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谚有云，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枪。但再能干的猎人也抓不完偷吃的狐狸。多年来，证监会一直在与内幕交易者作斗争，尽管从新增立案看，2016年来内幕交易案在证券违法案件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所立案件多为大案、要案，一些案值较低、影响较小的内幕交易者依然逍遥法外。
从8月证监会通报的案件来看，一些地方巨富（东莞首富、多思特董事长何思模）、创业明星（80后首富、汉鼎宇佑的实控人王麒诚）、资深企业主（乐山十大影响力人物、乐山无线电董事长潘敏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依然前赴后继地陷入内幕交易的漩涡。其中何思模（身家100亿）、王麒诚（身家265亿）（《2017胡润80后富豪榜》数据），可谓“不差钱”，依然倒在了内幕交易之中。
大佬们为何对内幕交易如此疯狂？
中国“散户”的悲哀
相对于欧美股市，中国股市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散户”市场。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2018卷）》（以下简称“年鉴”）的统计数字，截至2017年12月31日，沪市投资者1.95亿户，其中“散户”（自然人投资者）1.94亿户，机构投资者64.3万户，散户在投资者的占比超过99%。
与之相应，尽管美国股市市值占全球总市值的34.8%，是中国股市的3倍（占全球市值的10%），2017年其散户贡献的交易额仅占交易总额的10%，其余90%为专业的机构投资者。
年鉴显示，1.94亿散户所贡献的交易额占2017年沪市交易总额的82.01%，成为沪市成交的绝对主力。由于散户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操盘技巧，再加上资金及信息上的劣势，几乎80%以上的散户亏损，成为机构投资者及内部交易者们“割韭菜”的对象。仅从盈利看，尽管2017年散户的总体盈利不足机构的30%，而机构投资者所贡献的交易额占比仅14.76%。
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打探内部消息成为很多散户赖以“求生”的手段，以至于多年来整个中国股市各种“内幕消息”满天飞。面对如此众多轻易就可收割的“韭菜”，机构投资者及手握内幕信息的企业董高监们如何不心动？
另外，随着社交工具的创新发展，信息传播的手段更加隐蔽、多样，给董高监进行内幕交易提供了更加多样化、更加安全的选择。
散户原本指望监管机构的严打能够吓阻内幕交易者的“疯狂”，但证监会捉襟见肘的执法力量以及办事效率让众多散户感到失望。证监会查实审结一桩内幕交易案，所花时间（即反应时间）十分漫长。据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统计，在2011年之前，证监会对一桩案件的反应时间一般在30个月以上（2008年除外），即使在2011年以后有所改善，也基本维持在25个月以上。2018年上半年，证监会对内幕交易案的平均调查周期尽管同比下降22%，仍需133天。
由于执法力量有限，证券监管部门只好“抓大放小”，紧盯大案要案。在多年与证监会部门的“斗智斗勇”中，内部交易者变得越发“狡猾”，其交易手段变得更加隐秘。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浙闽粤等地区，民间资本极为活跃。一些个体民间投资者为扩大杠杆，获得更多投资回报，将个人证券账户及资金交给配资中介公司（多为私募或民间借贷机构）管理，配资公司再将这些个人账户及资金转移给第三方专业证券机构或私募进行操作。对于出借账户的个人而言说，把账户和资金交由配资中介相当于一次收益较高的理财。对于证券机构及内幕交易者来说，借助多个个人账户，资金往来变得更加分散和隐秘，内幕交易就更加地安全。
厦门北八道公司就充分利用了配资公司所提供的个人账户。据证监会调查，其掌握的个人账户多达300个，在操纵张家港行、江阴银行、和胜股份三只次新股过程中，尽管动用资金数十亿，获利9.45亿元，数额巨大，但经300多个账户分散后，就不再那么“显眼”。因为在东南沿海地区，动用数百万、数千万资金炒股的个体投资者比比皆是。这种“化整为零”“化短为长”的操作手法大大降低了内部交易的风险，正为许多内幕交易者所“借鉴”，从而增加了监管部门监控和调查取证的难度。
即使散户自己发现了内幕交易者的不法行为，但现行法律不允许个体投资者向集体索赔和与利益侵害者和解，散户面对内幕交易者只能恨之而无力。
“无奈”的中国证监会
对于内幕交易屡禁不止，《经济日报》曾总结了三点原因：一是隐蔽性强，查处工作非常困难；二是涉及面广，数量庞大；三是惩罚力度不够，亟待加强。
在与证监会多年的“猫鼠大战”中，内幕交易者的手法变得日趋多样且隐蔽。证监会原上市公司监管部主任欧阳泽华曾说，A股内幕交易涉及的链条已经不仅仅限于交易环节，已经对行业研究、交易、结算等诸环节上下游各个链条进行全面覆盖和渗透。
从证监会今年公布的处罚案件看，内部交易正朝团伙化、协同化方向发展，一些公司董高监勾结会计事务所、证券机构、媒体、经济学者，从研究、评估、交易、结算、宣传等链条进行全方位包装和渗透，为内幕交易穿上这个“合理”的外衣，极大增加了内幕交易的隐蔽性。
尤其让人担忧的是，为获取厚利，内部交易者与一些证券机构或私募投资者相勾结，意图利用一切可以影响公司重大利益变动的消息影响公司股价，从中牟利。2016年之前，内部交易多集中在“并购重组”“高转送”“股权结构变化”等领域，2017年及今年上半年证监会披露的案件显示，内幕交易正逐步向“重大投资决策”“重要合同签订”“重大损益发生”“重要资产变化”“重大产品或项目进展”等领域扩展。
并且，内幕信息的传递链条已由董高监及其近亲属向商业伙伴、亲戚同学、左邻右舍、司机、同事以及与之有利益交换的政府工作人员、学校教师等人员蔓延。
由于交易手段隐蔽性增强，以及庞大的数量给证监会的调查取证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证监会面临严重的人力短缺。2013年，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执法人员不足600人，占总体员工的数量不及20%。与之相应，2011年美国证监会（SEC）执法部门的人数就已达到1200多人，占总体员工的32%。所以，美国证监会对内幕交易案的反应时间和效率比中国证监会领先许多，往往在几个月甚至一两个月内就能审结一份内幕交易案件，而中国证监会往往需要一年以至两三年时间。
由于办案人手紧缺，越发增加了证监会办案的难度，其办案质量和效率有时不能得到充分保证。如果调查程序不合法，证据不充分或逻辑链条缺失，证监会还可能面临“官司”，成为被告。
2016年，中国证监会以苏嘉鸿涉嫌内幕交易威华股份一案开出1.3亿罚单。事后，苏嘉鸿将证监会告上法庭。今年7月1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为由，判决证监会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这一判决意味着，中国证监会败诉，其2016年的所有行政处罚全部撤销。
相比于具有准司法权、准立法权和独立执法权的美国证监会（SEC），中国证监会受到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更多，因此在处理内幕交易案中显得有些“有心无力”。也正是基于此现状，董高监们从事内部交易就更加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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