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舫法師對禪宗的論述
（一）對禪宗與《楞伽經》《金剛經》的論述
禪宗所依經教在法舫法師看來，是達摩所帶來的一部四卷的《楞伽》。《楞伽經》有四譯：一是北涼時曇無讖譯四卷；二是劉宋時求那跋陀羅譯四卷；三是北魏時菩提流支譯十卷；四是唐實叉難陀譯七卷。達摩所傳，蓋是第二譯。此經是禪宗所宗的第一部經，是禪宗印心的典據，行者參悟的見地正確與否，要看與此經的教理相合與否為定準。所以從初祖達摩，一直到五祖弘忍，都是傳承《楞伽經》的。當時此經在北方（長江以北）極為盛行，有楞伽宗的建立。如《僧傳》雲： “初祖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也。”又可每說法竟，曰： “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一何可悲！”又在《法衝傳》中可以見到《楞伽》傳承的師資。因為法衝禪師在北方宏法，是專以《楞伽》命家的。楞伽宗又名南天一乘宗。如傳中雲：“衝以《楞伽》奧典，沈淪日久，所在追訪，無憚險夷，會可師後裔，盛習此經，（衝）即依師學，屢擊大師（其師），便舍徒眾，任衝轉教，即相續講三十餘遍。又遇可師親教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講之又得百遍。”所以稱為南天一乘宗者，一以此經來自南印度，佛在南印度楞伽山說此經。如經雲：“我為彼眾生，破壞諸煩惱，知其根優劣，為彼說度門。非煩惱根異，而有種種法，雖說一乘法，是則為大乘。”在唐淨覺禪師的《楞伽師資記》和《法衝傳》裡有講到這些話的。《楞伽》的傳法直傳到五祖，五祖傳神秀，還是傳的《楞伽經》。但他傳法惠能時，卻不傳《楞伽》而改傳《金剛經》了。為什麼五祖不傳《楞伽》而改傳《金剛》呢？這是中間有個顯著的理由，便是六祖未到東山學法之前，一日聽人誦《金剛經》有所契悟。到了黃梅，他自己用的功夫，還是以《金剛經》為本，弘忍並未教授他《楞伽》心要。故五祖即以其所悟而心傳法，這是隨機說教吧！在五祖以下與六祖同時學法的那位神秀首座，資格本高於惠能，但其所悟是漸非頓，是《楞伽》的境界。並非他不及六祖頓悟深刻，他當然了知那頓悟的理，也許他是已經頓悟過了，爾時（當其與惠能共住時）他是重在事修。如此就比六祖的功夫又進一層了。後來神秀弘化北方，以《楞伽經》為心要，成了“兩京法王，三帝國師”。他的門下，普濟、義福、玄賾等，又“繼續領眾，受宮庭與全國的尊崇”。就因為這個緣故，天下禪人就紛紛地自附“東山法門”了。尊神秀為第六祖，普寂為第七祖。而南方的惠能，以《金剛》無相為頓悟之門，闡揚心要，大江以南，無不歸宗。弟子神會，到北方大事弘揚，在某一個無遮大會中，神會大肆攻擊普濟所傳的法統，說他們是非法的，不是正宗，而堅稱衣法在韶州。當時神秀已死，門徒普濟垂老，楞伽宗匠不若神會之勢力浩大，楞伽心宗終於漸漸地隱沒了。而《金剛經》之弘揚，就漸漸地遍及全國。故此時的禪宗經教，《楞伽》為《金剛》代替了。惠能得神會之力，也就正式成為第六代祖師了。《楞伽》的法統就變為《金剛經》法統，以迄於今。依宗《楞伽》的禪人看來，惠能的法統是篡位的法統。
為什麼有這種變化呢？這是佛學上思想的轉變，很值得研究。因為《楞伽》與《金剛》含義不同，此不同點可以在某一個時期尋到根據的。茲就兩經的內容說：《楞伽經》偏講法相唯識，《金剛經》偏說無相性空，這和禪宗講明心見性的宗義相契合。《楞伽》的全部大意，雖然也明法性真如，離四句絕百非，可是偏重在講明“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這一點就顯示了楞伽經》是重在於法相方面，由法相而進入法性，是漸非頓，為楞枷的宗旨。講到法性的《金剛經》，正是禪宗的目標。法相重在分析，一樣一樣的從繁瑣中得到條理，中國有名的學者胡適之說： “中國唯識學是一部繁瑣的哲學。” 唯其盡分析的能事，才能明心見性。由此，《金剛經》從緣起性空以明法性（真如），和從緣生的法相上著手以明心相是不同的。法性是非言說，也非思議所及的。故祖師禪，宗在修證，一心參究，將來總有開悟的一天，所以當時的禪客們，不樂意學那繁瑣的《楞伽》法相，而喜愛簡單直接的《金剛》法性。理之參究，識取本心，方可證得本性。這就是《金剛經》代替《楞伽經》的主因。[7]
