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就是王宗坊和王宗玮，他们是兄弟两人。从1983年2月12日二王在沈阳犯下第一起命案至9月18日被警方击毙的七个月之间，二王凭借枪支和手榴弹造成公安执法人员和无辜百姓18人伤亡（打死9人伤9人），连续5次逃脱警察的追捕。二王逃亡期间，谣言迷漫全国，诸如“二王专打穿警服的”“二王是军队神射手，可以打中天上飞鸟”“二王要杀足一百个人”，给民众带来一定的恐慌。也给公安干警带来极大压力，甚至非当班警员几乎都不穿警服在街上走。
上流传所谓：什么“二王”是因生活所迫，第一次作案呀；专杀干部不害群众呀；什么他们仗义疏财，杀富济贫呀……等等都是虚构。
其实二王在1983年2月12日之前，都只是微不足道的蟊贼而已。
二王出生于沈阳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父亲王家林母亲王春芳都是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的教师。王家林一共生了4个孩子，王宗坊和王宗玮分别是老二老三。二王出生于60年代，童年和少年正好遇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沈阳在文革期间频繁打砸抢和武斗，连东北机器制造厂宿舍也打的不可开交。二王父亲王家林回忆：“文革”时，“保皇派”和“辽沈派”就在大院里武斗，动刀动枪甚至埋地雷。
显然，社会已经乱了，公检法被砸烂，很多流氓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普通的学生也被他们骚扰，被抢劫殴打之内。一些学生为了不被欺负，就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之间经常群殴，形成了很多坏小子。这些坏小子中的一部分人长大以后成为罪犯，甚至杀人犯。二王就在这个时期逐步变坏的！
二王他们兄弟姐妹4个人都是姥姥带大的，由于孩子多，老人也没有严格管教，保证吃饱饭而已。二王中的哥哥王宗坊又瘦又小，身高仅有1米65，经常在外面被人欺负。身高一米85的弟弟王宗玮经常为哥哥撑腰，同别人打架，甚至动刀子。
兄弟两人都越变越坏，在这期间，哥哥王宗坊为了不被欺负开始和一群坏小子混在一起，这是一群扒手。王宗坊开始四处盗窃，于1974年和1975年两次因为盗窃被派出所拘留。
弟弟王宗玮也和哥哥去偷过几次东西，但没有被抓到过。
文革末期的1976年3月，两人翻入沈阳市大北监狱一个值班室盗窃。经过再三搜索，二王没有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却发现有三支手枪，但没有子弹。
盗窃普通物资最多判刑劳教几年，轻微的甚至只是拘留几天，而盗窃军用武器却是重罪，可以枪毙。也许已经有将来做大案的意图，二王冒险将这三把手枪盗走，弟弟当年仅仅19岁。
176年以后，二王似乎开始改邪归正。弟弟王宗玮身材很高，篮球打的非常好，是中学校队主力。因为这一点特长，王宗玮于76年12月参军，加入内蒙古空军某部担任战士，主要在篮球队打球。
而哥哥王宗坊也动用关系，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找个了药剂员的工作。
弟弟王宗玮是一个很会隐藏自己的人，他在部队中表现很好，吃苦耐劳，打球打的好，又练了一手好枪法，同战友和上级相处的也很好。
王宗玮在部队的战友说：我和王宗玮是1976年12月参军的，都分到内蒙古乌兰浩特8162部队46分队，是守备三师直属工兵连。我和他一个班，王宗玮挺爱看书，没有什么脾气，从未和战友发生过什么矛盾。后来听说王宗玮杀人了，在全国引那么大的轰动，我都不敢相信，直到公安局来找我了解情况，我才知道真是和我一个班的王宗玮，唉，人哪，真是说不清楚……
为此，他连续服役4年，还被提拔为班长。退伍以后，王宗玮因为很好的表现，被分配到当时赫赫有名的东北机器制造厂当工人。
不过，这仅仅是伪装而已。兄弟二人盗窃的54式手枪没有子弹，王宗玮利用4年服役期间，先后盗窃了100发54式手枪弹，偷偷寄回家中。当1980年退伍的事后，他还携带另外几十发子弹甚至5个手榴弹离开部队。
