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於2016年5月9日，拍攝：Hannes Jung
立陶宛庫皮什基斯地區附近的一個湖邊，蚊子在水面上盤旋。維爾瑪（Vilma）住在湖邊，五年前，她的丈夫自殺，離她而去。她寫道：“漫長悲痛的五年過去了，我重新拾回了人生中的樂趣。我心中生出了一種全新的感覺——我活了過來。我對看電影或是看歌劇又有了興趣，開始想要劃獨木舟，參加扶輪社（Rotary Club，鼓勵社員提高職業道德，進而提供各項社會服務）的活動，甚至只是再看看日落，我都饒有興致。這就是我的故事。”
拍攝：Hannes Jung
2016年5月21日，在他們立陶宛考納斯市家中的客廳裡，艾迪塔（Edita）坐在丈夫達瑞斯（Darius）的旁邊。這一年的1月，艾迪塔的父親自殺了。艾迪塔寫道：“我坐在這裡，收到你自殺消息時我也在這個位置，一模一樣。當時我坐在這兒，渾身顫抖，祈求上帝，希望這不是真的。我很抱歉，我不是你的理想女兒。但我真的想讓你知道我愛你，我很想很想你。有時候到了星期天，我還是會撥你的號碼，並且等你的迴音；有時候我會在床上縮成一團抱頭痛哭，因為我太想你了。為什麼你要跟我說，你會永遠站在我身邊呢？而你走了，我該依靠誰？現在我騎自行車的時候也會想到你，因為是你讓我想騎就騎的。謝謝你。我很快樂，但我真的非常想念你。我沒有爸爸了，我生你的氣了，因為你離開了我。我愛你，我時常夢到你。你是我爸，但再見了。我愛你。”
漢尼斯·榮格（Hannes Jung）來到了立陶宛，探索這個以高自殺率著稱的國家。下面的這些文字中，這位32歲的攝影師介紹了他的這個攝影項目——“生命是什麼樣的？（How is Life?）”：
人必有一死。大家都一樣。
我還是個年輕人，我知道生老病死，但死神千萬不要現在就降臨。我的人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對於那些被拋下的人來說，自殺總能讓他們開始思考人生。為什麼有些人寧願死，也不願意活在這世上？
立陶宛的自殺率幾乎是歐盟成員國平均水平的三倍，這裡也是全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從宏觀的角度看，在大城市裡自殺往往更加頻繁，而在社會聯繫更緊密的鄉村地區，對生活失去希望的人相對少一些。立陶宛則恰恰相反，鄉村裡自殺的人比較多。四五十歲的男人是自殺的高發人群，而酗酒、失業還有一些別的因素，都是自殺的誘因。
每一個人自殺都各有苦衷，但這並不是個人自由的彰顯。他們往往絕望和疾病纏身，社會和環境因素也是眾多推手中的一部分。
二戰期間，蘇聯吞併了立陶宛，打那時起，立陶宛的自殺率就一路猛增，原本十萬個人中有10個人會選擇自我了結，現在這個數字變成了90人。專家的解釋是集體創傷和身份認同的缺失，而這些都是由蘇維埃政權強制將農場收歸集體導致的。但人們自殺的原因就很複雜各異了，不能都怪到整個國家的創傷頭上。
“生活是什麼樣的？”，這個項目不僅僅是有照片，還有照片主角和他們的個人故事。我讓他們寫下自己的故事，他們的文字在這個項目中極為重要。
我拍攝的是生，不是死，因為死亡是看不見的，它就像虛無縹緲的風，你沒辦法把它留在照片上，但可以捕捉它留下的痕跡，比如那樹被吹彎了腰，水被翻起了浪。
（這個攝影項目的籌拍過程由羅伯特·博世基金資助。為了保護照片主人公的隱私，在文中只顯示他們的名，不透露他們的姓。）
拍攝：Hannes Jung
2016年2月10日，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市“青年服務熱線”的志願者們。安塔納斯（Antanas）是其中一員，她寫道：“在青年熱線工作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人類自由意志的問題。到底在什麼程度上，自殺可以看成是一種人們對痛苦遭遇衝動的、機械的反應，而到了哪個地步它就意味著一個人主動選擇放棄呢？是不是所有人面對著巨大的打擊都會選擇自殺？這我不知道，但我愈發地希望可以尊重他們的個人選擇，不管他們最終走向何處，我都想站在他們身邊，尊重他們所選的路。”
