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乎曰：
相比那些“聪明人”，我更喜欢王茂荫这样的笨人。
踏踏实实的做事，本本分分的做人，不负自己不负苍天，他们才是民族的脊梁。
一、
在晚清万马齐暗的年代，如果有一位堪称“国器”的经济学家的话，那一定是王茂荫。
当所有人都不知西洋为何物的时候，他用中国本土的经验，提炼出同世界主流经济理论相媲美的学说，并穿越万里大洋，来到马克思的桌子上。
并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提到：“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将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
宝钞不可以兑换成可购买物品的金银，相当于的废纸。
凭借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学说，王茂荫取得了当时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是唯一进入《资本论》的中国人。
二、
1798年，王茂荫出生在歙县的一个徽商家庭。
6岁时，母亲就撒手人寰，父亲又在外做生意，他只能跟着奶奶方氏生活读书。
老太太是个传统的中国妇女，在家恪守孝道，在外与人为善，对待子孙又特别严厉。在奶奶的栽培之下，王茂荫刻苦读书，日复一日从不懈怠。
1832年，35岁的王茂荫终于考中进士。
在他带着荣耀回家的那一天，方奶奶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反而给了他当头棒喝：“毋躁进，毋营财贿，与家人守吾家风。”
埋头苦干绝不贪污受贿，恪守道德学业，努力成为国家之栋梁，就是奶奶教给王茂荫最朴实的道理，也是他一生为官做人的本分。
三、
或许是因为不善经营，王茂荫的仕途平平淡淡。
自从中进士后，他20多年来一直在户部任职，担任“主事”、“行走”之类的闲散官职。
如果用现在的职位类比的话，大概是调研员、委员之类的非领导职务，显然不受重视。
就这么勤勤恳恳的工作了20年，1851年的时候，王茂荫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成为清朝主管财政货币的官员之一。
苦熬了20年终于出头了，按照一般人的做法，应该再接再厉才对嘛。可王茂荫刚刚走马上任，就搞了一个大新闻。
当时的“太平天国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走出广西大山，横行湖南的长沙、岳州一带。
清朝的财政本来就一塌糊涂，现在为了围剿起义军更是雪上加霜，为了挽救朝廷的财政危机，
王茂荫给咸丰皇帝上了《条议钞法折》的提案，请求改革货币制度：有限制的发行货币。
意思就是：货币需要根据金银的储备量来发行，想印多少就印多少是不可以的。
“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
此时距离英国真正确立“金本位”制度，也不过30年时间。
王茂荫的方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想阻止通货膨胀。但咸丰皇帝和朝廷大臣压根没有概念，对于他的提案只有一种反应——PASS。
好吧，人微言轻的王茂荫只好闭嘴，眼睁睁的看着清朝经济一步步的走向深渊。
仅仅2年后，印钞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朝廷又发行了不兑现的“大清宝钞”和大钱。
不兑现，就是纸币不能兑换成金银，大钱，就是面额远大于实际价值的铜钱。这样一来的话，纸币就是废纸，大钱也是废铜。
仅仅100年后就又有人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就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几十亿也只能吃顿早餐......
清朝的货币也是这样，各大城市的物价飞涨，钞票也被叫成“吵票”，信用和价值都降到谷底。
1854年3月5日，王茂荫又站出来提意见了。
他又一次向咸丰皇帝上书《再议钞法折》，想将不兑现的钞票改为可以兑现，铸造大钱的事情必须要停止。
他试图把废纸变成真正的货币来挽回通货膨胀。
平心而论，王茂荫属于清政府里少有的明白人，至少，他懂得市场和价值的关系。
可掌权的人不懂，咸丰皇帝骂他是“受商人指使”，毫不利国而专门利商。
因为他的提案不仅影响了朝廷的收入，也阻碍了官员们搜刮民财，最终的决定当然是——不接受，贬官。
咸丰不接受意见，很快就吃到了苦头。
太平天国不久就攻入南京，最终威慑东南半壁，派出的北伐军甚至打到天津一带。
因为没有钱给军队发军饷，不得已允许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东南各省就地征税，以做为军饷，从此东南的赋税不归朝廷所有。
能拿到多少得看地方官员的心意。堂堂大国朝廷的威信荡然无存。
有时候百年命运就在于一念之间，无论大国还是个人。
而当时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还以为是最平常的一天，殊不知飓风早已出现了小漩涡，即将呼啸天地。
而王茂荫的这两封奏折，却被俄国驻北京的布道团收录在《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中。
1858年，德国人梅克伦堡将这本书翻译成德文出版。马克思正是看了这本书，注意到王茂荫的经济观点，并将其写入《资本论》第一卷中。
王茂荫也不会想到，这本收录了自己观点的书，日后会被中国奉之为经典。而自己又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重的大名。
其实王茂荫的初衷，不过只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为国家尽一份责罢了。
五、
当时的大清王朝也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徘徊，无论是财政货币制度，还是教育、人才的培养方式。
这艘大船行进在十字路口上，彷徨失据、进退无序，当大家都不知道该什么走的时候，“老祖宗的智慧”就成为判断的唯一标准。
1851年11月11日也是一个“双十一”的日子，王茂荫没有剁手买买买，反而举起大刀要剁清朝的手。
当时的科举制度，要有三场微问。
提问的主要问题都来自《四书五经》，学子们根据经书的大意来回答。明清几百年来都是如此，大家都习惯了，
可王茂荫觉得不行，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不通实务的书呆子。
于是他上书朝廷，请求把三场微问改为五门答题。这五门基本包括了当时的最广泛知识面：博通史鉴、精熟韬略、制器通算、洞知阴阳、熟谙地形。
如果换成现代的课程的话，就是历史、经济、政治、制造、数学、气候、地理......