哥哥王宗坊也是一样，并没有放弃行窃。1979年，王宗坊因为盗窃贵重物品被警方抓捕。由于此前已经两次拘留，这次就从重处罚，判处他3年徒刑。根据后来调查，王宗坊这次盗窃时间居然是他新婚三天后，等到王宗坊1982年出狱之时孩子已经3岁。
相起来，弟弟王宗玮则迷惑了很多人。在厂工作二年多，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受到工友领导一致好评。
车间的工人说：王宗玮到我们车间是1980年3月，先是工人，后来车间领导看他挺聪明，又是复员兵，就让他当材料员。王宗玮给我的印象是挺文静的像个大姑娘似的，说话也不俗气，讲什么东西逻辑性很强。你问我王宗玮犯罪的根源，我想主要还是受他哥哥的熏染，老祖宗不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王宗坊我们也熟，他要和王宗玮比可差老远了，素质很低，小时候不爱念书，奸懒馋猾他都占到了。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金钱的占有欲害了他。人啥都不怕，就怕贪图钱，这东西太害人了，不然他不会挺而走险，落得个千古骂名，真的。
由于工作努力认真，王宗玮还被评选为劳动模范，到案发时他的名字还贴在大红榜上。后来二王杀人后，警察去工厂了解情况，他的车间主任听说王宗玮持枪杀人根本就不信，认为一定是搞错了。他的工友们也都不信，都认为王宗玮这种老实的复员军人绝对不可能去杀人。
王宗坊放以后，自然就失去了工作，家里有老婆和孩子无人养活。也许是出于贫困的原因，他又开始盗窃，并且让弟弟为他望风打下手。二王盗窃的目标是军队的医院！
为什么这么选择？因为哥哥在军队医院工作过，对这里十分熟悉，知道哪里有钱，也知道什么药品值钱。
而弟弟当过兵，对军营比较熟悉，万一遇到危险也可以及时逃脱。
期间他们就曾经逃过一次抓捕。
一个军队小卖部的营业员回忆，1983年1月的1天，她上班刚打开门就发现店里面站着一个小个子，手中拿着两条香烟。她一把扯住小个子，问他是不是来偷东西。小个子百般抵赖，不承认盗窃。正在此时，突然小卖部里走进来一个穿军服的大个子，严肃的询问是怎么回事。在营业员告知小个子是小偷，试图盗窃店里香烟时，大个子说：这事交给我处理，我押着他去保卫部门。
营业员就松开了手，看着大个子掐着小个子的后脖子出了门。谁知道出门以后，两人立即跳上一辆自行车，逃得无影无踪。后来营业员对比通缉令的照片，认出这两人就是二王。
这些本来都是小偷小摸，算不了什么，抓住了顶多坐牢1到2年。
到了1983年2月12日大年三十这一天的时候，哥哥王宗坊的孩子已经四岁，弟弟王宗玮也有了未婚妻小李，准备年后就结婚。
小李当时年仅21岁，是个长相秀气，温顺老实的普通女孩。她和王宗玮交往2年，感情很好。
二王的生活轨迹却在这一天彻底打破！
沈阳大区小河沿路的解放军463医院给全院职工放电影，医院里面静悄悄的，几乎空无一人。
医院给养助理员吴永春30多岁，是一个标准的军人，身高体壮，性格豪爽。当时他没有去看电影，而是回家去取为战友买的凤凰烟。
在寂静的军医院里面，吴永春突然发现了两个陌生人。推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走在前面，一身空军打扮，戴个口罩的大个子，相距十几米跟在后面，他们奔军医院的小卖部走去。
吴永春入伍是就在这个军医院，此时已经工作了10多年，对医院非常熟悉，显然这两个人都不是医院的员工。
最近沈阳各个军医院频繁发生盗窃事件，吴永春觉得这两个人鬼鬼祟祟，很可疑，就向军医院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民报告了一下。
年已半百的周化民，曾做过保卫工作，他听罢吴永春的汇报，立刻警觉起来，说：他们可能是小偷，赶快找到他们。
二人分头寻找，却没有发现小个子的身影，却发现了站在路边抽烟的大个子。更让人怀疑的是，大个子刚才穿的是黄军装上衣，现在穿的是蓝上衣，这显然是做了改装。
二个人立即拦住大个子询问，路过的汽车司机毕继兵见状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将大个子带入了进门诊大楼的一楼外科诊室。