拍攝：Hannes Jung
立陶宛的凱迪利斯基艾市，一個名叫“D”的女性家中花園裡的一口井，照片攝於2016年5月20日。D的丈夫跳下這口井，試圖結束生命。D寫道：“看到丈夫掉到井裡時，我害怕極了，但我已經不記得當時具體想了些什麼。我讓他快點爬出來，他卻說他做不到了。在我媽媽和女兒的幫助下，我們把他拉了出來。”
拍攝：Hannes Jung
帕涅韋日斯附近的一條公路上，汽車留下了輪胎的印記。攝於2016年5月10日。
拍攝：Hannes Jung
2018年3月6日，在扎拉賽市，阿斯塔（Asta）坐在沙發上，攝影師正在給她拍攝人像。阿斯塔小時候過得很困難。她寫道：“有一次，我跟兒子說我多麼想死，這樣一來，所有事情，所有的恐懼就都消散了。但我兒子哇的一聲哭了，他問我，‘媽媽，到時候誰還會愛我，誰還會要我啊？’我的心都碎了。當然，除了我，沒有人會需要你的。歸根結底，我活成這樣到底是誰的錯呢？是我爸媽嗎？因為他們所做過的一切，我都在重蹈覆轍啊。”
拍攝：Hannes Jung
2018年3月1日，帕涅韋日斯，歐根尼婭（Eugenija）家客廳正對著門的書櫃，上面擺著一張兒子佩特拉（Petra）的照片，他也死於自殺。她寫下了這樣的文字：“不要感到孤獨，我們都來自一個相同的世界。希望再沒有人自己結束生命，因為生命是一種饋贈。”
拍攝：Hannes Jung
2016年1月30日，立陶宛庫皮什基斯市，多納塔（Donata）和她的狗狗米庫提斯（Mikutis）躺在床上。多年來多納塔都因為離婚而飽受抑鬱的折磨，這隻狗幫了不小的忙。“感謝米庫提斯幫我找回了生活，感謝他給了我們巨大的愛。十六年來，我們共同度過日常的每分每秒，共同慶祝歡樂時光。我們共同成長，共同生活，共同學習。米庫提斯一直都在，我們的生活也在繼續。我的女兒現在進了大學，我有工作，有她支持，就像這隻狗小時候也有我們撐腰。它從不問什麼，從不說什麼，從不任意評判誰，只是緊緊挨著我，給我溫暖，直到融化我心中所有的堅冰。”
拍攝：Hannes Jung
瓦雷納附近的一個森林，這座城市是立陶宛自殺率最高的地方。
拍攝：Hannes Jung
瓦雷納的小商店裡，一瓶瓶酒填滿了貨架。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立陶宛是全球酒類消費量最高的國家。
拍攝：Hannes Jung
2016年2月20日，瓦雷納一個臨時訓練場上，拉力車飛馳而過。當地青年汽車俱樂部的創始人金陶塔斯（Gintautas）寫道：“我最喜歡的顏色是黑色和白色。所以我參加的所有活動，我都會一頭扎進去，滿懷激情。我努力幫助孩子們，教他們如何辨認路標，儘早學會按規矩開車。”
拍攝：Hannes Jung
2018年2月27日，庫皮什基斯，比魯特（Birute）正在客廳看電視。她不怎麼和人來往，在她眼中，自己是個孤獨的人。我能夠與她結識，是因為比魯特常常為那些孤獨的老人撥打服務熱線。她寫道：“屋宇殘破衰敗/小道雜草叢生/我無法忘懷/也無從獲知/因何等待”。
拍攝：Hannes Jung
拉德基艾附近一個農民家庭的客廳。攝於2016年1月29日。
拍攝：Hannes Jung
2016年2月16日在瓦雷納，特蕾莎在客廳裡跳舞。特蕾莎的丈夫在19年前自殺了。特蕾莎寫道：“當我難過的時候，我會唱歌，演奏，聽音樂。我會盡量放鬆，讓自己有個好心情。我跳舞，我開玩笑，我努力每時每刻都保持笑容。”
拍攝：Hannes Jung
2016年1月29日，小村莊沙拉米耶斯提斯，讓妮娜（Janina）花園中的一隻狗。讓妮娜一家人都在社會問題中掙扎。
拍攝：Hannes Jung
愛德華達斯（Eduardas）是一個牧師，2018年3月3日，他穿過約尼斯基斯市自己教區的一個墓園。2016年，這個地區的自殺率在立陶宛國內排第三。
愛德華達斯寫道：