如果照这样的要求选拔人才，也许大清朝以后的命运就要改写了。
可咸丰皇帝和满朝大臣放弃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固执认同“老祖宗的智慧”，不愿睁开眼看看世界早已走到了哪一步。
王茂荫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他知道不变不行了。于是第二年，他又一次上书请求改革科举，可结果还是一样的：被驳回。
这时候的王茂荫已经看到了世界的潮流，再也不是中国称雄世界的时代了。
愚昧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落后，他们认为大众的方向就是光辉大道。
抬头看到与自己不同的进步者，反而觉得是异类，必会排挤打压，保持自己的绝对正确地位。
可什么是判断进步和愚昧的标准呢？
只有时间。
时间会证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即便当时可以掩人耳目苟且度日，百年后终究会被扒的底裤都不剩。
咸丰和朝臣可以把责任推给历史的惯性，可历史不接受道歉，该背的锅想甩都甩不掉。
五、
王茂荫在北京做官将近30年，于国尽忠职守，像老黄牛一般勤勤恳恳的苦干，哪怕被贬职也毫无怨言。
为什么？只因肩头的一份责任罢了。
事情总要有人做，成与不成在天意，做与不做却在自己。就像王茂荫自己说的：
“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
王茂荫在京任职时，曾举荐过一个人。
此人叫吴棠，当时只是一个七品知县。王茂荫没有见过他的面，只是经常听人说起：“这个人有才，很优秀。”
于是他就利用职务之便向朝廷推荐了吴棠，从此以后，吴棠的仕途青云直上。
1864年王茂荫的母亲去世，他要赶回安徽歙县奔丧。当路过江苏淮阴的时候，已经出任江苏巡抚的吴棠亲自送来500两银子，报答当年的举荐之恩。
王茂荫在京做官从来不带家属，妻儿、母亲就留在家乡种田织布，自己也没有落户帝都，而是在歙县会馆里住了将近30年。
对这样一个两袖清风、家无余财的人而言，500两白银可谓巨款，更何况他已经退休，算是安全着陆，随大流拿了钱也无妨。
而王茂荫却对吴棠说：“保举，公也。涉于私，则不足道也。”
公私分明，是王茂荫最质朴的品格。
他提拔李鸿章也是这样。
当年李鸿章刚刚考中进士，在清朝的仕途上一级一级往上爬。做为安徽的前辈和老乡，王茂荫经常尽力去提携聪慧的李鸿章。
在他退休那一年，李鸿章已经是剿灭太平天国的功臣，大名鼎鼎的淮军领袖。
自己的前途暗淡无光，王茂荫也不肯利用这层关系，请李鸿章稍微照顾一下自己的子孙。
反倒是李鸿章觉得过意不去，位极人臣之后经常照顾他的家人，就连他去世后，墓地的神道碑都是李鸿章亲手书写的。
公私分明是让人敬佩的人格，提携后辈却是让人尊敬的温情。
了解王茂荫越多，就会对他越来越充满好感。
他就像一个隔壁大爷，和颜悦色的对你讲一些自己的人生经验，不图别的，就希望后来人能少走一点弯路。
可敬，可佩。
六、
做为“开眼看世界”的清朝官员，王茂荫是孤独的。
怀大才而不得重用，有见地而不得其时。假如他晚生20年，必然能与曾国藩、李鸿章干一番大事业。
可惜，没有如果。
王茂荫就这么默默无闻的，做了一辈子螺丝钉。
相比那些“聪明人”，我更喜欢王茂荫这样的笨人。踏踏实实的做事，本本分分的做人，他们才是撑起民族脊梁的人。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有才华的人都被埋没了。
何止是王茂荫，或许还有你身边的同学、朋友，他们有才华、有品德，只要有一个机会，未尝不能青云直上。
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只有一个，很多才华不比他们差的人，未必有他们的机遇，和由此而来的阅历。
就像湖北的红安县，在1563年成立以来一直都默默无闻，守着贫困县的帽子勉强度日，但400年后却将星闪耀满中华。
与其说武曲星降世、风水转移，不如说是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造就的。
人生，从来如此。
人生的迷人之处，也在于此。
你不知道自己行走在哪一段历史进程之上，能做的只有两件事：
得到机遇的时候，拼尽全力去抓住它。
默默无闻的时候，不负自己不负苍天。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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