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錢三強先生不僅是中國最具聲望的科學家之一，還很早就加入了共產黨，在1950年代即體現出了很強的行政管理能力。方毅之後他繼任中國科學院第三任院長，可謂眾望所歸。但出人意料的是，第三任院長並不是錢三強。這是為什麼？且聽知情人葛能全先生娓娓道來。

錢三強緣何未任中國科學院院長

——葛能全先生訪談錄（上）

訪問整理 | 王聰 熊衛民

●　●　●

科學研究應該由誰領導？外行的黨員幹部能否領導好內行的科學家？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科學事業長久面對的核心問題之一。中國科學院歷史上的幾次重要轉折，也都與學術領導和黨的行政領導之間的轉換有關。那麼，學術領導最初是如何確立的？經歷了什麼，在怎樣的背景下恢復的？具體的恢復過程是什麼？恢復之初經歷了怎樣的坎坷？對於這些問題，我們的瞭解還很有限。葛能全先生親歷了中國科學院恢復與加強學術領導的那段過程，是重要的歷史當事人。

葛能全，1938年12月生於湖北，1959年考入武漢師範學院（現湖北大學）中文系，1963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歷任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秘書、辦公廳文書處副處長、辦公廳副主任、學部聯合辦公室副主任、中國工程院黨組成員、秘書長等職，長期擔任錢三強的專職秘書，並曾兼任過原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嚴東生的秘書。

在這次訪談中，葛能全先生回顧了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的前前後後，提供了有關管理學組由來，院長人選及副院長排名順序等許多歷史細節，並辨析了學部委員“增選”的意義，以及其與“增補”、“選聘”之間的區別等。其中，關於錢三強為什麼沒能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袁隆平沒能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等情況的回憶尤其有趣。

受訪人：葛能全先生（下面簡稱葛）

訪談、整理人：熊衛民（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下面簡稱熊）

王 聰（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下面簡稱王）

訪談時間：2016年1月15日

訪談地址：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510會議室

►圖1. 葛能全先生（2016年12月22日王聰攝於葛先生家）

學術秘書處的設立和撤銷

熊：葛先生，今天我們想向您請教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科學院）恢復與加強學術領導的過程。當時，科學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學術領導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麼，這一變革的背景是什麼？在此之前，科學院的學術領導是如何建立的？

葛：據我所知，加強學術領導最早在科學院被提上日程，是在1953年訪蘇代表團回國之後。在這之前，科學院只有一個總的工作方針，即“發揮科學的功能，使之成為思想改革的武器，培養健全的科學建設人才，使學術研究與實際需要密切配合，真正能服務於國家的工業、農業、保健和國防建設。” [1]在這個方針下，明確了三項基本任務，就是：1.確立科學研究的方向；2.培養與合理的分配科學人才；3.調整與充實科學研究機構。但當時，院級層面的領導思路和領導方式仍處於摸索階段，基本上是不成型的。

訪蘇代表團回國後，1953年6月20日，團長錢三強向院常務會議作了訪蘇情況報告，在介紹蘇聯科學院的組織機構時，著重講了蘇聯科學院的院士制度、學術秘書處，以及學部的設置。之後（11月19日），科學院黨組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加強科學院的領導，在院務會議下成立學術秘書處，著重學術領導，院對各所分學部領導，並擬設4個學部 [2]。這個報告於1954年1月28日獲政務院批准。1954年6月3日，成立學術秘書處撤銷計劃局，同時籌備建立學部。

►圖2.1953年2月，以錢三強為團長、張稼夫為代表團書記的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抵達蘇聯訪問（前排左起：張稼夫、華羅庚、錢三強、趙九章）

學術秘書處是在院務會議之下負責領導和指導全院科學工作的機構。當時的學術秘書處有兩位秘書長——錢三強和陳康白，陳康白是黨政幹部，在學術秘書處只是掛名。學術秘書有貝時璋、曹本熹、柳大綱、錢偉長、葉篤正、葉渚沛、張文佑、劉大年等八九位。現在來看，他們都是大師級的科學家。後來被稱為“兩彈元勳”的鄧稼先，當時是近代物理所的副研究員，錢三強把他從研究所調到院裡做副學術秘書。學術秘書處在成立之後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好景不長，因為學術秘書處削弱了黨的領導而顯得有點格格不入，不久就被撤銷了。

