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獨特的“關公文化”，它形成於封建社會後期，以關羽信仰為內容特徵，表現為社會信仰、民俗、習慣等文化形態，具有較廣泛的影響。現今供奉關羽的廟宇中關羽形象多為頭戴夫子帽，左手捋長鬚，右手持《春秋》，氣宇軒昂。歷史上關羽秉燭達旦讀《春秋》的故事有其文化淵源，而“秉燭達旦”則促成了關羽讀《春秋》形象的生成。筆者認為，這一形象已經成為“關公文化”的符號象徵，此符號象徵積澱了“關公文化”的豐富內涵，可以在海峽兩岸文化經濟交流中發揮積極作用。
關鍵詞：關羽 《春秋》 文化解讀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出現了以關羽信仰和關羽崇拜為內容特徵的“關公文化”，它表現為社會信仰、民俗、習慣等文化形態，在中國盛行了一千多年，時至今日仍具有較廣泛的影響。如明代文學家徐渭在《蜀漢關侯祠記》中所言：“蜀漢前將軍關侯之神，與吾孔子之道，並行於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縣而已，而侯則居九州之廣，上自都城，下至墟落，雖煙火數家，亦靡不醵金構祠,肖像以臨,球馬弓刀,窮其力之所辦。而其醵也，雖婦女兒童，猶歡忻踴躍，唯恐或後。以比於事孔子者，殆若過之。噫亦盛矣！”在這影響力甚大的“關公文化”中，有一點常被人們議論，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解釋，那就是關羽“秉燭讀《春秋》”的故事在關公文化中的地位。我們留意供奉關羽的祠祀廟宇可以發現，其中供奉的關羽塑像多是頭戴夫子帽，面色赤紅，身著綠袍，一手捋長鬚，一手執《春秋》，常見的關羽畫像造像亦然。如朱仙鎮關帝廟內一座高五丈、雄偉壯觀的春秋樓，其大殿內就有一尊關羽秉燭夜讀《春秋》的銅質塑像。可見關羽與《春秋》確實有著不解之緣，而秉燭讀《春秋》的故事更是流傳甚廣。筆者試從文化學視角對之探析一二。
一、關羽秉燭讀《春秋》的時代印記
歷史上的關羽究竟有沒有讀過《春秋》呢？陳壽所作三國史書《三國志》並沒有記載。《三國志》關羽傳記極為簡略，只對關羽生平做了概述，贊他乃是“萬人之敵，為世虎臣”。劉宋時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其卷三十六《蜀書·關張馬黃趙傳第六》注引《江表傳》曰：“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又見卷五十四《吳書·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裴松之同引《江表傳》謂：“‘蒙曰：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凌人……’”呂蒙此語是針對“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而說的，他認為“關羽實虎熊也”，是一個驍勇善戰的猛將。不僅如此，關羽又熟讀儒家經典《春秋左氏傳》，頗具文士之風度。可見，關羽的對手對他的評價還是很高的。裴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奉劉宋文帝之命作《三國志》之注，“鳩集傳記，增廣異聞”。而劉宋距三國“歷年不遠”，前述兩條裴注可信度應當是較高的。由此可見，歷史上的關羽確實是熟讀《春秋》的。關羽作為一名武將，戎馬一生，卻常手不釋卷，可見其對《春秋》喜愛之深。《三國志演義》第二十七回胡班領王植令欲乾柴引火燒死關羽，就曾窺見“關公左手綽髯，憑几於燈下看書”。其實我們從儒家經學的發展史可以知道，作為儒家五經之一的《春秋》，在關羽生活的漢末三國時期，已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關羽所當之世，閱讀《春秋》已經蔚然成風。