对于三个人的询问，大个子坚持说是家人要来看病，自己先来准备准备。在询问他的单位时，大个子先是不说，因周化民说要交给公安局处理，大个子才掏出一个工作证：工作证上没有工厂名头，只有姓名、年龄、职务、车间等栏目，上写：王宗玮，二十六岁，工人，六车间。
在抓住大子的同时，吴永春也发现了小个子的行踪。小个子穿着军服，正在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军医院里面绕圈，显然是在找大个子。吴永春仔细观察，发现小个子军服的肩章什么都是伪造的，是用别针固定。此时吴已经断定这两人就是小偷，一把抓住小个子，将他拖下自行车。小个子身体瘦弱，不是大块头吴永春的对手，也被拽到门诊大楼。
周边的一些其他军人听说抓住了小偷，也纷纷赶到，包括军医院教导员刘福山、炊事员老王、医生孙维金、助理员户文成和工人李作舟等人。
搜查小个子的背包，发现三条凤凰牌香烟、一把钳子，还有一千多元现金、三十包味精，以及作案用的锥子等作案工具。此时小卖部的营业员苏桂荣也跑来，说门被撬了，丢了这些东西。
几个人按住小个子，由教导员刘福山进行搜身，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赃物或者做案工具。
傍边的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民则继续一个人盘问大个子，让他交代和小个子是不是同伙。傍边站着工人李作舟，防止大个子逃跑。
周把大个子的工作证交给李作舟，让他去里屋打电话去那个工厂查查，是不是有这个人。
看来，这两人过是偷东西的小毛贼，这些军人也没太在意，没有一个人去拿哪怕警棍在内的武器。
让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教导员刘福山对小个子搜身时，摸到裤兜时候，突然刘脸色大变，似乎摸到什么东西。
刘指导员摸到的是一把上了膛的54式手枪。
与此同时，小个子突然大叫了一声，也许这是他们约定的暗号。
在外屋一直和同周化民狡辩的大个子，听到这声叫喊以后，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大个子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把54式手枪，对准他们连续射击。毫无防备的周化民政委先被打倒，刚刚打完电话进屋的李作舟也中枪倒地，站在门口的助理员户文成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顿时身中数枪。
此时大个子也打光了子弹，赶忙更换54手枪的弹夹。
内屋的刘教导员是一个老军人，对枪声很熟悉，他立即喊道：不好，坏人行凶，有枪。
说着，他一个箭步蹿到房门旁边，操起一人高的挂滴流瓶用的铁架子，隐蔽起来，孙大夫急忙抓起电话筒，“刷刷”地拨动号码盘，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
吴永春和汽车司机毕继兵仍然按住小个子，不让他动弹。
几秒钟后，大个子冲入内间，首先向打电话的孙医生射击，子弹穿透孙医生头颅，电话从他手中落下来。他倒在地上。隐蔽在房门后的刘教导员目睹战友被歹徒杀死，怒不可遏，向眼前的仇敌砸去。
这个大个子块头很大，动作却非常灵活，他向后迅速退了两步，一枪击中刘教导员的要害。
在刘教导员中弹倒在血泊中的时候，刚刚参军入伍的汽车司机毕继兵，举起傍边的椅子，准备向大个子砸去。但大个子反应更快，立即向他开枪，毕继兵中枪后靠着墙壁慢慢躺下，大个子怕他不死，又对准他连开几枪。
此时，屋里仅仅剩下吴永春还死死抓着小个子。大个子冲上来就要开枪，但吴聪明的和小个子纠缠在一起，大个子怕伤着小个子，一时间不敢开枪。吴永春把小个子当作挡箭牌，抱着他猛地向大个子靠近，狠狠地踢出一脚，踢在大个子的左胳膊肘上，吓得大个子后退了几步。
大个子瞄准了1分钟，终于将枪口指在吴的脸傍边开枪，子弹穿透吴永春的脸颊，吴迷迷糊糊的栽倒在地上。
随后，吴听到大子和小个子有如下对话：
小个子说：这小子没死，妈的，他最坏，再给他一枪！
