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男方当事人父母
如果儿子带回个外地女朋友，其父母一开始往往会欣喜，儿子找到女朋友可以成家了。但转眼又会很焦虑，儿子带回来的儿媳妇不知是否贤惠持家、是否能够孝顺公公婆婆。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传统的文化心理认为外地媳妇不靠谱、不好相处，从现实的社会关系支持与互助网络方面考虑，当家庭遇到困难或灾难性的打击时，他们很难得到亲家的亲属支持。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外地媳妇。因为他们对外地媳妇没有很明确的预期，不知道儿子千里之外带回来的媳妇是否合自己心意。但是异地婚中的男方父母往往又不得不接受自己儿子娶个外地媳妇的事实。父母本身对未来儿媳基本没有选择决，儿子已经完成了选择的过程，只是把女朋友带回来给父母展示一下。而且多数情况下，儿子和儿媳妇此时已经完成了事实婚姻即儿媳妇已经怀有身孕，作为父母可操作的机会和空间很小。在准儿媳妇未婚先孕的情况下，男方父母即使对外地的儿媳妇不太满意，但是她已经怀了自家的骨肉，不同意他们结婚也说不过去，而且出于对小孩的喜好，男方的父母只能创造条件促成他们奉子成婚。
在异地婚的男方当事人父母的主观预期中，娶一个外地的儿媳的成本比较低，“媳妇都和我们家一条心了，为了年轻人亲家也不会在彩礼上为难太多”。在如今农村结婚男方巨额婚姻支付费用的压力下，在许多贫困家庭父母们看来，儿子打工自己谈个媳妇回来也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按照社会传统观念，为儿子成家被认为是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现在农村结婚男方的婚姻支付费用越来越高，在本研究中的三个农村，彩礼基本都达到了3万元以上的水平，再加上女方还有要“三金”、建楼房等要求，许多父母都面对着为儿子成家的巨大经济压力。对于农村较贫困家的家庭来说，家中男儿在婚姻市场中居于不利地位，不论以何种方式结婚，都能很好地增加该家庭在本地社区中声望即象征资本，“儿子能带一个外地媳妇回来，我们在亲戚邻里面前也有面子，他娶媳妇也不需要那么多彩礼，正好减轻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二、女方当事人父母
不论是从情感还是经济的角度考虑，父母都不希望女儿嫁到外地。虽然现在农村的多数都不是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依然希望女儿嫁到本地，在熟人圈子里，作为第三方的邻里可以直接监督和评判，双方家庭遇事比较好解决；本地风俗习惯各方面都相同，语言相通相处也容易；女儿可以就近回家，便于父辈与子辈之间的情感性交流，养老也有一定保障。一旦嫁到外省，父母可能连女儿家都到不了几次，在家里遇到困难时也难以得到女儿及其夫家的支持，女儿在夫家过日子遇到麻烦的时候娘家也难以提供帮助。所以在一些比较传统、保守的地方，在年轻人都外出务工的情况下，父母往往会积极地通过媒人将并不在一处打工的本地通婚圈内的男女青年撮合，并促成男女当事人在短时间内结婚，即“闪婚”。但是很多父母依然缺乏给自己儿女“包办”婚姻的能力，他们无法适时控制女儿在城市里的恋爱选择，在春节期间安排的相亲往往因为容易遭到女儿的排斥而失败。
跟男方当事人的父母相比，异地婚中的女方父母常常处于更被动的局面。传统的婚姻中讲究双方“知根知底”要求信息对称，一般在儿女结婚之前，父母会调查清楚对方的品行、家庭条件和父母情况。而在异地婚中，这类信息只能通常由女儿或者女儿同事转述了解到不全面的一部分，这样就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父母心里就缺乏应有的安全感。
为了掌握更多的主动性，父母常常在女儿外出打工时就开始干预其恋爱到婚姻的过程，父母会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甚至从开始就用负面例子对女儿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然而这种干预的作用往往非常弱。在调查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多数都是子女强迫父母默认、同意的事实。尤其是在女儿未婚先孕的情况下，父母几乎没有选择的空间。对于女方家庭来说，不论现代社会观念的开放程度如何，自家女儿还没出嫁就怀孕是件“丢面子”的事情。这时无论男方家庭的条件是否符合自己的期望，女方父母往往都会做出让步。
在传统的本地婚姻中，女方在婚姻市场中的“行情优势”使得女方父母会根据现实情况和风俗习惯，理直气壮地设定一些婚姻成立条件，比如盖房或买房、一定数额的礼金、礼物等。一方面，为了女儿婚后生活一定的经济预算和保障，另一方面为了“补偿”养大女儿和嫁女失去家庭重要劳动力的经济损失，女方父母可以在彩礼的金额上与对方父母进行一番博弈，以达到自己预期的数额。但在异地婚中，由于男女双方通常是在深厚感情基础上的自由恋爱，女性在设定婚姻条件时往往倾向男方家庭。加上两地婚姻习俗往往存在差异，空间距离使得女方家庭亲属力量在支持彩礼要求时几乎没有加成影响，异地婚中的女方父母无法在彩礼问题上与男方家庭进行力量对称的博弈。在异地婚中，彩礼的多少通常也不再是构成婚姻成功与否的关键，女方父母不再具有对彩礼多少的决定权优势。但是双方家庭在婚姻支付的彩礼和嫁妆问题上产生的矛盾和分歧，往往会对年轻人婚姻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了双方家庭关系的融合、对女婿的认同度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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