魏、蜀、吳三國，喜歡讀《春秋》的政治家、軍事家屢見不鮮。試舉數例：蜀國有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三國志·來敏傳》）；又李密“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三國志·楊戲傳》）。魏國王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鹹傳於世”（《三國志·王朗傳》）；大將李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群書”（《三國志·李典傳》）。而吳國政權中，張昭“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眾書”；諸葛瑾早年亦“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三國志·諸葛瑾傳》）。看來，三國時讀《左氏春秋》的政治家、軍事家的確不少。《左氏春秋》屬於古文經學。眾所周知，古文經學不僅有豐厚的文化底蘊，而且具有經世致用的實用性。三國時政治家、軍事家們讀《左氏春秋》就是希望借鑑其中的歷史經驗作為行為參照和借鑑。同樣，關羽熟讀《春秋》其目的也在於此，但他卻是深得《春秋》大義之旨，其一生亦是義薄雲天，彪炳日月。
由上可知，歷史上的關羽處於一個讀《春秋》之風甚盛的時代，他對《春秋》也是熟而能誦，大得其意，是一員文武雙全的儒將。
二、關羽秉燭讀《春秋》的家學探源
我們翻檢資料又可發現，關羽諳熟《春秋》有其家學淵源。康熙十七年（1678），山西解州關羽故居出土記載關羽祖父的碑刻。清人趙翼《賅餘從考》卷三十五引宋牧仲《筠廊偶筆》載馮景所記解州斷碑一事：“康熙十七年，解州常平村人於昌者，讀書塔廟，廟壯繆故居也。晝夢壯繆授以‘易碑’二字，驚覺，適見浚井者得巨碑數段，昌合而讀之，乃記壯繆之祖考諱字生卒，遂奔告州守王朱旦，朱旦因據碑作記。”據王朱旦所作《關帝祖墓碑記》載：
帝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以漢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梁常平村寶池裡五甲。公衝穆好道，研究《易傳》《春秋》。見漢政蠱戚畹，長秋互竊枋柄，聵戎索，火德灰寒，外枯中竭，絕意進取，去所居之五里許，得芬場一片淨土，誅茅弦誦，以《春秋》《易》訓子。數十年，絕塵市軌跡。至桓帝永壽三年丁酉，終正寢。壽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篤孝有至性，仍先志，具於窀穸於所著讀書處……道遠公廬墓，號踴終喪，歸村居，已為桓帝延熹二歲。明年庚子六月廿四日生聖帝……帝生而英奇雄駿，既受《春秋》《易》，旁通淹貫，以古今事為身任。稍長，娶妻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此碑記簡略介紹關羽之父、祖父生平，明言其家傳《易傳》、《春秋》之學，關羽亦為自幼得學，且旁通淹貫而頗有儒雅之風度。若此記所言為真實，那關羽確是秉承家學，長而《春秋》諷誦上口。但是後人對王朱旦之碑記批評甚多，對其可靠性存有爭論。如趙翼在《陔餘從考》中雲：
按東漢人尚無別號，今既名審字問之，則石磐乃別號，一可疑也；名審則字問之，名毅則字道遠，皆取《論語》、《中庸》之文。其時《中庸》雜在《禮記》中，何以兩代名字恰用《中庸》、《論語》二書？二可疑也；壯繆尚有子興，碑既載其兄，何不載其弟，三可疑也；壯繆歿後，子孫在蜀，解州故鄉尚屬魏、晉，此碑何人所立，並不附見，四可疑也。