熊：據我所知，科學院在1954年同時籌劃了學術秘書處和學部。學部成立後一直持續到今天，而學術秘書處卻在兩年後被撤銷了。這是為什麼呢？

葛：它們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學術秘書處是一個被賦予了很高權位的機構，而學部不是一個機構，只是一個聯絡學部委員的鬆散組織。那時候，還沒有學部是“學術機構”的概念。

王：也就是說，學術秘書處是實體機構，不需要的時候可以撤銷。

葛：大概就是這個情況。

熊：學術秘書處被撤銷的原因是什麼？

葛：學部成立不久，學術秘書處就被撤銷了。至於準確的原因，目前還沒有發現相關材料，也沒有聽錢三強先生說起過。以我個人分析，比較容易想到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形勢需要和人事安排上的問題。那時，隨著制定長遠規劃和“向科學進軍”口號的提出，中央重視科學工作，抽調了一大批能幹的領導幹部來科學院，分別充實到院部和有關研究所，全面加強領導，特別是黨的領導。到院部任職的，資歷都很老、級別很高，但在當時的院級黨政職位中，又不能安排這麼多高級幹部，就把原來主要由科學家組成的學術秘書處撤掉，改設秘書長和副秘書長，作為院黨組的一層行政執行領導。首任秘書長裴麗生，就是從山西省省長的職位上調來的，同時任命了6位副秘書長，除了原學術秘書處秘書長錢三強之外，其餘副秘書長都是黨政領導幹部。

熊：這個變化確實很大，會有阻力嗎？

葛：這個時候，科學院的中心任務已經從兩年前加強學術領導，轉變為加強黨的領導了，這個思想後來從研究所一直延續到了研究室，研究室的黨支部書記 [3]可以指揮科學家任職的室主任。以加強學術領導而設立的學術秘書處，已經沒有條件行使原定的職責了，所以要撤銷這個機構適應新的形勢需要，這是很自然的事。

再說，許多擔任學術秘書的科學家都是卓有成就，並且仍在一線做研究課題、培養青年隊伍，不可能也不願離開自己的研究崗位到學術秘書處上班，他們反而更希望放棄學術秘書的職務完全回到研究所。據我所知，貝時璋就曾明確提出過這樣的要求。

科學家漸受重視

王：請談談“文革”後科學院在恢復和加強學術領導方面的情況。

葛：先說一點相關背景。自1977年9月發出準備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並在前門飯店舉行第一次預備會議以後，科學技術工作和科學家在大家心目中被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熱度。在那段時間，真可以說是“人心向院”，科學院吃香得很。一些作家也紛紛要求採訪科學家，比如寫出《哥德巴赫猜想》的徐遲。那個時候我在院辦公廳做秘書工作，接待過很多這樣的人。

關於接待徐遲採訪，我是親歷者之一。1978年初的一天，《人民文學》雜誌社的周明拿著介紹信，陪著徐遲來到科學院院部要求採訪陳景潤。當時的徐遲還沒什麼名氣，陳景潤名聲已經很大了。1973年，新華社記者就在“內參”上寫過陳景潤，反映他工作條件艱苦，身體又有病等情況，江青還把“內參”轉給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先給陳治病。從那時起，陳景潤便成了名人，特別是在科學院以外炒得很熱。秘書處讓我接待徐遲。我考慮，鬱文曾經在延安辦過報紙，對文化宣傳報道很有經驗，便請示他，問他能不能見見徐遲和周明。鬱文和他們談了半個來小時，然後讓我聯繫數學所準備接待，還特別交代要給他們安排住中關村招待所。徐遲很快寫出了《哥德巴赫猜想》，先登《人民文學》，2月17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樣一來，又鼓動了更多的作家和記者來寫科學家，報紙雜誌上發表了不少報告文學作品，甚至著名劇作家曹禺也來過科學院，我也帶他見了鬱文，他本來想寫關於科學家的劇本，後來沒見寫成。

