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湖南省浏阳市中和镇的苍坊村，群山环抱，风光秀丽，胡耀邦故居就座落在山坡下。在故居大门横匾上，是开国上将张爱萍所题的“胡耀邦故居”五个大字。晚年张爱萍的这个题词也是他们半个多世纪战友情谊的生动写照。在相识的数十载漫长岁月中，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 他们的战友情谊始终如一，初衷不改。
战争年代的款款情深
张爱萍与胡耀邦结识很早，1933年1月相识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当时张爱萍23岁，胡耀邦不足18岁，他们都在从事青少年工作。张爱萍时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部训练部部长，这年年初的一天，团中央兼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把张爱萍叫去，说交给他从湘赣省转过来的两个“AB团”嫌疑分子。要求对他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坏人。这俩人就是“红小鬼”胡耀邦和谭启龙，胡耀邦时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谭启龙为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长。“AB团”系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当时的中央苏区“肃反”就是肃清“AB团”分子。这项工作开始还是比较慎重的。后来，出现了简单化、扩大化，对一些被怀疑的对象，随意拘捕，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致使不少同志屈打成招，惨遭杀害。一些领导肃反工作的负责人只凭口供，不作调查，以致许多同志含冤九泉。
此前不久，张爱萍也曾被怀疑成“AB团”青年总团部负责人，由于顾作霖、任弼时的明察力保，才得以幸免。胡耀邦和谭启龙所在的湘赣省委“肃反”运动搞得晚一些。当胡耀邦和谭启龙被列入“AB团”分子名单递交省委讨论时，适逢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在该省巡视工作。因为他俩都是共青团系统的干部，就由冯文彬带到团中央审查。张爱萍对当时那种随便怀疑人、审查人的整人做法很反感，况且自己又有了一次险遭杀头的切身感受，所以压根就不相信这两个“红小鬼”会是“AB团”分子。张爱萍分别找他们谈话，了解了他们的出身、经历、爱好和特长，然后分配他俩的工作。当时张爱萍兼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大同盟青年部部长, 就把胡耀邦留在青年部当干事；谭启龙则到少先队总队部任巡视员。工作之余，张爱萍经常督促胡耀邦、谭启龙等“红小鬼”读书学习；他们也经常缠着张爱萍，向张爱萍学习做打油诗以及要他讲故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观察了解，张爱萍感到这两个年轻同志都无问题。对于胡耀邦，张爱萍认为他“聪明活泼，热情能干，虚心好学，还颇有文才；小小年纪就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于是，张爱萍正式向顾作霖报告: 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人从籍贯、年龄到工作经历，特别是现实表现，都足以证明他们是革命同志，绝不是“AB团”成员。顾作霖同意张爱萍的意见，并接受了张爱萍的建议：把胡耀邦留在团中央儿童局主编油印报纸《时刻准备着》。不久，胡耀邦因工作出色，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部长、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整编，在总政治部民运部工作的胡耀邦，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团的党总支书记，随部队长征。1935年6月，过草地前夕，张爱萍调任十三团政治委员。老友相逢，他们格外高兴，胡耀邦积极协助张爱萍做了不少细致而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常对指战员说：“草地景色美不胜收，草地的月亮也比草地外的月亮大，不好好欣赏欣赏，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啦！”当时，草地里布满沼泽，险象环生，天气变化无常，又缺吃少喝。可张爱萍、胡耀邦等人和战士们一样，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次适逢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巡视员冯文彬来到十三团，他的马驮了一小袋牛肉干。张爱萍同十三团团长彭雪枫在打他的“土豪”时，想到了因缺粮而饥肠辘辘的胡耀邦，也请他来饱餐了一顿。他们四人在一块干燥的高地上席地而坐，分享美食，仰望天空一轮明月，诗兴大发。一向喜欢诗赋的张爱萍首吟一句：“牛羊肉干邀明月”；胡耀邦立即接道：“水乡泽国无酒喝”；彭雪枫顺着第三句：“该请老乡杜康来”；冯文彬最后收尾：“打倒老蒋醉弥陀”。吟罢，四人拍手大笑。
◆中央苏区的胡耀邦。
长征途中，因胡耀邦曾经受伤，加上一度生病，体质很弱，张爱萍经常让他拉着马尾巴走，在到达草地边缘过墨曲河时，张爱萍就用他的马把胡耀邦和小通讯员们一趟趟驮过河。后来，每当回忆起长征那震撼世界的非凡历程时，胡耀邦总会充满感激地念叨，那会儿如果不是杨勇和彭雪枫时常将马让给他骑，不是张爱萍让他拉着马尾巴走，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翻过皑皑雪山，走出茫茫草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爱萍先后奔赴华东华中抗日战场，投身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战场任职。胡耀邦则留在延安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战场从事政治工作。在战火纷飞的考验中，他们都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张爱萍担任过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胡耀邦历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但由于处于不同的战区，他们十数年未能相见。
患难时节的融融情意
新中国成立之初，张爱萍在华东军区前线任职，胡耀邦则在大西南的川北行署担负党政军重任。1952年夏天起，他们先后调到北京。胡耀邦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爱萍任副总参谋长。到北京工作后，他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
在团中央任职的十多年里，胡耀邦始终把握住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这个根本，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屡屡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赞扬。张爱萍则身负军机重任，尤其是他协助聂荣臻元帅，为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繁忙的军机之余，张爱萍也和胡耀邦多有交往，一直延续着他们战争年代结下的友情。