我們透過一扇門來目送逝者，這扇門就像是兩個世界的界線——過去、當下，和永恆。每次我來到墓園的時候，都會久久盯著那些回憶的記號：那些十字架，碎石，磚瓦以及籬笆，這些東西標誌著人們在此入土，裡面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們珍視的人，我們的摯愛。他們的墓碑簡潔明瞭，通常會寫上姓與名，兩個日期，概括這個人的一生——這段生命中有成就也有遺憾，有喜悅也有悲傷，也許能數出上幾千條事蹟，也許有父親的擁抱，也有孩子的喧鬧。
我常常停下腳步，回想教區裡的大家的故事，儘管他們已經慢慢被湮沒在時間的長河中。能留下的，都是直擊人心的東西，它能觸碰到你的靈魂深處，逼著你問自己，我們為什麼而活？只是為了在我們永遠安息的土地上立上一塊長滿青苔的石頭嗎？
我看著這一大片墓園，隨著記憶回到了2003年的12月。當時我們剛埋葬了一個死者，我經過一個坑，掘墓人正在挖土，偶然聽到他們正在談論這個死者的兒子——他不久後也入土了——找到這些掘墓人，想請他們挖個大一點的墓穴。掘墓人不明白為什麼他這麼要求，以為兒子是想要讓媽媽儘可能漂亮地死去，而當時冰凍的土壤並不會阻礙棺材好好地放進去。不幸的是，在死者的女兒著手準備葬禮時，她在家發現了這個45歲的男人，他自殺了。確實，他們需要一個更大的墓穴。2003年的最後一天，母子二人一起下葬了。
誰能斷定，一個人是自己選擇了死亡，還是死於不成熟、自私、不獨立、對他人的依賴，或者對孤獨和責任的恐懼呢？他們是不是會害怕一旦最親的人死去，最重要的聯繫也就斷了，自己便不再被需要了？然而如果我們心裡有上帝，告別摯愛之痛就不那麼難熬了，因為不管我們是正直的，還是犯過錯誤，上帝都需要我們。這個兒子應該為母親的靈魂禱告，而不是捨棄母親帶給他的生命。他應該繼續活下去，與身邊的其他人一起，享受生命中的快樂。
拍攝：Hannes Jung
2018年2月27日，庫皮什基斯的街上風雪交加。
拍攝：Hannes Jung
立陶宛的帕涅韋日斯，裡曼特（Rimante）坐在兒子曼圖卡斯（Mantukas）的房間裡。兒子是兩年前自殺身亡的。裡曼特寫道：“一個人在家的時候，我會給自己煮杯咖啡，然後到曼圖卡斯的房間裡去——只有在這裡我才能找到有人陪伴的感覺。我可以波瀾不驚地啜著咖啡，和兒子聊聊最近發生的所有事情，還有那些他生前我不太敢開口的事情，現在也不用忌諱了。”
拍攝：Hannes Jung
2016年2月27日，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的展覽中心，觀眾們盯著搖滾歌手安德魯斯·瑪蒙託瓦斯（Andrius Mamontovas）目不轉睛。瑪蒙託瓦斯寫道：“1992到1994年，我主持了一個一個叫做‘今夜之聲’（Voices of the night）的電臺節目。身為主持人，我一個星期要來幾次。節目的內容很簡單，人們撥打我的辦公電話，然後我現場直播出來就好了。他們想說什麼都可以。曾經有一個年輕小夥給我打電話，說和我聊完，掛斷這通電話之後，他就要自殺了。當時我手足無措，只知道面對一個要自殺的人，你只能儘量不停地說下去，有多久說多久，這樣一來，這個人可能就能安全脫離那個傷害自己的臨界線。我和他聊了一個多小時，然後他電話就突然掛斷了。我不知道這一切是怎麼結束的，但我們通話的時候，我問了很多問題，聊了許多事情，儘可能地延長這場對話。幾個星期後，他再次打給了我，感謝我和我們之間那次聊天，他說這把他拉回來了。正是通過這件事，我清楚地明白，一次簡簡單單的聊天能有多大的作用。最近我收到了他的一條消息，上面說，‘記得我們二十年前的那通電話嗎？看，我現在還活著呢。’”
拍攝：Hannes Jung
立陶宛希奧利艾市的十字架之丘，攝於2018年2月23日。
拍攝：Hannes Jung
2018年2月28日，約尼斯基斯，維塔婭（Vitalja）和兩個女兒擁抱在一起。維塔婭寫道：“我曾經想過自殺，嚇嚇我的丈夫，但他一點兒也不在乎，被嚇到的只有孩子們。我想，自殺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只會傷害到你愛的人，只能讓你最親的人難過。”
翻譯：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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