►圖3. 1978年3月，陳景潤和華羅庚、張廣厚和楊樂（右起）在全國科學大會上

熊：從後來的發展看，科學大會真是造成了全國科學熱。

葛：當時的“科學熱”還表現在人事方面，許多重新工作的幹部被派到科學院。1979年科學院有11位副秘書長，其中8位是從院外調來的；還有7位副院長和5位不兼行政領導職務的黨組成員，也有多位是院外調進的。5位科學家副院長，除了錢三強之外，其他4位都不是在院裡主事的。一般說，大事決策由院黨組作，執行主事則由秘書長和副秘書長負責。那時，院外科學熱，院內的學術領導基本上沒有提上日程。

除了社會氛圍之外，恢復學術領導還需要政治上的大環境。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決議中有一句最關鍵的話——“從1979年起，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科學技術和其它領域一樣都得適應這樣的大局、大環境。

在之後的1979年1月23日，中央領導王震、方毅、鄧穎超出席了科學院的學部委員春節茶話會，在京（含天津）身體尚好的約七八十位學部委員出席了，這標誌著被“砸爛”12年的中國科學院學部，開始恢復活動了。

王：這應該是一件很有影響的大事，尤其在知識分子政策方面。

葛：是的。關於茶話會，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當時我是錢三強秘書，負責通知所有能夠通知到的在京學部委員出席。茶話會結束之後，突然得到通知，出席的學部委員名單要見報，這意味著必須落實到會學部委員的名字。那個時候沒有桌籤，只有第一桌有專門留的位子，其餘都是隨便坐的；並且，當時是用發請柬的方式通知的，誰來了誰沒有來並不都掌握，所以沒有準確的出席名單。

在那個年代，名單見報是很有意義的。對此，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恐怕難以想象。“文革”以來，大家都非常關注見報的名單，以及名單的排序。通過這些信息，人們可以琢磨上層政治鬥爭的具體情況。名字沒有見報的，要麼有問題，要麼問題還沒有定性。用這個標準猜測政治人物，可以說十猜九準。如果看到哪次毛主席或周總理在接見外賓的時候帶了幾位科學家 [4]，這意味著那些科學家已經通過了審查，不是敵我矛盾，可以被“解放”了。每到這個時候，大家就奔走相告。所以，茶話會的名單見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為什麼對這件事記憶猶新呢？因為這件事一時讓我們很犯難。我們有些書生氣，認為沒出席的人見了報怕不好，而出席名單又很難核實。這個時候，錢三強告訴我們：統計不准沒關係，發了請柬的都見報。這時的錢三強已是副院長了，而且是唯一一位進了黨組的科學家副院長，他說話是有權威的。我們按照錢三強的意見做了。1979年1月27日，《人民日報》報道學部委員茶話會，大字標題是“團結全國科學家儘快實現四化”，我們提供的學部委員名單全部見報了。這麼多學部委員同時見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信號，這件事影響非常之大。我講的是大事件中的一個歷史細節。

熊：這個細節很有趣，也有歷史價值。

葛：接著，又有一個重要的政治信號。1979年11月1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科學院建院三十週年茶話會，鄧小平、李先念、鄧穎超、胡耀邦等領導人都出席了。嚴濟慈代表科學家講話，他的浙江東陽話很不好懂，但他講話速度很慢，聲音很大，他在主桌，估計在同桌的幾位中央領導同志是聽明白了的。嚴老講話提出的兩條建議非常要害，概括起來就是：第一，要更好地發揮科學家在學術上的帶頭作用和指導作用；第二，要按照科學的發展規律領導科學研究工作。可以說，即使在“文革”前，這樣有稜角、直言不諱的意見也很難聽得到。這不僅是嚴濟慈個人的想法，而是科學家們憋了十幾年的心裡話——不能總甘於外行領導內行，隨心所欲了。當然，嚴濟慈不可能、也沒有明確提出“外行內行”的問題，但意思一聽就明白，在這樣的場合講出這樣的話，相信都會印象深刻，而領導人帶頭鼓了掌。這也說明政治大環境確實變了。

