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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在海外多年,但口音始終未變。常有人問我是否北方人,甚至北京人。其實北京口音與天津有很大區別,因為天津方言源於安徽。當年燕王朱棣掃北,帶了一支安徽軍隊從天津大沽口登岸進京。不僅留下了口音,也留下了這座城(當然,最初只是一個衛的建制)的名字,“築城浚池,賜名天津”,取天子津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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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順德一角,還有著舊時模樣

天津和北京這兩座僅相距125公里的城市的區別不止在於口音的明顯差異。在北京問路,答案大都以“東西南北”為導向,而在天津,回答卻多會用“前後左右”。這其中的原因在於,天津有一條海河。人們常說海河是天津的母親河,而在我的生活裡,這條河既近又遠。言其近,是因為我家老屋離河不過一箭之地;言其遠,是因為河堤很高,又有圍欄,因此人與河並不親近。我在孩提時代更喜歡去附近的公園玩,那時它的名字是“市委花園”,得名於與它比鄰的天津市政府。後來,我才知道公園的本名是“維多利亞公園”,是當年英租界的一部分

當時天津號稱有九國租界,其實只有八國佔地,比利時只得一間電車公司。英租界東臨海河,原本是一片荒地,卻是租界中開拓最早也最繁榮的一片區域。公園所在的維多利亞道(今天的解放北路)曾是天津乃至中國北方的金融中心:匯豐、渣打、花旗、鹽業、交通等銀行都曾坐落在這條街上。

花園於1887年6月21日,維多利亞女王登基50週年紀念日時正式開放。後來我有幸看到花園原貌的彩色照片,比“市委花園”時期更典雅些,但結構並未太走樣。孩提時代每次遊園,都帶給我一種旅行感。從正門進去,先看到一處花壇和帶池塘的照壁,山牆上貼有瓷磚,其實並不是很雅緻。花壇左側是一排佈局疏朗的樹木,以及和綠皮火車一個顏色的長椅,直通到花園後牆。每天清晨,玩鳥者都在那裡聚會。他們提著鳥籠一路走來,途中籠子不能垂直靜止,而要隨著人的步伐擺動,大多數人都是雙手各執一隻鳥籠前後擺動,這叫遛鳥,也叫哨哨。籠中的鳥多是黃雀、紫背兒這些鳴聲動聽的小鳥。我常常在園中駐足,靜靜地聽一會兒此起彼伏的鳥鳴聲。後來我喜歡上了京劇,據說人稱“十全大淨”的京劇名家金少山老闆當年就是靠聽鳥叫體會了“嗖音”的技法。

聽鳥叫並不是我去公園的主要目的,而大象滑梯、蹦床等兒童遊藝項目也並非我的興趣所在。我來這裡是為了公園裡的習武者。一般來說,每天清晨會有兩批習武者固定來到公園練武。一批人在花園正後方的一片假山旁,是練外家拳的。另一批人則是在公園右側的兩個涼亭間活動,他們是練內家拳的。當年我也跟老師傅們學了一些皮毛,久不習練已經生疏,而那樣的練武場景也早已蕩然無存。多年後,我客居在巴黎六區盧森堡公園附近,在公園內晨跑時見到幾批習練不同武術門派的人,讓我凝望了許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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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天津老城的城門之一,如今已被拆除

聽評書則是我孩提時代的另一項愛好。天津的大小書館一度曾極其興盛,即便是在1990年代初,評書愛好者依然有書館可去,其中之一便是位於南市的“燕樂”。在有租界之前,天津的中心是更靠北一些的老城,如今的東西南北四條馬路便是曾經的老城牆所在。最早的大戶人家都居住在老城中,後來才遷入租界。南市便位於這座老城的南面,長久以來,那裡是小手藝人和苦力的聚居地,清末開始,那裡被稱為“三不管”。有人說這個名字是因為此處與法租界、日租界及天津老城毗鄰,卻不屬於任何一處,因此無人管理之故。長期以來,魚龍混雜。

