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著名女性杂志《W》兴师动众地前往洛杉矶采访罗素，这支庞大的采访队伍由一名专栏作家、一名摄影师和若干服装和化妆师组成。
罗素并不排斥此次采访，但思乡病和对虚张声势的厌恶使他从谈话一开始就充满了抱怨。他不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痛恨从洛杉矶到悉尼的长达13个小时的飞行——他恨不得马上带上行李回家！他也不懂美国人为什么对酒精和烟草如临大敌——他喜欢喝酒和吸烟（他从10岁起就是一个烟民）。
“我曾和布鲁斯•威利斯、黛米•摩尔共进午餐，”他抱怨说，“既没有烈酒，也没有香烟。这真是一个假惺惺的社会。即使德国人也知道如何享受，知道如何讲笑话，如何靠喝酒助兴。”
从到美国那一刻起，他就患上了文化震荡症。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然而他在洛杉矶看到了大把的穷人，其惨状几乎令他落泪。
他在电影里看到的美国人个个都是豪饮之士，叛逆起来不计任何后果。然而，他实际看到的，尤其是在洛杉矶，人人都把健康看得如此重要，甚至有专门的警察负责在公共场所取缔吸烟。他曾对自由女神像满怀崇敬，但他在现实中却看到很多美国人排斥外国人，甚至包括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全然不顾他们在二战和越战中是美国的盟友。
到了摄影师给罗素拍照的时候了，他把造型师赶到一边，坚持穿自己的衣服。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他总算坐到了化妆台前，但他拒绝和任何一位工作人员说话，还直接把香烟的烟雾吐向正给他打理头发的发型师。
据摄影师事后说，拍照时罗素突然提出要睡觉。他开始躲着照相机镜头在房间里兜圈，还警告摄影师不要跟着他。发现实在躲不开，他干脆让现场工作人员用胶带捆住他的双手，甚至封住他的嘴，而他挣扎着在镜头前作出一付痛苦状。更加登峰造极的是，他要身旁的摄影师助手将手比划作手枪对准他的太阳穴。“他称之为‘上帝之手’”，采访他的专栏作家在文中写道，“这是在场的每一个人所见过的最可怕的场面。”
该杂志如实登出了这篇文章和这幅照片，他们搞不清罗素是故意向采访人员挑衅，还是他患上了精神分裂。也许是兼而有之。在他眼里，美国人是如此的弱不禁风，他要以新西兰人的强悍方式向他们发起挑战。而他患上精神分裂症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正面临着与结交5年的女友的分手。
在采访中，当被问及与丹妮尔•斯潘赛的关系时，罗素回答：“我们的确越来越疏远，因为我总是不能守在她的身边。有时我会想，她为什么就要放弃自己的工作和某个傻瓜演员厮守在一起呢？”
实际上，丹妮尔已经离开了他，他们的恋情也已宣告结束，只是罗素不愿意承认罢了。
《快枪手》开拍之际，丹妮尔只身飞来美国陪伴他。她放弃了一切，包括她的朋友、家人和事业。
丹妮尔爱他，不仅如此，她还觉得应该对他负起责任，而这是她与其他人相处时从未经历过的。当她在电话里听说身处异乡的罗素因无法与其他演员和睦相处而倍感孤独时，她毅然决然地来到这里照顾他。
丹妮尔在《快枪手》的亚利桑那外景地开始了她的冒险。“我从一开始就高估了自己的忍耐力，”她说，“尽管拍片现场看起来很热闹，但因为你是个局外人，这意味着你必须承受连续数月的孤独和寂寞。只有在结束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人们才会注意到你，而他们的问候方式几乎千篇一律，‘嘿，你这一天是怎么过的？’”
罗素不止一次地告诉周围的朋友他想娶丹妮尔为妻，当他鼓足勇气向她求婚时，她并没有作出他希望得到的反应。她解释说，她的生活是在澳大利亚，而不是在美国。他也劝她参加一些美国片的试镜，并且托人为她安排了几次机会，但她坚持说自己只能适应在澳大利亚工作和生活。除了家庭和朋友的缘故外，那里还有她的乐队——而且，她已经与一档名为《太平洋车道》的电视节目签了约。
说到底，丹妮尔不是那种能够在别人的光环下安心生活的女人。她有自己的梦想和野心，而其中并不包括做一个好莱坞明星的家属。最终，她结束了与罗素之间长达5年的爱情长跑。“我们是因为生活目标的不同而分道扬镳的，”她说，“我能感觉到他身上发生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在洛杉矶度过我的后半生。”
罗素第一次体会到了心碎的滋味，当然这并非最后一次。尽管他们许诺要继续做朋友，但他还是为分手悲痛欲绝。有一次他回到澳大利亚，与朋友一起去看丹妮尔在一家饭店的演出，几乎自始至终他都在流泪。
丹妮尔开始与别人约会，她的新男友是因主演《犯罪时间》、《恋爱中的疯狂炸弹客》和《有去无回》等片在澳大利亚很受欢迎的男演员马库斯•格拉汉姆。有趣的是，格拉汉姆的前女友妮科尔•基德曼也是因为去了美国并移情别恋于汤姆•克鲁斯而与他分手的。丹妮尔和格拉汉姆同病相怜，他们都把好莱坞视为一块伤心地。
直到若干年后，丹妮尔才承认自己心里依然对罗素存有一丝挂念。“我有时会感到后悔，”她说，“我不应该那么轻率地放弃在美国发展的机会，与罗素分手是一个很难作出的决定，我可能因此而失去了生命中一份最美好的东西。”
分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使罗素与他的家庭走得更近了。他开始由衷地羡慕自己父母亲之间的那种彼此恩爱的关系，过去两年中，他与父母的联系很少，现在他重又把注意力转向他们。
与此同时，他也想了很多把自己的根扎在哪里的问题。虽然生为新西兰人，他更乐于把澳大利亚视为自己的故乡。于是，他在新南威尔士州考夫斯港近郊买下了一片方圆五百英亩的牧场，并把父母接过来住。他在牧场里修建了健身房，养了马匹和牛群。当他从美国返回时，他不是呆在悉尼，而是一头扎进自己的牧场，以躲开媒体的追逐。
“只有回到牧场时，我才彻底地放松。”他说，“动物是我的朋友，我喜欢花时间与它们相处，因为它们能够帮助我打开被娱乐圈封锁的心灵。”
与丹妮尔的分手也影响到了他与“再来30英尺的噪声”乐队之间的关系。他一直忽略了他们，就像忽略他的父母一样。如今，随着他与父母关系的复合，他和乐队成员之间也重新建立起了友谊。他们又开始一起写歌，只要罗素一回到澳大利亚，他们就会聚在一起排练。
1995和1996年间，尽管大部分时间用于拍片，罗素还是用事实证明了自己依然是一位多产的创作型歌手。他还想尽办法替乐队作宣传，每当接下一部新片，他都会要求制片人把“再来30英尺的噪声”乐队的歌收进电影原声专辑。如此一来，更多的人知道了这支远在澳洲的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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