法舫法師在講《金剛經》時，又談到了禪宗與《楞伽經》《金剛經》：“禪宗是中國佛學的骨髓，也是全部佛法的心臟。有人說，禪宗是佛學中國化了的中國人佛學。禪是禪定，即原始佛教所修之“禪那”（譯曰定） 或禪觀。在佛法中，凡是求高深的智慧修養，或欲得超人的證悟境界，或了生死的解脫涅槃沒有不是從禪觀入手的。由禪觀而演變為禪宗，卻是達摩來華以後的事。禪宗的歷史，不能詳說，今只說說禪宗宗本上的重要轉變。達摩來華以前，中國修禪觀是注重漸修的，注重依教修觀的。達摩以後，則重在頓悟的修法，達摩帶來四卷楞伽經，以印心要，不離文字，不離教法，但他傳授法要卻是離文字相，離心緣相的。到了五祖弘忍和六祖慧能，他們直將楞伽經拋開，而以金剛經代之。但是講金剛經，還是個教宗，不離文字教法，以印證心傳。這個轉變，很值得注意，值得研究。慧能依金剛經悟道，而弘忍印證，這時大江以南的禪客皆宗金剛，而大江以北的禪侶卻保守楞伽。南方的領袖是慧能，北國則是神秀，故有南能北秀之稱。到後來，慧能的門徒神會渡江征服了北國，也可以說是金剛經戰勝了楞伽經。在禪宗上金剛經何以能代替了楞伽經？我想，楞伽雖明佛心要，直指“離四句、絕百非” 的離言法性，但大部分的經文，還是在明“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的法相唯識哲理。由此而直探離四句，絕百非，斬斷一切糾葛，真證佛心的人，自然不樂受這些法相哲學。金剛般若恰恰是直明“無相性空”，這也正是禪行者日夜所追尋的境域，所以樂為接受。還有，楞伽經有立有破，漸悟漸證，重在事修；金剛經則以悟入性空，有破無立，頓悟頓證，重在理悟。[8]
（二）對禪宗與唯識學的論述
從一般說來，慧能以後，禪宗是不立文字，不必研究三藏教理的，只需作禪觀看話頭便了。可是實際上不是如此簡單。依理來說，法舫法師認為，禪宗最重視的即是“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其明心者，心即是唯識所說的八識心、心所法，及其所變的一切法相。明心要了解這一切心法和心所變現的境界。見性的性，即是唯識實性，也就是真如。在禪宗是見性成佛，在唯識則悟入唯識實性，即可成佛。佛學上若不明心，則不能見性，故欲見性，必先明心。所謂“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唯識上若不見圓成實性，則不能了知依他如幻，是一個邏輯。故唯識是以明唯識相、證唯識性而為目的，所以不明唯識相，則不能悟入唯識性，不悟唯識性則不能成佛。其理是一致，唯其修學的方法則有不同了。[9]
依教來講，法舫法師講了四個方面：（１）達摩的教義，依《續高僧傳》，記達摩教義的總綱雲：“如是安心，謂觀壁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識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則入教多途，要惟二種，謂理行也。”理就是明理，行就是起行。如雲： “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舍偽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為，名理入也。行入者，四行萬行同攝：初報怨行……二隨緣行……三名無所求行……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也。”這與唯識五重觀中的遣相證性是一樣的。（２）《楞伽經》的“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 是唯識學上有系統的幾個原理。且《楞伽經》既是禪宗最初的經教，亦是唯識所依六經之一。