燕樂的名字始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名叫“燕樂昇平”,49年後幾經易名,最後改成了“燕樂歌舞廳”,樓下是曲藝演出,樓上則是歌舞廳。很遺憾,我從未在那裡聽過書,但卻聽過幾次相聲。狹小而落敗的長方形房間中可容20至30人,最前端是一方小舞臺。票價8元,贈送茶水:一個白色搪瓷杯裡泡的花茶。兩個座位共用一個暖瓶用以續水。這間屋子裡主要演出相聲和大鼓書,對面一間更小的屋子裡演出評書,票價2元,贈送茶水、蘿蔔乾和瓜子。我記得那時茶杯上印著某間私立醫院的廣告。後來得知院長是一位忠實觀眾,每次看演出時都會送上許多花籃,尤其是給唱大鼓的女演員。送花籃是觀眾給演員額外收入的方法,據說這種模式是演員張子健的父親、快板書演員張志寬從歌舞廳借鑑來的。每個花籃價值10元,後來上漲到了20元。溥儀的族弟溥佐每次聽相聲都要送上好幾十只花籃,直到他臨終前不久。

評書為何票價更低?因為一部評書得講上許久才能完結。聽去過那裡聽書的朋友講,燕樂的說書人除了講一些傳統書目,還說一些民國時期的天津時事,還有一部受歡迎的書是《基督山恩仇記》。說這部書的老先生一再強調,在水牌子 (劇場門口的演出海報)上一定要寫這個名字,而非《基督山伯爵》,因為他的改編源自林語堂的譯本。

當然,現在燕樂已經沒有了,整個南市已經沒有了。說書的老先生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休養在家。消失的又豈止是這些?張學良的舊居成了婚紗影樓,吉鴻昌遇刺的國民飯店變成了快捷酒店,袁世凱的居所成了餐廳,英國人建造的民園體育場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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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三不管”地帶混亂但熱鬧的景象

我家老宅也幾經變遷,它坐落於維多利亞道,是這條街上為數不多的民居。曾祖父從北平遷來後便在這裡落戶,後來將院子的一半租給了榮姓廣東人。聽我奶奶說,他們常在家中舉辦舞會、沙龍。49年後,房屋被拆,新建起了一棟“乾打壘”結構的五層樓房,所謂“乾打壘”,是兩片水泥薄牆、中間灌漿的結構。裡面分割成小單元房,每間二三十平米。我家分到兩間屋子,與另一戶人家共用廚衛。在唐山大地震中,這幢樓是為數不多的倖存下來的四九年後建築。

最後,連這座樓也被拆除,蓋起了一棟號稱是歐式風格的大樓。花園對面的利順德飯店倒是保留了下來,小時候我從公園回家時,經常會從利順德後門入口進去,走到轉門轉上一圈,再從另一面出來。現在裝修之後,它的模樣也大變了。

姨姥姥家的老宅被拆讓我倍為感傷。它也在租界,是一棟四層樓的漂亮哥特式建築。在那裡,兒時的我聽舅舅們說了許多老天津的掌故,比如唐韻笙在天津唱戲時不願降低身價,要與馬連良賣同樣票價以至於叫好不叫座,比如裘盛戎每次來天津演戲便要與他們在新華路體育場踢球,比如當年南開學校和女校的聯誼會,耀華中學(原英國公學)的校服……

舅舅們曾婉拒了我和他們去起士林西餐廳聚餐的邀請,因為“已經不是那個味道了”。我倒還保留著小時候和母親去那裡吃點心的記憶:一樓是烘焙坊和咖啡廳,售賣馬蹄酥、拿破崙、巧克力以及生日蛋糕。咖啡廳讓人想起它遠在維也納那些恢宏典雅的同伴們,大廳中還留有樂隊的位置,以便舉辦舞會。後來,這裡改為了肯德基。

說起西餐,母親常帶我去的是一家名叫“蘇易士”的西餐廳,它位於成都道,是座四層洋房。主人是袁世凱的孫女,民國四大公子之一袁寒雲的小女兒。老太太煙不離手,但身體很好。大掌櫃白白胖胖,很符合傳統勤行兒(舊時對旅店飯館僕役通稱)“響堂鬧灶老虎櫃”的講法,每次都會送我冰淇淋或蘋果派。蘋果派不是麥當勞那種美式蘋果派,而是德式的Apfelstrudel。

現在我回到天津時一般都只是待在家中,有時上街也覺得陌生,好像哪裡都不認識。去年某個假期,我與一位友人通電話,他說他已經堅持臨帖很長一段時間,“今天我臨的還挺應景,是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有晉崩離,維傾柱折;禮亡學廢,風頹雅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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