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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自安史之亂後，地方割據勢力越來越根深蒂固，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與中央相對抗。不僅政令時常不出中央，連皇帝有時也不得不到外地避難。
唐憲宗李純有心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藩鎮勢力。主張用武力平定地方割據勢力的宰相武元衡，力推朝廷拿盤踞在淮蔡的節度使吳元濟開刀。
此時，勢力範圍毗鄰吳元濟的淄青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感覺到有些不妙。儘管朝廷一直對他的擁兵自重採取綏靖政策，但此刻中央軍用兵討伐吳元濟，難免讓他有唇亡齒寒之憂。
李師道是當時佔地最廣，勢力最大，態度也最為跋扈和狡黠的一個方鎮。別的節度使需要邀寵固位，通過討好中央來鞏固個人勢力，但李師道不用這一套。
他的地盤包括了十二個州，並佔有今天山東沿海一帶，得盡漁鹽之利，有人口三百多萬。這個獨立王國自李師道的祖父、父親、兄長，傳到李師道已經歷四世，堪稱根基牢固。他們擅地自專，文武官員向來都是自己任命，也從不向朝廷上交貢賦。
說白了，不知中央為何物。
越是習慣土皇帝的日子，就越是害怕改變現狀。李師道敏銳地感覺到朝廷中有一絲不同往日的氛圍。
宰相武元衡是積極主戰派，主張用兵討平叛亂，不能姑息養奸。御史中丞裴度受命到前方視察，向皇帝彙報情況時，也主張對藩鎮用兵。這兩人深得唐憲宗的信任。
李師道感覺，應該做點什麼來阻止中央強硬派的抬頭。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凌晨，有刺客潛入京城，一舉殺死了武元衡，擊傷了裴度。刺客還現場留下紙條，上面寫著：“毋急捕我，我先殺汝！”
誰敢抓我，我就滅誰。氣焰十分囂張。
這起罕見的惡性政治事件引起京城大駭，朝野震動。
而其幕後指使者正是李師道，是地方割據勢力企圖以卑劣的暗殺手段阻撓中央以武力削藩的決心。
事情發生後，朝臣們大為驚恐，紛紛給自己找保鏢，保命要緊。至於“國辱臣死”這樣重大的、政治不正確的事件，反倒不見有人敢站出來追查和討伐。
▲ 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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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一名閒官，此時不合時宜地站了出來。結果，原先緘默的朝臣們也都站了出來，不是跟著他呼籲早日緝捕兇犯，而是呼喊著要拿白居易問罪。
這是怎麼一回事？
最愛君先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白居易。這一年，白居易43歲，人到盛年。他母親四年前去世，所以他剛丁母憂服滿後補官不久。
由於朝中沒有人援引，他只是得了個閒官——太子左贊善大夫，即所謂“宮官”，太子宮內的官，不管實際政治上的事。
在母喪之前，他曾任翰林學士、左拾遺，是皇帝的近臣。向皇帝提建議，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習慣。
他的祖父和父親都做過官，所以他也算出身官宦之家。但在唐代，除貴族和高品官外，官員並不能給後代很多庇廕，其家庭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也會有很大的升降變化。在父親去世後一段時間，白家的經濟狀況就一度陷入窘境，當時家於符離（今屬安徽），因遭遇江淮水災，白居易不得不往長兄白幼文任職的浮樑索米求救。
家貧多故，衣食維艱，前程如夢。可以說，白居易的青少年時期過得還是相當愁苦的。
他後來追認北齊五兵尚書白建為自己的近祖，實際上是瞎編的。目的是在注重門閥的時代，以此自高其種姓與門第。但他如此在意自己的出身，不惜附會世系，杜撰郡望，可能也與青少年時期作為寒族子弟的不愉快經歷有關。
只有在科舉路上順風順水的時候，白居易才會不無自得地強調，他完全沒有背景，沒有人脈，全靠實力取得成功。
多年後，他在給好基友元稹的書信中，回憶當年為考進士到底有多拼，白天和黑夜都在讀書，廢寢忘食，以至於內分泌失調，口舌生瘡，皮膚無光澤，年紀輕輕就齒髮衰白。
命運總會眷顧拼命的人。
唐代考進士很難，有句俗話叫“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29歲，白居易就考中了進士。這是相當了得的成就，以至於他一度自誇“十七人中最少年”，在同時考中進士的十七人裡面，他最年輕。
此後，他的考霸地位不可撼動。用他自己的話說，叫“三登科第”，順利得到官職——秘書省校書郎。經歷多年的困頓漂泊後，終於在京都定居下來。