趙翼所言頗為在理，但對於探尋關羽熟讀《春秋》的家學淵源而言，真偽其實並不重要。我們知道，封建社會中後期形成的“關公文化”將關羽塑造成一個儒家稱聖人、佛教稱守護神、道教稱之為帝君的人物。關羽此種地位的成型是多種文化作用力的結果，包括封建統治者的冊封、儒釋道三教的尊崇、民間信仰的推助等。故而不論此碑記所述是真是假，都反映了後世關羽崇信者對其家學的尋根探源，以及對關羽熟讀《春秋》一事的肯定和認同。
三、關羽秉燭讀《春秋》的文學表徵
如前所述，關羽讀《春秋》有史可稽，三國時確有政治家、軍事家讀《春秋》的風氣，抑或有家學可秉承。這些都為關羽秉燭讀《春秋》形象的生成提供了豐厚的文化淵源。但關羽秉燭讀《春秋》形象的豐滿、定型，小說《三國志演義》濃墨重彩的描繪，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刊刻於元代至治年間的講史話本《三國志平話》寫關羽出身一段便和《春秋》聯繫起來：“話說一人，姓關名羽，字雲長，乃平陽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眉鳳目，虯髯，面如紫玉，身長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傳》。觀亂臣賊子傳，便生怒惡。因本縣官員貪財好賄，酷害黎民，將縣令殺了，亡命逃遁，前往涿郡。”這段敘寫明確了關羽不僅形容偉岸，而且是一位深明大義，鋤強扶弱的義士。嘉靖本《三國志演義》卷之三寫“一匹馬早先飛出，蒲州解良人也，文讀《春秋左氏傳》，武使青龍偃月刀”。這一描寫，關羽威風凜凜、文武雙全的形象躍然紙上。嘉靖本“關雲長封金掛印”一回，張遼問關羽：“‘公看《春秋》管、鮑之義，可得聞乎？’公曰：‘管仲常言：吾三戰三退，鮑叔不以我為懦，知我有老母也。吾常三仕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常與鮑叔談論，身極睏乏，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常與鮑叔賈分利多，鮑叔不以我貪，知我貧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此是管、鮑相知之交也。”毛本“關雲長義釋曹操”一回，曹操道：“‘大丈夫處世必以信義為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者乎？’雲長聞之，低首不語”。“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的故事《左傳·襄公十四年》中有載：“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射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以上兩段引文體現了《三國志演義》中的關羽也是熟讀《春秋》，深得其意的。我們注意到，雖然毛本對嘉靖本多有刪改，但對關羽識《春秋》大義，義薄雲天形象的塑造是有增無減。這最明確地體現在“秉燭達旦”情節之中。而此情節也是“秉燭達旦讀《春秋》”形象的最直接來源。毛本中“凡例”第三則就說：
事有不可闕者，如關公秉燭達旦，管寧割席分坐，曹操分香賣履，于禁陵廟見面，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兒之慧，鄧艾鳳兮之對，鍾會不汗之答，杜預左傳之癖，俗本皆刪而不錄。今悉依古本存之，使讀者得窺全豹。
“秉燭達旦”故事見毛本《三國志演義》第二十五回，關羽“約事”而暫時棲身曹操處，小說雲：
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操見公如此，愈加敬佩。
毛宗崗《〈三國志演義〉回評》曰：“觀雲長秉燭達旦一事，操欲亂其上下、內外之禮，設心亦甚惡矣。”司馬遷言：“《春秋》，禮儀之大宗也。”“秉燭達旦”凸現關羽不僅讀《春秋》，更是奉守《春秋》大義，執守叔嫂之禮。他處變不亂、貞潔凜然的風姿更為後人敬仰。關羽秉燭讀《春秋》的形象也由此而明確。今河南許昌市著名的春秋樓相傳就是關羽讓二嫂居室，自己在戶外秉燭達旦讀《春秋》的地方。
