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以往西方人所说的“网络”主要是指电信网、广电网的话，那么，从本时期开始计算机网络逐渐成为“网络”首选的所指。美国阿帕网向互联网的转变（1983）开创了人际媒体新纪元。电信网和计算机网络的互联不仅是产业界的重大项目，而且是阿斯科特（1934—）等人构思远程通信艺术的对象。电视仍然依托自己强大的网络雄踞传媒霸主的宝座，但沿着模拟技术的老路已经无法实现高清目标，数码化是摆在它面前唯一的出路。传统的传播学、媒体美学和叙事学研究仍然有诸多课题可做，但需要有新方法、新观念，媒体生态学（又译“媒体环境论”）、实证性媒体美学、后经典叙事学的生命力就是证明。
本时期计算机文化研究在西方各国明显升温，以稳重著称的博物馆逐渐留意各种新媒体艺术。政府主导的信息基础设施无疑具备巩固主文化地位的企图，接入明网的各种潜网则成为反文化、自由软件运动和朋克文学的温床。美国计算机协会图形学年会、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荷兰电子艺术节成为数码艺术家相聚的盛会，数码游戏充当了文化产业最有前景的增长点。无数的新作品呼吁包含真知灼见的评论，无数的新现象等待理论家去观察与思考。
在西方，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数码革命吹响冲锋号的时期。1982年，美国《时代周刊》将计算机当成年度人物。大型计算机的功能日益强大，个人计算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入家庭生活，计算机之间（甚至是异构计算机网络之间）出现了互联互通的势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数码现实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就是现实，而不是现实的摹仿、复制或表征；数码戏剧登台亮相，数码电影渐显丰姿，就连电视也纡尊降贵尝试采用数码片头；后现代潮流对传统艺术发起强大冲击，“艺术终结论”不仅是危机感的流露，而且昭示着新机遇的来临。艺术界围绕虚拟现实的探索和理论界因电视左右视听而升温的媒体现实研究彼此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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