▲ 仲麻呂和楊貴妃，電影《妖貓傳》劇照。白居易根據李楊的傳說，寫出了不朽名詩《長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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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武元衡被刺後，白居易不顧自己東宮官的身份，第一個站出來上書言事，亟請捕賊雪恥。
後來，他解釋自己為什麼要站出來，說：國辱臣死，這樣前所未有的事，就算職位再卑微，也不當默默，而應倍感痛憤。
其實，早在六年前，白居易就對包藏禍心的李師道有過看不過眼的事。當時，李師道奏請用私人錢財收贖太宗朝名臣魏徵的舊宅，以此為自己樹立形象，撈取政治資本。唐憲宗未能識破李師道的用心，宣稱“甚合朕心”，並讓時為翰林學士的白居易撰寫《與師道詔》。
白居易則借寫詔書的機會，表達了他的意見。他說，魏徵是先朝忠臣，其宅第是唐太宗特賜，李師道是什麼人，竟有資格收贖魏徵舊宅？他建議，收贖魏徵舊宅這件事，不能讓李師道參與，而要中央以官錢收贖，歸還魏徵後人，以表彰忠臣。
史書記載，白居易的意見最終被採納。這才避免了世代叛逆的李師道，出錢為忠臣魏徵的後裔濟窮這麼諷刺的事情發生。
然而，這次面對李師道指使的刺殺宰相案，朝臣們的所作所為卻遠遠出乎白居易的意料：他們對於刺殺案“默默”，對於白居易的仗義多事卻相當“痛憤”。
他們安在白居易身上的第一個罪名是，宮官不當先諫官言事。就是說，諫官沒講話，他卻先講，不應該。
這基本是一條莫須有的罪名。白居易後來申辯說，“朝廷有非常之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
意思是，我自認所作所為出於忠憤，你們說我狂妄，那也無所謂，但要以此給我加罪名，確實就過火了。
然後，平素憎惡白居易的人，拿他四年前剛去世的母親做文章，給了他另一條罪名：傷名教。
這些權貴誣陷“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
名教，即是以忠孝為核心的封建禮教。這種惡毒的毀謗，正在於構陷白居易犯了有悖人倫的“不孝”的大罪。
白居易的母親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確實是墮井而死。不過，白居易對母親十分孝順。他當年高中進士後，未參加完長安城的一系列慶祝儀式，就趕著回家，為了將好消息第一時間告訴母親。
權貴的中傷，使得白居易有口難辯，悲憤莫名。
最終，白居易遭到貶官。先是叫他去做長江以南邊遠地區的刺史，接著，一個叫王涯的中書舍人落井下石，說白居易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長，於是追回前詔，改作了江州司馬。
▲ 被貶江州司馬後，白居易寫出了另一不朽名詩《琵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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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遭貶謫的經歷，幾乎完全改變了白居易的人生走向。
在謫遷中，他常常以“忠而被謗”的屈原、“明時見棄”的賈誼自況，可見其承受的冤抑與憂憤是何等深重。
那麼，朝中權貴為什麼要集體為難白居易呢？
這得從他從政後犀利的政治態度說起。
經由科舉進入仕途的白居易，起初是幸運的。他以卓越的文學才能蜚聲朝野，很快就被擢居皇帝近職，能夠以左拾遺和翰林學士的雙重身份參與朝政。
唐憲宗一開始對他很賞識和信任。他提出的一些刷新政治的舉措，也得到了採納。
他干預時政的手段，除了諫章、廷議之外，還有大量的政治諷諭詩。
或許，正是這些諷諭詩，使得白居易四面樹敵。他後來在給元稹的信裡說：“聞《秦中吟》者，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這些諷諭詩太犀利了，幾乎把權貴朝臣都得罪光了。
人家寫詩，多的是風花雪月，而白居易卻寫成了匕首投槍。終於，他也為自己的不為身謀、不識忌諱、勇於言事，賭上了政治前途。那些曾被他指名道姓公開抨擊，或曾以某種類型的惡德出現在他詩中的政敵們，逮住機會，聯合起來，讓白居易有多遠滾多遠。
官場險惡，人過四十的白居易才算第一次深深地領教到。而且，更讓他絕望的是，明知官場險惡無理，沒有背景的人永遠無能為力。
他的思想，在經歷此次貶謫後，急遽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他在詩中，寫盡了這種無奈而現實的轉變：“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帶有濃厚的明哲保身的色彩，跟他先前犀利的諷諭詩相比，感覺像是兩個人寫的。
於是，積極干預現實的諷諭詩逐漸寫得少了，釋憤抒懷、怡情適性的感傷詩，特別是閒適詩日漸成為白居易詩歌創作的主流。
是的，人家賞識你，是希望你的歌唱得跟夜鶯一樣動聽，不是希望你來充當饒舌的啄木鳥。