►圖4. 1979年1月23日，嚴濟慈在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茶話會上致辭

加強學術領導的提出

王：科學院提出加強學術領導，也跟當時的大環境有關係？

葛：有直接關係。為了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中心轉移，1979年3月23日，科學院黨組寫了《關於把全院工作的中心轉移到科研上來的幾點意見》（簡稱“幾點意見”）上報中央。其中提出“改革院部機構，加強學術領導和科學管理”，“為了加強學術領導，要恢復學部的組織和活動”，並且明確“學部是在院務會議領導下的學術領導機構，學部委員名額要擴大，要增選近二十多年來作出重要貢獻的科學家，特別要注意增選優秀的中青年科學家”。這是文革過後科學院第一次在文件上提出要加強學術領導和科學管理，以及明確學部是在院務會議下的學術領導機構。按照院黨組文件，實現以上兩個目標的前提措施是“改革院部機構”。如果機構不改革，加強學術領導和加強科學管理只能是紙上談兵。這樣一來，很多事情就擺到了李昌面前。

熊：李昌當時是科學院實際上的一把手嗎？

葛：是，他是主持工作的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和“文革”前張勁夫在科學院的角色一樣。

李昌三十年代在清華大學（下稱清華）念過書，從事“學運”，有一定的學術背景，後來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做過校長。我個人感覺，李昌對科學家的意見還是比較重視的，和那些純粹的黨政幹部不一樣。他和當時兼任院長的方毅也不太一樣。

方毅雖然也重視知識分子，印象往往是以一種領導人的姿態。他和科學家之間不完全是交流和討論的關係，而是“上和下”的關係，比如科學家給他寫封信，提個要求，他會批示表示支持。方毅下到研究所裡有點“視察”的味道，不是真正的“調研”。雖然他和之前胡耀邦在科學院的角色類似，但具體來看，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胡耀邦到所裡調研是什麼都聊，什麼都問，用他自己的話說，叫“脫毛”（增長知識），而不是召集人開個座談會，講一通話走人，即使講話，也從不講空話、套話。

►圖5 李昌

我的印象中，李昌和科學家是一種“平視”關係。雖然他是黨組書記，但不擺架子。他有想法就講出來，不同意可以討論，他並不認為反駁他的意見是對他不尊重。

熊：我聽許良英先生提過，他曾經當著中央領導的面批評李昌把他的稿子改錯了 [5]。

葛：這是完全可能的。正因為如此，我認為1979年院黨組的 “幾點意見”，主要反映了李昌的思想。“幾點意見”中提出“改革院部機構，加強學術領導和科學管理”是很關鍵很有現實性的，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當時科學院存在某種非學術機構的官僚氣。那時候，研究所有不少人反映科學院機關有衙門作風。周光召做了院長以後，在很多場合講過一個例子，說他在理論物理所當所長的時候，有一次到某局辦事，進門之後，接洽的工作人員根本沒有抬起頭對他說話。實事求是地說，這樣的情況在當時院機關有一定的普遍性。

院部機構改革

王：院部機構改革後來進行的情況怎麼樣？

葛：不久之後（1981年），院部機構進行了改革，業務局改為學部，共設五個學部，由學部委員科學家副院長兼任學部主任。其中，數學物理學部主任是錢三強，副主任有學部委員馬大猷、吳文俊、王綬琯；化學部主任是嚴東生，副主任有學部委員張青蓮、陳冠榮、黃耀曾；生物學部主任是馮德培，副主任有學部委員張致一、曹天欽、徐冠仁；地學部主任塗光熾（唯一不是副院長），副主任有學部委員程裕淇、葉連俊、施雅風；技術科學部主任是李燻，副主任有學部委員王大珩、張光鬥、陳芳允。為了工作方便，充實辦事力量，各學部另外配了兩三名非科學家專職副主任協助工作。同時，院裡還設立了農業現代化、能源、環境保護等幾個研究委員會，許多院內科學家被吸收進了這些委員會，比如環境保護委員會中有吳學周、馬大猷、熊毅、曾呈奎、劉東生、馬世駿等。

這樣改革之後，院部機構設置上體現的學術性和管理工作的科學性明顯不一樣了，但新的問題和矛盾也出來了——院機關原有的那麼些副秘書長，還有黨組成員，他們幹什麼？此外，科學家主持的學部變為實體機構以後，日常運行中的一套日常行政事務（如經費、人事、出差、開會等）有了麻煩，誰拍板誰簽字？許多參與科學院領導的科學家的人事關係並不在院機關，按照財務規定，他們簽字是不可以報銷的。諸如此類的問題不斷出現。

