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達與我是有緣的。一次邂逅，卻一見如故，有了四十餘年兄弟般的交往與友誼。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一天，因為父母年邁，我回鄉下老家幫父母收割自留地的小麥，帶著一身疲累回到建國路71號裡面的辦公室，見時任《延河》編輯部評論組組長陳賢仲先生正與一個身體壯實的客人告別，見我進來，老陳介紹說：認識一下，這是中國作協的雷達，回楊凌西農探母，要回北京。雷達即熱情地同我握手，說他是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畢業後先分配到新華社攝影部，剛調到作協《文藝報》。老家在天水，母親隨在西北農學院（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當校醫的姐姐雷映霞居住，他也成了陝西人。說完這句話，他就匆忙離開，說要趕火車回北京。
想不到回到北京後，他卻不時打長途電話給我，並開始給我寄評論文章，並親切地稱我為“星弟”。
雷達的母親退休前是個中學校長，父親雷轟解放前曾經參加過地下黨，並因此早逝。至於早逝的原因，他從未說過，好像也未說過他是個革命烈士。只是常說，他上蘭大時，姐姐上甘肅省醫學院，他常常把髒衣褲攢下來，交給姐姐去洗。我曾經笑著說他：兩個知識女性，嬌養著一個雷門獨苗。剛接觸，他確實給我留下嬌慣、任性的印象。
雷達是個孝子，常專程或借出差回楊凌姐姐家看望母親。那時的楊凌是個小站，沒有直達北京的火車，這樣西安就是他經常來往的地方。他的嬌慣和任性就在這裡，每次過西安，都要我去車站接送。他多次對我說：“在西安一下火車，看不到你，我就心裡不踏實，只要一見到你，我心裡就踏實了。”一旦來到西安，都要盤桓幾日，來西安，又不願打擾我家，常住止園賓館。自始至終，都非要我全程陪同，逛大街、吃肉夾饃、羊肉泡、麵皮子，看在西安工作的老表姐、蘭大老同學，都不讓我離開。我有三個正上中、小學的孩子，妻子眼睛高度近視，他們準時吃的三頓飯平時都是我經管，雷達卻全不理解。最讓我不適應的是，他精力旺盛，晚上總要讓我陪他說話，討論文學和哲學問題。一聽到我說十點多了，我該回家了，他就傷心地說：“李星，你煩我了，要知道這機會是多麼難得啊。”老實說，那時，我既想又怕雷達來，他一來，我就無家無舍了。
因為常來常往，在省作協大院常出常進，他又是一個熱情似火的人，大院裡幾乎所有人似乎都成了他的朋友。誰去北京，他都熱情以待，請到他地安門外的家吃楊秀清嫂子炒的菜，擀的麵條。以至於他每次來西安，許多人都要請他吃飯，輪都輪不上，他總讓我安排，我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安排並陪吃的“雷辦主任”。
雷達為人的真誠善良，還表現在他對我的幫助和提攜上。那時中國作協全國短、中、長篇小說、報告文學評獎，先由文藝報評論組主辦，後來由創作研究部負責。他由評獎辦公室一般成員，當到辦公室主任，組長，副組長，每屆都推舉我參加。記得有一次的全國性評獎，大家住在頤和園佛香閣西邊據說慈禧太后曾經住過的古建院內，大冬天，那時北京的冬天新鮮蔬菜還很少見到，一天三頓，吃的都是凍雞、凍魚，開始還好吃，到後來，雞魚肉就讓人望而生畏了。難得有一個假日，雷達就請我到他東三環外農村的家去吃麵條。楊秀清嫂子親手擀的手工面，翠綠的蒜苗，紅白蘿蔔丁炒的臊子，按我口味特意潑的油潑辣子，泡過蒜瓣的香醋，讓我大飽口福。以至於到雷達家吃麵條，成了我每次去北京開會期間的保留節目。
雷達有一雙文學的慧眼和一個吞吐中國近百家發表出版小說報刊和書籍的大胃，他電腦中記錄了他每天閱讀小說的感想和筆記。中國小說學會每年一度的小說排行榜評選者的面前，每次都擺放著他依據這些海量信息選擇的提名單，哪些是重點，哪些可以考慮，都標註得一清二楚。但到評選過程中，作為眾所注目的主持人，他卻從不畫框框定調子，虛心聽取著每個與會者的發言，最後，經過三輪投票，決定入榜的作品。每次他都要強調，注意小說新人的新作，多關注外省的小刊物，每年的評選結果都要有新作者，體現年度小說創作新收穫的“亮點”，不光要體現專業性、學術性，還要有會後的發佈會，以新聞性引導一個時段中國小說發展的方向和道路。
日常生活中的雷達不諧世故，有一顆天真的孩童心和呆子氣。有一年我和他在西安鐘樓附近閒轉，他突然對西一路易俗社門口的秦腔名家唱片店發生了興趣，買了十幾個秦腔名家的音像帶，還一盤一盤試聽，怕錄音帶有瑕疵。因為試聽唱片耽擱了一個親戚的午飯。我催他，他卻說：“不去了，吃飯有啥意思。”並跑到一個單位的收發室，要借人家電話，向親戚告假。收發室老漢說，電話不外借。他就有些傷心地批評人家：“你這人怎麼沒有一點同情心……”那個老漢一臉的不解，說：“啥心？你是從外國來的嗎？我聽不懂。”
在作家作品上，雷達有著極度的敏感和超快的寫作能力。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閘門初開，一篇又一篇突破禁區的小說破霧而出。當他所在的中國作協創研室的同仁還在議論又出了一部新作品時，他的文章卻已經寫出來了。何四光的《鄉場上》，古華的《爬滿青藤的木屋》，諶容的《人到中年》……新作佳構迭出，他也以同步的跟蹤評論發表推介。正如中國小說學會的唁電中所言：“雷達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學者、散文家，成績卓著，海內共欽。他的思想充滿著真知灼見，他的文字充盈著激情和詩意。他始終緊緊伴隨著新時期文學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是新時期中國文學最重要的見證人和記錄者之一。”
幾十年來，我以有這樣的朋友和兄長、老師而自豪、驕傲。雖然早在去年初，我就從朋友的電話中知道他積累成疾，愈後不良，他的離世卻仍然讓我有痛失良師益友之感，孤獨而悲傷不已。他病中，我幾次要去北京看望他，都被他嚴詞勸阻，說你也不小了，經不起奔波勞累。及至逝後，我因身體原因也未能去京與他告別，如今，我只能以這粗劣的文字，表達對他的懷念！
（來源：2018年05月02日西安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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