虽然军地有别，工作性质不同，但胡耀邦经常拉张爱萍参加共青团的活动。有次，胡耀邦光说请张爱萍参加一个活动，就是不讲清楚什么内容，张爱萍问他几遍，他总是说：到了你就知道了。到了那里一看，原来是个大会场，主席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青年人。胡耀邦首先把张爱萍介绍给大家，并带头鼓掌，然后说：“请过草地时我的团政委给大家讲过草地的故事!”给张爱萍来了个突然袭击。胡耀邦常说，战争年代的事情要经常讲，要让我们的年轻人永远不忘记艰苦的岁月，以战争年代的精神和干劲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胡耀邦的动员和组织下，仅1957年，张爱萍就先后讲了《小土狗子过草地》、《打老虎庄》、《三块铜板过中秋》、《闯三关》、《中央苏区的红孩子》等故事。在胡耀邦的建议下，北京青年报还专门为张爱萍的上述故事开辟了“在艰苦斗争的日子里”专栏。
1965年初，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果断地纠正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由于他的纠错力度比较大，结果与西北局主要领导之间产生了矛盾，彼此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胡耀邦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同志在大会小会上的严厉批判，导致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但病情稍有缓和，他们继续批判不止。得知这个消息，6月初，叶剑英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一起搭乘军用飞机飞赴西安。叶剑英对胡耀邦非常关心，听说了陕西的事情，即有意到西北一行，还约请两位上将同行。张爱萍也很关心胡耀邦的情况，听到叶剑英的介绍，欣然同行。
叶剑英、张宗逊、张爱萍来到西安的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设宴款待。宴席一开，张爱萍即高声说道：“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张爱萍一席话，先声夺人，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领导同志一时无言。宴会结束后，叶剑英单独留下胡耀邦，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在叶剑英以及张爱萍等的劝导下，胡耀邦即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6月20日，胡耀邦搭乘叶剑英的军用飞机回北京。后根据中央决定，胡耀邦不再回陕。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面对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越来越严重的倾向。张爱萍和胡耀邦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警觉和不满。60年代初期，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明确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张爱萍有些不以为然：“晴天立竿可以见影,阴雨天怎么见影?”胡耀邦也不赞成林彪提倡的单纯学习《毛主席语录》，不赞成样样突出政治，他在陕西省委的一次讲话中说：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片言只语地学，而是全面领会，活学活用。我不赞成学《毛主席语录》，主张学原著……光学《毛主席语录》不学原著容易助长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后来，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胡耀邦曾风趣地说：“不能样样事情都突出政治。政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譬如：游泳的时候就要突出鼻子，不突出鼻子就会被水淹死。”自然，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在劫难逃。
“文化大革命”初期，张爱萍被作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等名义关进了监狱。由于张爱萍在白区从事过地下斗争，遭到了严格的审查。1967年4月，“张爱萍专案组”成立，首先展开了对张爱萍入团、入党问题四个多月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胡耀邦仗义直言，写下了对张爱萍的历史充分肯定的证明材料。张爱萍惨遭迫害，被批斗、囚禁达6年之久，左腿致残。但他刚直不阿，正气凛然，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他的家人也备受牵连，妻子和儿女被扫地出门，两个年幼的孩子都失了学。胡耀邦虽然在“文革”初期也受到迫害，但因他是个“红小鬼”，历史比较清白，除了在河南潢川黄湖农场下放一段时间，大都闲居在家。得知张爱萍的处境后，胡耀邦就让张爱萍的孩子常到他家里去，给孩子们讲战争年代他和张爱萍一起战斗的故事，讲自强不息、刻苦学习、战胜逆境的人生道理。胡耀邦一直酷爱学习，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张爱萍的两个孩子及许多青年从胡耀邦那里得到了很多教益。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开始主持中央工作。1975年3月，张爱萍任国防科委主任，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工作，整顿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的乱象。1975年7月，胡耀邦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他积极进行思想整顿、整顿领导班子、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科研工作秩序、组织编写《汇报提纲》、制订科技规划、解决群众困难问题，端正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思想，把科学院重新纳入“以科研为中心”的正确轨道。
1975年底，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度受到错误批判。不久，在江青等人层层揪“走资派”的过程中，之前领导整顿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再次受到批判。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深入，中央要求：批邓，要联系各个系统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张爱萍、胡耀邦和铁道部长万里、教育部长周荣鑫被说成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黑干将”，成为“四人帮”在各单位“上挂下联”，进行批判的重点人物。胡耀邦、张爱萍都被解除职务在家中闲居。解职在家期间，两位老战友仍然对时局十分关注，不时让孩子们互相串门，传达他们各自对时局的看法。