我們注意到，其實“秉燭達旦”一事在毛本《三國志演義》前就已見於戲劇之中。收錄明代戲曲選集的《風月錦囊》，其中《精選續編賽全家錦三國志大全》二卷中有“秉燭達旦”情節見於“江糜二婦下徐州”選段。關羽在燈下讀《春秋》時有一段自白：
【混江龍】馹舍光寒，四下裡兵戈擾亂，民塗炭。似這等長夜漫漫，待旦何時？恨只恨曹操，沒由來將咱盤算。他只道鳩鶯風陷阱，恁摧殘，豈知我有詩書賦廣、禮義關闌。試看我凜凜鋼刀扶社稷，明晃晃銀燭照赤膽忠肝。他有魯男子雅操，我有柳下惠同班。一個坐懷不亂，一個閉戶無干，一念兒定下了清白千年案，俺轟轟烈烈要把那古人攀。這段自白，體現的是關羽清白的君子形象，不近女色的雅量操行。此段曲文亦為《古城記》襲用，見於《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所收萬曆年間刊本之第十齣《秉燭》。《詞林一枝》卷二所收《古城記·關雲長秉燭達旦》亦同。可見在毛宗崗將“秉燭達旦”添插至《三國志演義》前，此故事大都以關羽不近女色為主題，而在毛本《三國志演義》中，內涵卻成為關羽識大義，執守叔嫂之禮。當然這都是毛宗崗塑造關羽識《春秋》大義的藝術化處理。
四、“秉燭讀《春秋》”文化符號與海峽兩岸交流
歷史上形成的“關公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有著宏富的內容，包括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物質文化有如關公作戰的遺物、遺址，以及後人祭拜關公的各種文物遺蹟，比如關廟。而精神文化則包含制度文化、民俗文化等。這是由於“關公文化”內容的豐富性而決定了它存在形式的多樣性。筆者認為，在關公文化形式中存在一種形態的“轉化”現象。就“秉燭讀《春秋》”這一形象而論，應該是屬於精神文化形態的範圍，但是在“關公文化”的形成和傳播過程中，它卻發生了向物態文化形式轉變的現象。也就是說後來崇信關羽者，敬佩其“秉燭讀《春秋》”，識《春秋》大義，持守叔嫂之禮、君臣之禮的精神，遂以這一形象來塑造關羽崇拜、信仰的物態塑像，並把此塑像作為通往他們心目中“關羽精神”的物態媒介。比如在關羽的故鄉解州關帝廟就建有“春秋樓”，在二層樓正中供有關羽手捋長髯，眼觀《春秋》的形象。湖北當陽的關陵有座春秋閣，其匾額就題曰“秉燭達旦”。而臺灣新竹市青草湖後山普天宮關帝廟所塑立的關公神像總高 50 米，也是左手撫摸長美髯，右手拿一本《春秋》，氣宇軒昂，恰如天神下凡的形象。
如眾所知，任何文化不外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體，內容決定形式，形式體現內容。“秉燭夜讀春秋”形象的“物態化”，使得它成為“關公文化”的表現形式，從被賦予了更豐富的內涵。也就是說，它完成了“內涵擴衍”的程序，從原初的“君臣之禮、叔嫂之禮”擴衍到整個“關公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內涵，包括了關羽的忠、義等內涵，及其一生對《春秋》大義的踐行。所以關羽“秉燭讀《春秋》”的形象也就逐漸成為“關公文化”的象徵符號，其突出表現就是供奉關羽處的塑像、畫像通常依此塑造。我們注意到，後人贊仰關羽，就經常用《春秋》之義，如金石秋編撰的《關帝廟對聯集》，收錄有海內外關廟對聯三百五十九副，其中直接出“春秋”二字者六十二副，約佔百分之十七；以《春秋》命意者可能達到百分之七十。可見，以最能彰顯關羽踐行《春秋》大義的“秉燭讀《春秋》”形象作為“關公文化”的符號象徵，是意味深遠的。文化符號承載著文化的信息和意義。關公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的信仰崇尚與民族心理。基於此，“秉燭讀《春秋》”這一文化符號可以在海峽兩岸的交流中發揮其文化功能。