熊：真是改革艱難啊。

葛：其實，李昌（當然有方毅的支持）還有很多為了加強科學院的學術領導和科學管理準備採取的改革設想和措施，後來因為種種的原因，沒有能夠兌現，或者短命夭折了。

關於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

王：您提到的這些設想是不是1981年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準備實行的？

葛：對，當時設想科學院要多聽科學家的，科學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再與黨的領導相結合，通過這種模式領導科學院。據我理解，這是籌備第四次學部大會的一個基本思想。我認為這個思想是非常進步而必要的，它真正體現了加強學術領導，而不僅僅試圖在決策討論上增強一點科學家的話語權，並且這一思想也注意到決策的民主性與法律意識。

但需要說明的是，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的籌備工作，是在想法很多、變化很快、意見紛紜中進行的，有些設想在提出和實行時顯得有些倉促，不夠銜接，缺乏完整性。比如，由學部委員大會推選科學院院長、副院長，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 [6]。這一條是1979年3月關於學部工作的請示，向中央提出的，文是這樣寫的：“我院院長、副院長的民主推選，對發揚民主，促進我國科學事業的繁榮興旺，會起良好的影響”。“請示”上報後，總體上得到了中央的認可，只是在某些環節上遇到點問題。我見過當時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在這一條旁邊的批示：“請查一下方毅同志任命是否是人民代表大會上選舉或通過”。同時，在請示報告的傳批單上，華又批了這樣的話：“院長、副院長的補選手續請研究”。然後方毅批：“請李昌同志遵華主席批示辦”。不用查，這樣做當然過去沒有過，因為想改革嘛。那就只好按慣例都任命。但完全照過去的辦法做，許多渴望改革的人（包括黨組書記李昌）又不甘心，於是又臨時搞了個折中，把學部委員大會推選院長、副院長，改為主席團會議推選。當然，這也算得上在民主性與透明度上是一個不小的進步。

熊：具體是怎麼做的？

葛：按照中央精神修改了科學院的試行章程，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只選舉院主席團，選出29名成員，其中3名執行主席為嚴濟慈、李昌、吳仲華。推選院長、副院長的主席團會議，也就是中國科學院第一屆主席團（現稱學部主席團）的第一次會議是在京西賓館召開的，我作為工作人員一直在現場，時間是1981年5月19日。會議首先由李昌向主席團提交經上級核定的院長、副院長人選名單及排序，並簡要介紹了關於醞釀和審批過程情況。他按照程序詢問大家有無意見，在主席團成員沒有提出異議後，名單由全體鼓掌通過。推選的結果是：院長盧嘉錫、副院長共六位，排序是：胡克實、錢三強、馮德培、李燻、嚴東生、葉篤正。

►圖6. 化學家盧嘉錫在第四次學部委員會議上當選為中科院院長，圖為他與周培源（右）、華羅庚（後）、鬱文（左）在一起

關於胡克實和錢三強兩位副院長的排序，發生過外人可能不知道，或者沒有引起注意的順序變化，這件事透露出某些重要信息。院黨組提交主席團推選的名單中兩位原副院長（即胡和錢）是按1978年的任命順序排序，胡克實排在錢三強之前，算是第一副院長。這一推選結果在當天下午已經見報了。那天，《北京晚報》有個姓韓的女記者根據現場情況寫了報道，登在當天的《北京晚報》上，即胡排在錢之前。但到了晚上，接到了上邊的電話，指示改變胡和錢的排序。

熊：“上邊”是誰，您知道其中的過程和原因嗎？

葛：知道一些。籌備第四次學部大會的初期，我一直在會務組幫助做工作 [7]。開會前不久，院黨組成員、幹部局長吳學珍同志又要我到他負責的人事組。設立“人事組”是這次學部大會獨有的。這與當時改革院部機構，加強學術領導有直接關係。因為除了院長、副院長之外，學部主任、副主任也算院部的領導職務，甚至連學部常委的人選也要考慮種種情況，如學科分佈、院內院外的比例、年齡、身體狀況等。“人事組”可能還有一個任務，多瞭解一些中青年科學家以備將來重用，如接院長副院長的班，還有的會向上級推薦進中委、中紀委、人大、政協等。由於我對院內外學部委員的情況比較熟悉，就把我轉到了“人事組”，所以我知道並且經辦了改變錢與胡排名順序這件事。