故唯識與此經的關係至為密切（如天台宗之《法華》，賢首宗之《華嚴》）。（３）自惠能以後，以《金剛經》印心，《金剛》所明的只是法性，是五法中的如如，三性中的圓成實性，和二無我性。所說應無所住，就是實無所得，蓋與法性是相同的。（４）六祖說的《壇經》，為後來禪宗的根本教典。不過後來呵佛罵祖的禪人，把《壇經》也拋棄了。說禪宗不講教理，不立文字，在證悟的境界上原是如此的。可是此一說，就瞎盡了千年來天下禪客們的眼睛！《壇經》雲：“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性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今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這頌中前六句正說八識轉智，後兩句是禪語。又云：“如上轉八識為智也。”教中雲： “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不轉其體也。” （見《六祖壇經》）此中轉識成智，就是明心見性的功夫。此外又說三身的道理，不必具引。如此，誰說禪宗不立文字？不重教義？由此可知唯識學與禪宗的一般關係。[10]
（三）對禪宗與淨宗的論述
對淨宗與禪宗從互相排斥到“禪淨雙修”，法舫法師做了這樣論述，“淨宗與禪宗在趙宋時，互相排斥，水火不容，參禪的不許唸佛，唸佛的也不許參禪。如禪宗有“若念一句佛，罰挑水洗禪堂”和“唸佛一句，漱口三日” 的禪規。可見禪淨不相融和的嚴重情形了。當時永明壽禪師提倡“禪淨雙修”，才把淨土打入禪宗的門庭，他主張唸佛的人要參禪，參禪的人也要念佛。因為永明壽是那時最有聲望的，所以他一提倡，門人信徒從者極眾，他自己是個禪者，也懇切的實行唸佛。並作禪淨雙修的四料簡，其中最有名的二句是：“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修行者能禪淨雙修，就如老虎頭上有雙角，更可增強自己的解脫信念。因他這一提倡，一直到今天，禪淨是雙修的；也就是說從他起，中國的禪宗又起了一種變化。”[11]
宋朝永明壽禪師總一切佛法，而倡禪淨雙修。法舫法師說：“禪宗不離淨土，話頭就變為‘唸佛是誰’”？就是講教的講律的人們，也都兼修淨土法門。明朝蓮池藕益諸大師更為發揚光大。有禪淨合一的論調，就有禪淨爭鬥的曲子，這是代不乏人的事情。淨土法門在現在中國社會流行普遍的原因，是因這種法門最簡單最穩固的，愚夫愚婦，極易修習，老年高隱的人，不習教理的人，都以此法門為最適宜”。[12]
（四）對禪宗與宋明理學的論述
法舫法師認為禪宗對宋明理學影響很大，佛學在趙宋時，亦極鼎盛，特別是禪宗。“宋代釋家以禪宗為最發達，故宋儒即以禪宗代表釋家。他們說釋家的不是多說是禪理的不是”。（宋元學案）印度文化，其在思想方面，給與“宋學派” 以新的刺激與新的題材，“宋學派” 所以產生，一方面固由於訓詁學末流的反動，一方面實被佛學的“本體論”所引起。法舫指出：“宋儒雖表面說是承繼孔孟的道統，其骨子裡並不然，孔孟講倫理社會，宋儒講養理氣，這理氣的功夫便是偷了佛學的禪功。歷史上記載的禪宗和宋明理學先生往來的很多，而且很密切，不能一一引述了。”[13]
7.《法舫文集》2卷39-41頁《從中國佛學史看唯識學》
8.《法舫文集》1卷206頁《金剛經講話》)
9.《法舫文集》2卷44頁《從中國佛學史看唯識學》
10.《法舫文集》2卷45頁《從中國佛學史看唯識學》
11.《法舫文集》2卷46頁《從中國佛學史看唯識學》）
12.《法舫文集》5卷188頁《一九三○年代中國佛教的現狀》
13. 《法舫文集》3卷186頁《佛學與中國文化》
2015-10-10
（梁建樓，河北井陘法舫文化研究會會長，河北省法舫文化研究會指導委員會副主任。文章來自河北省第五屆禪文化論壇，主題是：法舫與河北佛教對外交流研討會。編輯程淑萍。）
閱讀更多 法舫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