首先，就此符號所代表的關公文化而言，是海峽兩岸民間往來的重要媒介和橋樑。關羽是海峽兩岸民間信仰中共同尊奉的神祇。據統計，臺灣現有關帝廟 900 多座，信眾眾多。近年來，海峽兩岸人民以關公文化為橋樑，實現了多樣的民間文化交流活動。如東山關帝廟作為臺灣關公文化的發源地，臺灣近 500 座關帝廟是從東山關帝廟分靈或再分靈的，一直以來深受臺灣同胞的敬仰。1995 年，臺灣有關方面邀請東山關帝的神像到臺灣巡遊，恭迎團的船隻從臺灣基隆港開出到達福建東山港，迎接東山關帝神像從海上直航到臺灣，關帝神像所到之處，民眾頂禮膜拜，歷時六個月，在臺灣全島引起巨大轟動。近年來，臺灣已經有 20 個市縣的兩百多座關帝廟的 7 萬名信眾到東山關帝廟參加各種形式的關帝文化交流活動。在關公文化為媒介的交流中，不但加深了臺灣民眾對祖國傳統文化的認知，同時也讓閩臺民眾深切感受到彼此間“人同根，神同源”，骨肉情深的親緣關係和一脈相承的文緣關係。可以說，關公文化很好的發揮了兩岸民間往來的文化橋樑作用。
其次，就此符號彰顯的關公文化精神而論，這是兩岸民眾共同的精神追求。就關羽對義的踐履來說，彰顯了義的豐富性和生動性。他怒殺恃強凌弱的惡霸為鄉民除害，表現出鋤強扶弱的俠義。桃園結義時劉關張盟誓：“雖然異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這裡既有上報國家的忠義，又有下安黎庶的仁義，同生共死的情義。關羽棲身曹操處時，雖然曹操送金銀器皿、美女、綠戰袍、赤兔馬等，都不能籠絡關羽，當得知劉備消息後依然封金掛印，千里走單騎，表現出對舊主的忠義。華容道上關羽釋放落魄的曹操，表現出知恩圖報的仁義。關公文化中蘊含的忠、義精神集中了傳統道德的精華，至今仍具有感人至深的人格力量和感召力。海峽兩岸民眾對關公文化的推崇，實際上體現了對關公文化精神內涵的價值認同。現今臺灣的諸多關帝廟仍然掛著東山先賢黃道周的楹聯：“數定三分扶炎漢平吳削魏辛苦倍常未了一生事業；志存一統佐熙明降魔伏虜威靈不振只完當日精忠”，這充分說明臺灣的關公文化仍弘揚著關羽的忠義精髓，與祖國大陸信眾的精神追求是一脈相承的。同時，關公文化中也蘊含著國家統一的思想內容。雲代郝經在《重修廟記》中贊曰：“獨昭烈帝始終守一仁，武安王始終守一義，盡心於復漢，無心於代漢，漢統卒歸之。”關羽一生以匡扶漢室，一統天下為己任，這也是要求國家統一的積極思想。我們可以利用兩岸民眾共同的精神追求，發揮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功能，為祖國統一大業服務。
複次，弘揚關公文化有助於推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共謀發展。閩臺共同的關公文化給兩岸交流創造了條件，不少臺胞也因此加深了對福建的瞭解，從而帶來投資創業的機緣。如漳州市、東山縣和臺灣有關民間團體以關帝文化為橋樑，以關帝廟為載體，已經成功聯合舉辦了十八屆關帝文化旅遊節，其突出民間性、廣泛性、社會性，強調平等參與和互動，備受海峽兩岸和全球華人的關注，成為兩岸聯誼交流的盛會，經濟合作的平臺。每屆關帝文化節，都有許多臺灣的財團、企業應邀出席，他們被東山人的誠心誠意言行所打動，而東山對臺區位優勢、豐富的水產、旅遊、港口、硅砂資源和優美的環境，增強了他們投資信心和決心，紛紛洽談投資項目。不僅如此，東山關公文化內涵豐富，擁有眾多的信眾，更具有兩岸交流的特殊優勢，完全可以打造關公文化品牌，建立起全新的文化產業，實現祭祀、謁祖、旅遊、飲食、娛樂一體化，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文化帶動經濟，經濟促進文化。海峽兩岸的經貿往來、旅遊開發等活動，將在關公文化的促動下，實現全面交流，互利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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