新时期的绵绵情思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和张爱萍先后复出。1977年3月起，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张爱萍恢复了副总参谋长的职务，并兼任国防科委主任。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积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其远见卓识及非凡胆魄有口皆碑。对此，张爱萍深为钦敬, 他自己作为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也深得其益。
1980年2月起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他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呕心沥血，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工厂、农村、军营、学校，无不留下他勤勉的足迹。这一时期，张爱萍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他们交往十分密切。张爱萍晚年曾回忆：“多年来，他对我负责的国防科技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凡我请示的问题，他都及时答复；凡我请他出面的事情，他都积极参加。”
胡耀邦十分关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1980年5月18日，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该导弹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的垄断，中国人民从此拥有了可以指向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倚天长剑”！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中央其他领导一起来到国防科委指挥大厅，通过宽大的银屏观看洲际导弹发射的情况。当宣告洲际导弹发射成功，张爱萍从指挥所里出来走进指挥大厅时，胡耀邦竟然激动地翻越面前的座椅，快步迎上张爱萍，同他热烈拥抱，以50年前老共青团员的方式表示祝贺。
◆1964年10月，张爱萍（右一） 在原子弹爆炸试验现场。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建设受到电力不足的制约，中央领导和国家计委、经委等部委领导同志通过调研，受到欧、美、日、韩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发展核电的启示，主张积极发展核电。 80年代初，国内要求发展核电的各方逐渐形成共识。但对如何发展核电，各方意见分歧很大，争论激烈。在广东两座引进法国技术的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确定上马后，由于建设资金紧张，搞了大的引进项目，还要不要建小的自力更生项目，又出现了不同意见。
秦山核电站，是1970年2月8日立项，1974年3月31日经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批准，预计1979年建成的我国第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核电站工程。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4年，还未正式建设，并且，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内部，还在争论是建还是不建，尚未列入合理工程组织建设的项目中。张爱萍坚决反对秦山核电站下马的主张。1984年1月9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加快建设秦山核电站的来信上批示：“所有研制建设同志齐心协力，加油干，钱总有办法解决。八亿或十亿，不是一年或两年就要的，最多每年平均不到一亿元。”1月23日，胡耀邦最先表态支持，他批示：“我是完全赞成张部长的批语的。关系国家的大计，必须办，咬紧牙关也得办。但是有些同志往往从小处看，顾虑重重，犹犹豫豫，把时间耽误了。因此齐心协力，加油干，这一条很重要。”在中央的关心下，争论各方统一了认识。随后，秦山核电站建设才快速推进。
上世纪八十年代，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成为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支持下，胡耀邦首先提出积极建立干部“第三梯队”的任务。1982年5月，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成立。受中央的委托，张爱萍负责协助配备国防科工委的领导班子。他按照干部“四化”方针，积极推进国防科工委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其中选择三个有专业知识及高学历的年轻干部担任委领导，最年轻的副主任伍绍祖只有43岁。国防科工委领导班子的配备工作也受到中央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充分肯定。
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讨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候选名单时，军队组的许多同志提出，中央政治局候选名单中，为什么没有张爱萍，既然要他进中央军委班子，而且即将出任国防部长，照例应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啊！确实，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担任过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还是当时即将卸任国防部长的耿飚，任职期间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林彪、叶剑英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
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军队组参加讨论，听到这些声音，他解释说，当时在拟定候选名单时，小平同志的意见是军队占的比例大了。当时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说，都嫌军队人多，那我可以不进嘛。胡耀邦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爱萍同志应该进中央政治局。不过这件事要请示小平同志。我现在就去。不一会儿，他回来说，小平同志要我向同志们解释一下，他的意见是不要再动了。对于这件事，胡耀邦对张爱萍还特地提到小平同志说的话，“你们不了解爱萍，他是不会计较这些的”。
1989年4月15日，当张爱萍突然得知比自己小五岁，曾充满火一般激情的胡耀邦不幸病逝的噩耗时，悲痛万分，当即写了首“诉衷情”悼念他:
诉衷情·痛悼耀邦同志
突闻噩耗梗咽喉,往事涌心头。
少年战场携手,长征路同游。
肩重任,为国谋,谱春秋。
感君勋业,造福人民,光耀神州。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日
胡耀邦离世整整十个春秋后，已届90高龄的张爱萍满怀对老战友的思念，撰文《丹心耀日矢志兴邦——深切怀念胡耀邦同志》，文中他深情地回忆：“十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矢志丹心，时常萦绕我的心头……”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dangshibocai閱讀更多 黨史博採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