“上邊”的電話不是我接的，是吳學珍告訴我並交我辦理的。電話也不是吳學珍接的，我推測應該是李昌接了之後告訴吳學珍的。“上邊”是誰，我不準確知道，當時也沒有問。有印象電話是中組部打來的，中組部根據誰的意見改變排序更不知道。分析應該是既熟悉情況又說話算數的領導人。個人猜想，可能是胡耀邦，他那時已升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對科學院及錢三強和胡克實的情況都瞭解，而且只有他可能會想到這件事。

我連夜通知新聞單位並提交改變排序的名單。第二天，《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都刊登了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閉幕的消息，關於新推選出的院長、副院長的排名順序，變成錢三強排在胡克實之前了。

5月20日上午，學部大會閉幕，全體學部委員受中央書記處邀請到中南海懷仁堂座談。胡耀邦在座談會上講了話。他首先說，這次大會選出了新的領導機構，是我國科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很值得慶賀。他希望全國科學家奮發圖強，深入實際找任務，以主人翁的姿態幹工作。

順便說那天突發的一件不幸事。就在學部委員們乘電梯下樓，準備集體乘車去中南海的時候，物理學家陸學善在電梯間突發心臟病，緊急送往醫院救治，但搶救無效逝世，終年76歲。這也成了我們後來做學部工作的人特別注意的一個問題——千方百計地保障高齡學部委員的安全和健康。

錢三強為何沒有當院長

熊：和同代人相比，盧嘉錫在科研業績和管理經驗上並不見得特別突出。那麼，為什麼把他列為院長人選？為什麼不是錢三強？僅就年齡而言，盧生於1915年10月，錢生於1913年10月，只相差兩歲。這樣安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葛：你的這個問題有相當的代表性，至少許多熟悉情況的科學界人士和當時科學院機關的同志，有過你這樣的想法。直到2013年錢三強百年誕辰座談會上，還有兩位80多歲的資深院士問我，錢先生當年為什麼沒有當科學院院長，說他應該也適合作為院長人選。

關於科學院院長人選的基本考慮，院裡當時給中央寫過請示，並得到了中央的同意，請示是這樣寫的：“郭沫若同志去世後，科學院院長人選問題一直為大家所關心。經反覆醞釀，我們認為，院長還是由有名望的科學家擔任為好” [8]。

►圖7. 1980年7月24日，錢三強應邀在中南海為中央書記處作科技系列講座的首場演講，胡耀邦、萬里等出席聽講

今天，借這個機會把了解的情況講出來，或許能起到一點釋疑作用。先引讀一封李昌的親筆信，是他寫給方毅的，時間是1980年11月30日，寫信時，李昌還是科學院黨組副書記 [9]。信中寫的是關於科學院的主要人事安排情況和意見，明確講到了院長人選問題。

信的全文如下：

方毅同志，

在這次院部小型座談會的過程中，瞭解到嚴東生同志和其他三位同志（馮德培、李燻、葉篤正）都只能抽出一半或稍多一點時間到院工作，而且除李燻同志外，其他三位明年都安排好出國講學或做研究工作。盧嘉錫同志不久前也和我親自懇談了這個意思。這就是說，幾位有威望的科學家是願意做院的領導工作的，但最近期間全部脫產還不可能。

因此，從現實情況出發，院長可能還是三強了，下一屆可再考慮盧或嚴（東生）。

嚴濟慈同志這次表示他年紀大了，要減少在院的領導工作，可考慮他擔任主席團或院務委員會的執行主席之一。

還有，呂東同志問我，胡克實同志是否調走？因他了解到中組部向薄一波同志商量要從一機部調一副部長把克實同志頂出來。這樣鬱文同志的工作又如何安排？幾位科學家提他擔任副院長兼秘書長。

總之，院的人事安排，請你多考慮。

至於我的工作，管虛的比較主動，我身體有病，不能再搞繁忙的行政工作了。

敬禮！

李昌 1980年11月30日 [10]