當白居易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此後，儘管他重新得到起用，三任刺史，兩度回朝擔任要職。但是，他平淡處之，絕不戀棧，甚至辭去刑部侍郎這個炙手可熱的位置，主動提出分司東都，即到洛陽做一個沒有實權的養老官。
學術界通常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貶，作為白居易從前期的積極用世“兼濟天下”轉向後期的知足自保“獨善其身”的分界線。這是極有道理的。
▲ 實行“中隱”後，白居易以聲色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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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君讀白居易的傳記，時常替他感到惋惜。一個奮進有為的中青年幹部，怎麼就慢慢變成了一個閒適無為的老幹部？
在唐代詩人排行榜前三甲中，白居易是最有從政條件和能力的一個。正如許多學者所論，李白有巨大的政治抱負和文學才華，但不諳封建體制之規則，且志傲性絕，無法適應統治集團的運行規則；杜甫同樣具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且有奉儒守官的家世背景，但性情敦厚，“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和識器，跟李杜很接近，而政治能力高出李杜一大截。
按照正常的路徑設計，白居易應當屬於政治，屬於朝廷，完全有條件以匡時濟世為終身職志。
但是，江州之貶後，他逐步修正自己的人生軌道，在政治上幾乎自暴自棄，不像早年那麼勇於任事，敢於直言，自覺地與朝政保持心理距離和空間距離，實施一種自保全身的策略。後人評價，說他“晚年優遊分司，有林泉聲伎之奉，嘗自敘其樂，謂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詠絃歌，飾之以山水風月”。基本上，就是一個有錢有閒、鎮日作樂的老幹部形象了。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57歲的白居易寫了一首名叫《中隱》的詩，裡面有句子：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
詩中所申述的，是坦誠得近乎露骨的貴族階層的生存哲學。這種生存哲學，為官而不太作為，圓融而近於圓滑。
初讀這首詩，最愛君對晚年白居易還是挺不屑的。你有本事直接學陶淵明辭官歸隱，不然就學屈原抗爭到底，搞這種中庸的路線，深得傳統文化的毒害，跟當年那個犀利的中青年幹部已經形同陌生人了。如果晚年白居易遇上青年白居易，他會不會一點兒也認不出來了？
但是，隨著對白居易身處時代的政治環境的進一步瞭解，最愛君對白居易的人生選擇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他曾經努力過，試圖改變命運，改變社會，改變政治，但他失敗了。他曾經躊躇滿志，發起新樂府運動，希望改變一切不合理的現狀，但他失敗了。他在失敗中認識到，那個年代，固化板結的政治局面，包括黨爭傾軋、宦官專權、藩鎮割據，這些都不是他一個白居易能夠改變的。
白居易的失敗與退化，實際上不應當認為是他的錯誤，而是時代的錯誤。
一個人當然要奮進拼搏，但能否有所大作為，還要考慮歷史的進程。當時的歷史進程，顯然不適合白居易這樣的人有大作為。
他晚年炫耀家妓，沉溺聲色，被認為“憶妓多於憶民”，也不應被簡單鞭撻為“好色無良文人”。畢竟，那個年代，文人狎妓，是風流而不是下流，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古人的世界。更何況，他的縱情聲色，也是出於逃避政治的需要。
一個人在從政的道路上，可以有所選擇。可以選擇作好官，可以選擇作壞官。可以選擇不畏權勢、潔身自好，可以選擇卑身屈節、同流合汙。白居易始終沒有選擇後者，無疑是一個正直的文人士大夫。在當時的官場上，像他這樣超脫不站隊的選擇，同樣需要莫大的勇氣。
白居易死於會昌六年（846年），享年75歲。死前一年，他對自己晚年風情不減、盡日遊嬉有過反思，說“事事皆過分，時時自問身”。
那個時候，老詩人應該會想起，他剛步入仕途，在京城租下宰相關播住過的宅子。宅子的東南角有一叢竹子，是當年關播手植，經過白居易重新修剪打理，形成了一片清幽的環境。隨後，他寫了一段文情並茂的文字《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為庭實焉。
竹子，也是初入仕途的白居易的一種自況。
終其一生，儘管他有過後悔，有過失敗，有過轉折，有過頹廢，但他可以說，無論身處順境逆境，都做到了中立不倚，節概凜然，就像竹子的品質一樣。
這，或許才是白居易最可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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