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建国之初，高祖就致力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惠帝、吕后继续秉承这一政策，从而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打下了基础。文帝即位后，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再经景帝的继承与发展，从而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文帝仁孝宽厚。即位之初，就连续下了两道诏书——《振贷诏》与《养老诏》，表明他爱护百姓、体恤民情、关心老人和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态度。出于对农业与农民的担忧与关爱，二年(公元前178年)春，他又下诏明确表示要以农立国。同年九月再下诏书，强调农业是天下苍生之根本，民倚之为生。
在推动恢复与发展农业方面，文帝本人率先垂范，不遗余力。十三年春，为了劝课农桑，文帝亲率百官耕田，并命皇后率后宫众人采桑，以为天下表率。为了提倡节俭之风，他还以身作则，裁减了自己的侍卫人马。此后，朝廷又多次重申劝农之旨，倡导重农风气，对官吏中劝农不力者加以惩戒，并诏令各地基层官吏设置“常员”，督促百姓务农力田。在各地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吏员，通过适当的赏赐，鼓励农民发展生产。
农业与气象关系密切，各种自然灾害严重地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后元年间，水旱疾病瘟疫蝗虫等天灾频繁，粮食欠收。朝廷对此十分忧虑，遂下令各级官员，命令他们一方面查实灾情，另一方面要反躬自问，是否因以前过度的奢靡而使百姓无力抗灾。为了战胜天灾，文帝与丞相、列侯商议后下令：各级官员都要献计献策，凡是有利于百姓脱离困境的皆可直言，勿须隐瞒。为了切实减轻百姓负担，朝廷要求各级官府减少铺张，尽可能地少向百姓征收徭役。
农民负担，无外乎赋税徭役。汉时朝廷规定的赋钱和徭役主要有田赋、算赋、更赋、户赋、献赋等。为了鼓励农民的种田积极性，朝廷大规模地减免农民的租税负担。
由于实行了种种鼓励生产的政策，农业生产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民间贫困日久，国家仍无积蓄。自战国后期形成的背本趋末风气重新抬头，奢靡淫秽之风日长，百姓纷纷弃农经商，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正常发展，从而也影响了百姓的生活。
政论家贾谊、晁错等人很早就洞察了这一问题及其症结所在。贾谊斥弃农经商、奢靡淫秽为天下之大残、大贼，指出弃农经商者日众给社会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种粮食的人少而吃粮食的人多，是社会贫困的主要原因。他提议朝廷要重农抑商，使天下人皆自食其力。晁错进一步建议实行贵五谷而轻金玉的政策，推行轻爵贵粟的措施。为了彻底扭转农商的本末倒置，朝廷采纳晁错与贾谊的建议，招募天下民众保粮安农。这样一来，粮价就不会过低，农民就不会穷则思变。国家保住农业这个重心，社会也就安定了。
文帝元年，按照大臣的奏议拟立“太子”。因为文帝为代王时，代王后及其所生4子相继病死，刘启成为长子，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其母窦姬也立为皇后。从此时起，年仅8岁的刘启生活在皇宫里，接受着正规教育，也亲身领略着文帝的施政方针与生活作风。这对他积累经验和政治成熟不无影响。文帝死后，刘启继位，是为景帝。
景帝刘启大体上继承了父亲的执政策略。他下诏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到地广人稀地区去从事垦荒，还规定男子20岁开始服徭役，比过去推迟几年，这样就能为社会多留一些青壮劳力，以便于发展经济。
由于文景期间这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代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尽管政府不断减轻租赋，国家仍然积聚了大量财富。到汉武帝即位之初，京城的各个府库装得满满的，据说钱库里的钱多得数不过来，串钱的绳子由于长久不用，都年久朽断了，铜钱散落遍地几乎无法清点。太仓里的粮食旧的还没有用完呢，新产出的粮食就又储存进来了，装不进仓库的只能堆在仓外，很多都被风吹雨打坏掉了。民间普遍养马，田野布满马群，这同汉王朝初建时那种窘困现象是完全不同的。
正是文、景两位皇帝的努力，才使得汉朝根基得以稳固，人民安居乐业，一片繁荣景象，为汉武帝开拓疆土、通使西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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