同一天，方毅在信上寫了批語：“人事問題再面量（筆誤，應為“商”）一下”。

兩位主要領導何時面商及商出何種意見，不得而知，但李昌的信和方毅的批語本身已表明了各自的某種態度，聯繫到後來發生的情況，錢三強沒有列為院長人選，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就在李昌給方毅寫信的第二天（1980年12月1日），錢三強率團訪問美國，12月20日回國。次年1月15日，因感不適到北京醫院檢查，發現心電圖表現為“急性心內膜下心肌梗死”，緊急住院治療。1月19日，北京醫院書面報科學院並中央保健委員會辦公室“病情報告”，稱：“錢三強同志，心電圖檢查發現急性心內膜下心肌梗死於本月15日住院……目前雖自覺尚好，但如心肌梗死繼續擴大，或出現嚴重併發症，即有可能隨時發生危險” [11]同日，李昌看過“病情報告”後即批“將三強同志病情報方毅同志”。

大約三月初，方毅親往北京醫院向主治醫生了解錢三強的病況，同時看望了錢。第二天，我去醫院時，接待方毅的醫生告訴我，方毅問過錢出院後是否還能承受正常工作負擔，醫生把醫院方面的意見告訴了方毅，意思大致是，心肌梗死不是一般性疾病，即使出院了也切不可過度勞累，不能承擔繁重的工作，最好半日工作，不要離京出差，更不要出國。

方毅找過醫生還有醫生所講的情況，我都向三強同志說了，相信他會明白其中的意思。我也猜得到。因為那段時間，錢三強做為院長人選，院內外都有呼聲，認為他的成就、貢獻、名望及國內外影響，都適合當科學院院長。從這方面說，李昌信中的意見也側面反映了大家的呼聲。但在學部大會召開之前，院裡的主要人事安排發生了變化，錢三強不僅不是院長人選，副院長的位次還排在胡克實後面。

（本文受到了“中國科學院院史編撰與研究”項目的資助，原題為《學術領導在中國科學院的恢復與加強》，首發於《史林》2018年增刊）

下週，我們將為您帶來“葛能全先生訪談錄（下）：袁隆平為什麼沒能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敬請期待。

[1]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關於中國科學院基本任務的指示. 科學通報. 1950. 1（3）：166

[2]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目前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今後工作任務給中央的報告. 中國科學院檔案. 1954-1-1.

[3]許多是部隊轉業軍人。

[4]比如1973年10月，周總理接見吳健雄和袁家騮的那一次，有七八位科學家的名字見報了，其中就有錢三強，這是他“文革”初被打倒後第一次露面。

[5]據熊衛民、王作躍對許良英的訪談，2012年10月24日。

[6]關於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和院長、副院長等有關問題的請示. 中科院院部檔案, 案卷號: 81-36-4

[7]因為我同時還承擔著錢三強秘書的工作，所以在會務組只是幫忙——葛能全注。

[8]關於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和院長、副院長等有關問題的請示. 中科院院部檔案, 案卷號: 81-36-4

[9]同年12月15日任命李昌為黨組書記，同時免去方毅的黨組書記，只任院長。

[10]李昌信和方毅批示原件存科學院檔案室，由王揚宗查檔提供複印件並收入《錢三強年譜長編》530頁，2013年10月版

[11]葛能全. 錢三強年譜長編[M]. 科學出版社, 2013. 528

去知識分子網站看一看這些文章：

《第四次全國科技工作者調查報告》出爐，來看科研人員過得好不好

http://www.zhishifenzi.com/news/multiple/4389.html

法國專家公開批評李紅良，武大尚無音訊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depth/4374.html

諾貝爾獎“身價”幾何？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depth/4385.html

不良反應≠疫苗一定有問題，疫苗知識一篇看懂

http://www.zhishifenzi.com/news/medicine/4382.html

虎為何分6個亞種？北大學者利用全基因組分析揭示虎完整的進化史

http://www.zhishifenzi.com/news/biology/4388.html

Science評論撤稿數據庫：撤稿並不都意味著科研學術不端

http://www.zhishifenzi.com/news/multiple/4390.html

（長按複製上方鏈接，瀏覽器打開）

本頁刊發內容未經書面許可禁止轉載及使用

[email protected]

商務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閱讀更多 知識分子 的文章

關鍵字: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張稼夫 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