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宇
當熟悉的風笛聲再次響起，船上的人們歡笑聲再次傳來
你是否還有勇氣與情懷
拿起這一張通向青春記憶裡最溫暖的票
奔赴泰坦尼克號上那一場生命與愛情的舞會
一艘承載著夢想、悲劇、情懷的巨輪，從萬里之遙的故鄉駛來，從106年厚重的歷史文化駛來，駛進東方，走近大明湖畔。
2018年10月6日—7日，由山東發展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海右文化、齊魯週刊社主辦的愛爾蘭踢踏舞劇《泰坦尼克》在山東會堂盛大來襲。近30位世界級藝術家用舞蹈和音樂全景式地再現1912年那艘大船上的小社會，帶你重新認識泰坦尼克——
不只是“You jump I jump”的愛情誓言，不只是海洋之星的傳說，而是一個大陸曾經的輝煌、一個國家永久的紀念，以及無數生命最後的動人悲歌。
它是一個絕妙的隱喻：它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精華，也是歐洲文明處於世界中心的最後輝煌，一個以為自己強大到永不沉沒的文明結晶，在航行四天後，在兩個小時內消失殆盡。
而這一艘貴族、富豪、貧民、苦力齊聚的巨輪，在兩個小時間所展現出的人性百態，無疑是當時整個文明社會的映射。
一艘巨輪，一場海難，一個“泰坦尼克”號成為了一個文化符號和藝術母題。
百年間，它幾乎成為一個不斷重演的事件、永無止境的循環。但這部被譽為“最賺取眼淚和掌聲”的舞劇大秀並不悲痛，相反它熱烈、激情、氣勢磅礴，充滿對生命和生活的讚美。
對於一場悲劇來說，最好的紀念不是痛哭，而是向災難證明我們的文明足夠堅強——1517條生命提醒著後人，沒有“不沉的方舟”：“世界上任何無法預料的事情都可能發生，要時刻警惕，思索人性，保持謙卑與憐憫。”
這個時代太不缺乏商業破爛，現實的迷失和心靈的疲憊滲透進每個靈魂，自逼厄的生活中當一日逃跑者，從一場舞劇尋到藝術的回聲、生命的真諦、精神的救贖，打撈起對愛最初的嚮往，也許才是這個時代贈予我們的“奢侈品”。
關鍵詞：人性
沉沒與真相：
1912年的階層與人性
▲1977年4月14日，美國洛杉磯，泰坦尼克號事故倖存者92歲的艾德維娜·麥肯茨觀看泰坦尼克號模型。
在泰坦尼克號徹底沉沒的160分鐘內，這艘首富、貴族、貧民、苦力齊聚的巨輪由輝煌走向沉沒，成為了百年曆史中最著名的一次海難。
曾被稱為“永不沉沒的巨輪”的泰坦尼克號上，共有1517人遇難，僅有700多人獲救。遇難者與倖存者並沒有從歷史中消失，反而又以另一種面貌出現在道德和種族主義的話語角力場中，左右撕扯。在這個以“人性”為主題的泰坦尼克尾聲中，可以一眼看盡歷史烽煙、人世浮沉以及民族的悲愴。
“婦孺優先”的等級制度？
泰坦尼克號的救援工作在之後的報道中被讚揚有加，但事實上，人們對“泰坦尼克”號上乘客的生還率做了一個統計，發現了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三等艙中，只有26%的乘客生還，而到了二等艙，這個比率就上升到了44%，頭等艙的生還率是60%。
經過研究發現，頭等艙中的男性乘客生還率，比三等艙的兒童生還率還要高。事實也正是如此，一些乘客後來回憶：事故發生時，三等艙的乘客被船員用槍頂著，要讓頭等艙和二等艙乘客先上救生艇。
為此，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波普諾曾這樣形容“泰坦尼克”號上的“婦孺優先”規則：“在泰坦尼克號上實踐的社會規範這樣表述可能更準確一些：‘頭等艙和二等艙的婦女和兒童優先’。”
救援工作的一開始，船員們按照嚴格的命令執行——船的左舷，只能讓婦女和兒童先上救生艇，船的右舷，在婦孺上完之後，男士可以登船。有人安靜地等待，有人絕望地呼喊，有人野蠻地推搡，有人悄悄地插隊。一個個在生死麵前的人性與道德故事，也就此展開。
