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的父亲(连载三)

缅怀我的父亲(连载三)


四、运动受审、无怨无悔

1945年,我县漳河以北地区解放,漳河南仍由国民党残部和土匪占领,当时属于双方割据,1947年漳北一带实行土改运动。这时期,父亲在日伪时期的公开“保长”身份受到审查。父亲当年是处于地下工作,单线接触人已经失去联系,又无任何文字证明,当时唯一的知情和帮助父亲掩护地下工作者的黄桂林也因保长身份受到审查。他的证词此时已无一点可信度,第一次搭桥的黄镇不能说明当时与父亲接触的人就是共产党。所以父亲尽管把当时情况向土改工作队如实说明,工作队开始不予承认,但他们向上级反映情况后,幸好当时的一位副县长叫安化龙,当听到工作队的汇报后,给工作队同志说:他在与信仁健共同工作期间,曾听老信说过在岗村与皇协军遭遇一事,幸亏这位保长机智勇敢,才转危为安。安化龙的一席话,致使父亲在土改运动中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但对父亲所做的结论是:日伪时期曾任伪保长一职,经审查没有反共行为。至于本人叙述曾以伪职掩护革命一事,因无直接证明材料,暂时不予认定。这一不予认定,使父亲在以后的镇反、肃反、整风反右,四清等历次运动中,每次都会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又都是不了了之。我们子女在那特殊环境的阶级斗争年代里,个个都成了“牺牲品”。特别是我的两位哥哥和两个姐姐,在参加组织、提干和评模上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影响了他们一生的政治命运。

1966年掀起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有人向工作队揭发,说父亲在任保长期间有过捆绑打人的恶霸行为,特别是曾向日伪告密,抓捕我地下党一位姓马的地下党员,为此工作队将父亲隔离审查。后经过工作队多方调查,事实真相大白:父亲在任保长时确实捆绑过一人,可被捆绑者因吸大烟和赌博、盗窃邻居财物,他老父经常教训他仍无悔改。无奈,找到父亲,非让把他儿子捆绑起来狠狠教训一顿。在他老父请求下,父亲只好帮他把儿子绑起,由他老父亲自下手很揍他一顿。

缅怀我的父亲(连载三)

关于抓捕地下党老马,确有此事,但不是父亲告密。事情经过是:1942年秋,敌后武工队员马磷书,一天上午,到我村找父亲传达上级指示。当他走到我家东边小巷(胡同)从北往南行至有三分之一处时,突然发现有几个皇协军出现在小巷口。他情急之中扭头顺原路匆匆返回。这几个皇协军本来是去我家找父亲,因那天父亲没在家(去马头外祖父家)。他们只好从我家出来。刚站到小巷口,恰巧发现老马本来顺小巷往南走,突然扭头往回拐了,他们认为此人形迹可疑,几个人就一起顺着小巷往北疾步追赶。他们边追边喊:“干什么的?站住!”老马无意识的回答了声:“喳!”(魏县南部口音,意思是:啥事?)他们几个一听是外地口音,就大喊:“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了!”老马不理他们,顺着后街往西大跑起来,只听后面砰!砰!两声枪响,子弹从老马耳边飞过。这时老马见龙王庙前有几个人在晒菜(晒粉条),就直奔过去,后边几个皇协军见有群众就停止放枪,只呼喊着:“站住!站住!”等他们跑到晒粉条的福春得父子面前时,老马已跑出村外钻进高粱地里爬下躲藏起来。他们几个见老马钻进高粱地,一个带头的喊着要大家一起搜,其中一个说:“算了吧!他躲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搜查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经他这么一说,还真起了作用,他们几个都乖乖的回村了。老马同志就这样躲过一劫,当天上午他到小东坊,傍晚又返回我村。他没见着我父亲,就自己一人到黄氏祠堂前饭市上,向群众宣传我党减租减息政策,发动群众抗租不交。(以上详细情况是后来老马向父亲讲述的,父亲又讲给我们听的。)

缅怀我的父亲(连载三)

