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天，你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生命可能只剩3个月，你会选择怎样度过？
会恐惧？还是会洒脱地直面人生？
最近，有这样一部纪录片《生命里》悄然上线，它关注的是一些临终之人的故事。
当步入人生最后的一刻，人们会怎么做？
“我想要有尊严地活着”
上海一处居民区，有幢漂亮的红色小楼。
这是上海临汾社区服务中心的舒缓疗护区，这里所有的病房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安宁病房。
这里收治的都是癌症晚期的患者。
他们生命所剩时间大多不超过3个月，弥留之际，进入这间特殊病房，保有尊严地告别尘世。
罹患乳腺癌的鲁胜兰自愿来到这里，她说，不想死在女儿家里。
护士问她，很多人来到这里会不适应，有可能一觉醒来隔壁的人就会离开，会不会有压力？
她说，不紧张，没有压力。
身患胃癌的汪明昌老人喜欢音乐，过去每周末，他都会和妻子吃早茶。
住进来前，他明确地告诉医生，不要进行任何积极性的抢救和治疗。他说，不想没有生活质量地活着。
面对死亡，有人担心，因为对亲人和未竟之事仍有牵挂；
有人坦然，淡定地提前挑好自己的遗像，挂在床头。
在这里，医生和护士的首要职责不是救死扶伤，而是通过细致的照料，尽可能减轻病人临终前所受的痛苦，给予他们最后的尊严。
他们帮病床上的奶奶去看望她的老伴；
握着病人们的手，说着安抚的话；
尽所能帮助临终之人完成他们的心愿。
他们所做的，正是“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主要是给临终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包括心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的全面照料，使临终病人的生命得到尊重，生命质量得到提高。
生命的进程无法回避。有人说，“最后的病房”听起来冷酷，但是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感受到了温暖。
“我们最缺的是生死教育”
1988年7月，天津医学院崔以秦教授率先倡导建立起中国第一所临终关怀研究中心。
但是，临终关怀已在国内发展三十年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忌讳谈死亡。
看着患者的病房，有人说：“这个病房挺好的，装修得很漂亮”；
另一个家属却说：“好有什么用，到这样的病房来都是等死的……”
小楼的外面，居民楼的窗户上都挂着镜子，护士说，他们觉得这边“很晦气”，镜子反光，可以把晦气“反回去”。
医生说，我们最缺的是生死教育。人们只认为“优生”才是一个问题，但是有没有想过，“优死”也是一个人的权利。
鲁胜兰老人坦言，自己也曾想过自杀，但想到孩子们，就放弃了。
死亡，是生命走到尽头的过程，但却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在面对亲人的离去时，很多人无法接受，却也没有掌握好的方法。
医院里曾经送来一位病重的老人，他全身都有大小便残留，长了褥疮，手脚指甲有些变黑甚至腐烂。
很多人都想象不到，这竟然是一位大学英语教授。
他只有一位儿子，家人不仅缺乏专业医学知识，也不太会照顾。到医院后，医护人员立即进行了全面的清洗疗护。
老人不能说话，但在这里能得到细心的临终关怀和照顾，体面地离开。
因为难以说出再见，我们始终不敢面对真正的离别——
我们恨不得所有医学科技都能派上用场；
我们总愿相信活下去总比离开更要强；
我们希望即使离开，也要“完完整整”。
但是，这样真的也是他们的意愿吗？
汪明昌希望死后一切从简。老婆告诉他，“死了不是你说了算了。
得过六个癌症的沈阿姨，有一个最大的愿望：捐出自己的眼角膜。
然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因为种种原因，她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调研部常务副主任、上海市社区卫生协会老年保健与临终关怀专业委员会主任施永兴说，中国临终关怀仍处于初期阶段，很难发展的主要原因缺乏死亡教育，大部分医务人员对此接触较少，以及财务负担等。
他认为，应创新的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文化层面的。
面对死亡，人们感到无力，但是能自主地选择人生最后的阶段，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离开
有网友说，临终关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社会课。
负责旁白的演员万茜在微博写下，“直面人生最后的旅程，是勇气上的考验，也是方法上的思索。”
当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告别？
被称为“抗癌斗士”的哈尔滨女孩儿王越，曾经给过一个答案：
笑着说再见。
她生前罹患胃癌，有两个月没吃一口东西，全靠营养液维持生命。但她在生命进入倒计时后，她决定，为自己办一场生前告别会。
“我想在活着的时候，开一次追悼会，和自己的人生好好地告别。”
“我会穿着我喜欢的衣服，摆满鲜花，我会对来宾的衣着有要求，我的口号就是‘天堂人间，我的爱与你们同在’。”
她笑着和到场的朋友家人分享自己精彩的一生，说自己的一生没有留下遗憾。
历经一生，我们有朝气蓬勃的时光，也终将直面病痛、老态龙钟的一刻。
面对亲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给予最多的陪伴，让他们能在最后的时光，勇敢地、乐观地度过。
反思自己，我们也要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在最终的告别到来时，能笑着说出：我这一生没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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