作為瑞吉酒店的創始人，阿斯特堪稱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當時的資產超過了1億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駭人聽聞的天文數字——可以輕鬆再造11艘“泰坦尼克”。
阿斯特當時是陪著已經有5個月身孕的妻子瑪德琳一起回美國待產的。當時，阿斯特攙扶著瑪德琳來到了4號救生艇並讓她上了艇，隨即禮貌地詢問了船員：“因為我的妻子待產，能否陪她一起？”但船員拒絕了他：“只有婦女和小孩才能先上艇。”
阿斯特沒有一句爭辯，隨即把手套拋給了妻子，然後默默退回了甲板。後來倖存的船上理髮師奧韋科曼回憶，當時他曾和阿斯特先生在甲板上呆了一會兒，他們聊的都是隻有在理髮椅上才談的小事情。臨別時，奧韋科曼問阿斯特：“您是不是介意我和你握個手？”阿斯特說：“我很高興。”這是這個億萬富翁留在人世的最後一句話。
鮑琛上校和道奇先生在後來的回憶錄裡都寫道，他們認為當時二等艙和三等艙依然有人在睡夢中。費城的埃洛伊斯·休斯·史密斯太太的話印證了他們的猜測，船要徹底沉沒前不久，她在救生艇上聽到遠方傳來悽慘的鬼哭，她說這是三等艙的人在面臨死亡。
三等艙乘客的獲救率明顯低於一等艙和二等艙。批評者認為這反映了典型的階級不平等。不過這必須考慮到船艙的構造。史密斯船長在零點5分下令船員去叫醒三等艙乘客並讓他們穿上救生衣，可是誰能在那麼短的時間裡以如此的方式跑完7公里長的走廊？也沒有人能保證把782個房間的人全都叫醒。
在三等艙的乘客面臨葬身海底的厄運之前，泰坦尼克號上空響起尖利的呼嘯聲，第一枚求救火箭上天，白光照亮了甲板上許多張蒼白的臉，人們的汗水和絕望一覽無餘。火箭像煙花般綻放，對於很多人來說，他們的生命也像火箭，將迎來最後一次短暫的輝煌。
▲1912年，泰坦尼克號沉沒後，白星公司常務董事布魯斯·伊斯梅在華盛頓出席美國參議院聽證會。
“死裡逃生的人”
災難過後，和倖存者一起上岸的，是一個個至今還在流傳的故事。在悲劇的那一刻，人類的天性閃耀出聖潔的光芒。
本傑明·古根海姆的父親是著名的礦業大亨梅耶·古根海姆，擁有美國最大的鉛礦、銅礦和銀礦。在繼承了一大筆遺產後，他可能是整艘船上財富僅次於阿斯特的人。走進吸菸室之前，古根海姆剛剛幫助了不少女士登上救生艇。他在美國的上流社會里以風流著稱——在巴黎，他有一個伯爵女情婦；在紐約，他還找了一個紅頭髮妓女在他家裡當按摩師。但在這個時刻，他說：“我要死得體面，像一個紳士。”
距離沉沒還有68分鐘，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時間不多了。船員們以最快的速度行動，有的救生艇在半空中就被放下海，上船的男人開始多起來。但現場的秩序依舊值得稱道。二副萊托勒說：“所有的乘客簡直就像在教堂裡一樣。”
勞倫斯·比斯利在他的書裡寫道：“一點兒不誇張地說，誰要是坐在家裡閱讀關於這次海難的報告，會感受到比現場乘客強得多的恐懼。我們站在就要沉的船上，看著腳下的甲板一釐米一釐米往下降——可那是一個寧靜的夜晚，船停在這裡，天空如此明淨，大海看起來就像是一方池塘……很多人都懷著奇異的感覺，彷彿這一切都是個即將醒來的夢。”
在船的左側，阿斯特和他的富豪朋友們還在等待最後3艘救生艇。在離沉船還有40分鐘的時候，最後一枚求救火箭被髮射上天。許多人曾相信在遠方看到了一艘船的燈光，現在也已一片黑暗。比斯利在救生艇上回望，他寫道：“泰坦尼克號一動不動，碰撞已經傷到了它的內臟。它放棄了求生的努力，像一個垂死的巨大動物那樣緩緩沉沒。”
倒數第三艘救生艇被放下海。這時泰坦尼克號上還有1600人，其中有100人將倖存下來。三等艙的吸菸室裡依然有人唱歌跳舞。古根海姆在吸菸室待煩了，拿著一瓶香檳回了自己的豪華套間。據說他在途中遇到一個叫亨利·伊其司的船員，對他說：“要是我死了，請你告訴我的妻子，我已經儘可能地做到了我的本分。不能因為本傑明·古根海姆是個懦夫，就讓這艘船上的任何一位女士死去。”