写到这里,顺便来个插曲,真是无巧不有:1977年秋,地区组织在修魏西干渠时,我公社指挥部设在魏县德政公社大斜街村,我当时任指挥部资料兼施工员。最后竣工退场前天晚上,指挥部举行答谢酒宴。参加人员,指挥部全体与各村带队干部。应邀人员,大斜街村大小队干部。我村黄德新、黄景春参与。酒宴上一位年近花甲的长者,时任大斜街五队队长谈笑风生,说起我们这一带的村庄他了如指掌。我很感奇怪,就问他曾到过临漳?他反问我:“你是哪村的?”当我告知:“西岗村。”他有点犹疑。黄德新补充说:“以前叫岗村集!”他一听岗村集,哈哈大笑起来:“岗村集我最熟悉了,那个村姓黄的多,你姓啥?”我说:“姓黄!”他说:“既然你是岗村集的,我打听一个人,他叫黄金声,住在前街家庙西边。”我说:“那是我父亲,我是他三子。”他:“啊!”了声:“你哪年出生?”我说:“1945年”。他深沉地说:“原来你是从未见过面的老侄子呀!”他这么一说,我头脑马上反应出父亲所讲述的当年老马与皇协军遭遇一事,脱口说道:“你是当年在我们那里做地下工作的老马叔吗?”他说:“对了,正是我!是你父亲与你讲过我的吧?”我点头“哼”了一声。他接着问道:“你父亲还好吧?”当我告知父亲病故时,他大为悲伤地说:“当时在你家一次曾与伪军遭遇,你父亲巧妙的化解了这次危险。当年因为在国统区,随时都有身份暴露的危险,上级要求所有地下工作人员必须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你父亲具备了这一条件……”

当我把父亲在四清运动中,被检举揭发当年曾向日伪告密抓捕他一事时,他拍案大怒:“真是胡说八道,那天你父亲根本就没在家。接着他把当年的事情经过,详细地向所在位的三十余位同志,叙述了一遍,与父亲当年讲给我们的经过,毫无出入,完全相同。

这里顺便交代:马磷书又名马呈祥,魏县德政乡大斜街村人。王志刚,魏县德政乡德政村人,二人日伪时期,一起参加了冀南一分区路南支队,临漳县大队,后转为漳北支队。1945年二人同时参加由县大队改编的八路军14纵42旅126团南下,马后来探家未归,被按逃兵论处。

王志刚后从部队抽调到地方工作,解放后曾在河南某市任市委书记,73年逝世,偶尔曾与马磷书有联系。

信仁健,李一农,河北南宫县人,二人是从部队(具体番号不祥)抽调到地方武装临漳县大队工作的,后改编为漳北支队。信曾任支队长。主要活动在临漳和成安交界一带开展敌后工作。 1945年改编为八路军14纵42旅126团,信担任团长。他带兵作战勇猛,身先士卒,所向无敌,南下解放卫辉时牺牲。当时社会上为形容他所带部队作战勇猛无敌,曾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入了老六团,最多活半年”。

李一农因长期在敌后工作,积劳成疾,1942年被上级批准回家养病,后病逝在家乡。

以上情况,是我1977年在魏县德政公社大斜街村听马磷书同志讲述的。

四清工作队对父亲的经历也很同情,但又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父亲的这一段历史,他们问父亲:“你是否感到有点冤屈?”父亲说:“我不感到冤,我比老信他们强(指信仁健、李一农、马三俊等烈士),我好赖还留了条命!可他们把命都搭进去了,又是为了啥呀?特别是小平营马三俊,他与我一样以伪职掩护干革命工作,但在土改运动时就遭受诬陷被枪毙了(后来平反追认为烈士)。与他们比起来,我觉的我还是很幸运的。”父亲的这朴实语言,使四清工作队队长宋秀儒,指导员王云阁很受感动。说这次运动一定想办法把你的问题落实清楚,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四清工作队半途而退,父亲问题仍然没有落实。

缅怀我的父亲(连载三)

1970年,父亲带着遗憾病故。父亲病故后,我下决心要把父亲的问题弄清楚,还父亲一个清白,也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经过反复启发母亲,让母亲回忆当时的每个细节,母亲终于想出成安郭庄牛区长(牛春喜)也来过我家,他每次来时还带着一个警卫员乳名叫崔桂儿,这两个人现在是否还活着就不清楚了。根据母亲的这一线索,我三下成安郭庄,终于查访到崔桂儿大名叫崔风山,当年跟牛区长当通讯员,解放后参加工作,工作单位就在我县民政局。于是我亲自找到他(当时他在西关看守烈士陵园),通过他的间接证明,1975年我入党时,上级对父亲所做的结论是:日伪时期,曾公开以伪保长身份作为掩护,参加地下工作,多次为我党、我军搜集情报,筹集钱粮,并掩护我军伤病员。至此父亲才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父亲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他虽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什么特殊功绩。可他一生光明磊落、秉性耿直、沉着稳健、机智勇敢,对党无限忠诚,历次运动受审,无怨无悔。我认为父亲的品德是高尚的,他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是值得我们后人永远尊重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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