回来？这是一个问题。
就像叔孙通，他抛弃了儒家对于君子刚直的要求，虚与委蛇、与时变化，最终目的是要弘扬儒术。但他这种阿谀、奉承权威的做法实际上也导致他所弘扬儒学丧失了它真正重要的东西。
在先秦，儒学的真正价值，是通过一套伦理规范约束当权者的行为。但到了武帝时代，所谓儒学，已经退化成粉饰统治，以及协助统治者钳制思想的工具，对统治者的制约作用，基本上所剩无几。
如果儒学的功能仅仅如此，还有没有弘扬的必要？
在叔孙通组建团队为刘邦制定宫廷礼仪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叔孙通去鲁地召集儒生，部分保守派儒生抵制他，他们认为：礼乐应该是在一个王朝积德百年之后才能搞的。当今天下刚刚经过大乱，老百姓还没有缓过来，这种时候不是制礼作乐的时候。
对这种说法，叔孙通不屑地说：“鄙儒，不知时变。”
但保守者的说法不无道理，礼乐本来是社会民情的自然折射，太平盛世时，国家安定，礼乐文化自然会兴起。如果抽取了这一层内涵，仅仅将礼乐作为粉饰与装饰性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很难想象，作为行动派的叔孙通对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产生过片刻的犹疑。
近代西学输入，西学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程序即正义。就是说，相比结果的正当性，程序的正当性其实更重要，没有正义的程序，就没有正义的结果。
这是一种与“大直若诎，道固逶迤”截然相反的思路。
孰对孰错，谁能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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