在船上，阿斯特微笑著向自己的妻子揮手告別。阿斯特的曾祖父來自德國，也許這個帶有日耳曼血統的人曾經讀過他們國家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克萊斯特的作品。
他在《智利地震》裡寫道：“正是在這悲慘的瞬間，人類的所有物質財產遭到毀滅，整個自然界險些全部沉淪，而人類的博愛精神卻像一朵美麗的鮮花，開放出來。在目力所及的原野上，各個階層的人們混雜地躺在一起，有王侯和乞丐，有貴婦人和農家女，有官吏和僱工，有修士和修女，他們互相同情，互相幫助，他們從地震中搶救出來賴以活命的東西，都高高興興地分給別人，彷彿這場普遍的災難，將所有死裡逃生的人，都結成了一個大家庭。”
▲這幅油畫描繪了泰坦尼克號郵輪撞擊冰山沉沒後，婦女和兒童優先逃生的畫面。
故事由倖存者講出
卡梅隆在拍攝《泰坦尼克號》的時候，養成了一個習慣：經常會一個人坐潛艇，下潛到泰坦尼克沉船的海底，注視著殘骸發呆。他說：“我彷彿可以聽見1500人在顛簸的船上哭喊”。是啊，這是一艘載有2200多人的巨大郵輪——人類的天性在悲劇的那一刻，有卑微，也有高尚，有自私，也有偉大。
巨輪沉沒之後，很多歐美各國的顯赫人物都命喪大海，舉世震驚。英國人立刻被推到了風口浪尖。英國人為了保全顏面，開始吹噓英國人所謂的“騎士精神”，比如英國紳士在災難發生時讓婦女和孩子先上救生艇，自己則靜靜等待死亡的到來。美國的《紐約時報》則不接受英國人的這套說辭，直接揭露了災難發生時英國國會議員搶著上救生艇，被船員們開槍警告才被迫從救生艇上下來。
在這樣的爭吵之中，許多幸存者成為了口誅筆伐的對象。比如，當年登上泰坦尼克號的8名中國人，其中有6名倖存了下來。當時人們極力謳歌西方優待婦孺的紳士精神時，倉促地將他們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並非像外界所說，倖存的中國人都上了救生艇。26歲的船員Fang Lang在墜入大海中用最後的意識將自己捆綁在一塊木板上，大西洋冰冷的海水沖刷著他的身體，Fang Lang很快便昏迷過去。不久後，巨型的泰坦尼克號完全沉入大西洋。
再次醒來時，Fang Lang發現自己身在一艘全是白人的船上。那是Harold Lowe的14號救生艇經過時，看見漂浮的木板上隱約有個人影，於是下令將他解救，五分鐘後，Fang Lang恢復了體力。他接過因勞累而幾近暈倒的船員手中的船槳，奮力劃了起來，救生艇這才得以快速前進。有乘客在媒體採訪中，回憶起這位中國小夥子，說他“幹起活來像個英雄”。
這8名中國人共用一張船票，登上泰坦尼克號，住進三等艙，他們是船上的鍋爐工，做最艱苦的工作，每天工作十五個小時。按原計劃，他們將在紐約下船，換乘Annetta號，繼續船員生涯來謀生。6名中國倖存者來到紐約的埃利斯島，其他人紛紛下了船，他們卻與上船問詢的移民官發生了爭吵，由於排華法案，他們未能獲准入境，只好返回大西洋，被送往古巴。從此不知所蹤。
百年來的歷史中，這六位失蹤者一直以“卑劣逃生者”的形象出現，無視崇高道德，他們搶佔婦孺座位，偷躲偷藏，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在他們的祖國，這些倖存下來的人則成為另一種觀念的替死鬼。
但事實的真相已經永遠被時間帶走。1912年4月18日，卡帕西亞號抵達紐約港。經過自由女神像時，上萬人在曼哈頓島的巴特雷海岸觀看。在54號碼頭，大約3萬人佇立在雨中默默地迎接泰坦尼克號上的倖存者。這705人承載著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海難的記憶，所有的故事，都是由他們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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