“砰”地又是一声枪响！
吴永春感到喉头一阵麻木，但是神志仍然清醒，子弹穿透了他的喉咙。
小个子说：快把钱收起来！
桌面上响起“刷刷”收东西的响声。
大个子说：糟了，我的工作证没有了，好像有个人拿走了！
小个子说：那怎么办？能找到吗？
大个子说：到那里找去！我打了十多枪，马上就有人来了。快走！快走！
随着一阵脚步声，两个人跑出门去。
这边由于连续十几声枪响，看电影的医院职工纷纷惊慌的跑出来查看原因，遇到了跌跌撞撞冲出来的吴永春，鲜血已经染红了他的衣服。
这是二王第一次逃出法网。
下午1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局长和刑警队政委、队长带着刑警和武警，乘摩托车和汽车，分两批一溜风地先后于1点25分和35分到达现场。
下午2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立即派出追击小组，沿路访问群众，追捕凶手。
几分钟之后，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的领导也都赶赴现场。
公安人员勘察现场，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13枚五四手枪的弹壳。这些射出的子弹头，使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三位人身受枪伤，在病房里紧急抢救，后来除吴永春另外两人陆续伤发去世。
小卖部工作人员苏桂荣向清理现场的公安人员报告说，她看到大个子罪犯被讯问时，曾交出一个工厂通行证，可能还在军医院同志的手里。这个线索对于认定凶手是谁，十分重要。但是当时在现场的人员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几经周折，费去几十分钟，才在李作舟手里找到。这是一张长方形的蓝色纸证，在“通行证”三个字下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头照片，旁边写着王宗玮。公安人员让苏桂荣看照片：回忆一下她所看到的大个子，同照片上的人头是不是一个人？苏桂荣屏住呼吸，瞪大眼睛，仔细端详一阵，然后肯定地说声：“像他！”
下午3点30分：终于确认犯罪分子之一的大个子就是王宗玮；另一个小个子，很可能是王宗玮的二哥，刑满释放分子王宗坊。
得知案犯姓名以后，警方立即组织去二王的家里抓捕，同时开始封锁交通。只是，有过几次入狱经验的王宗坊的动作比警方还快，此时他早已带着弟弟登上了南下逃亡的火车。
需要说明的是，上世80年代中国警方还是非常落后的，根本没有快速处理机制。此次医院报案是很及时的，在案发后10分钟就电话报案。
第一批赶到现场民警也只花了15分钟，也算不错。但赶到现场的民警，却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们还是按照以往所谓检查现场、询问受害人、寻找目击者的流程，一个个人的问，一点点的看，缓慢操作。
王宗玮已经在现场丢失了类似于今天身份证的工作证，发现歹徒是谁压根没有难度，而警方却用了2个多小时。
更有意思的是，明明3点30分就知道案犯是谁，等到查清楚家庭住址到去王家抓捕，已经是晚上23点了，整整过去8个小时。
此时的二王早已逃窜到了北京，无法抓住了。
也许有人质疑当年警方的能力，其实并不奇怪。以前的所谓警察主要处理民事纠纷，刑警办案能力是很低的，更没有快速反应能力。
这一切，一直到1986年1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110报警服务台，正式开展110报警服务工作，警方才可以快速反应。
1987年6月，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大中城市公安局普遍建立110报警服务台的通知》，要求各大中城市公安局在两年内普遍建立110报警服务台。自此时起，110报警电话正式成为110报警服务台。
其实二王此次很失败至今也不知道二王为什么盗窃的时候身上带着枪。
如果没有携带武器，二王被捉住顶多也就三年五年。尤其弟弟王宗玮不过是望风的，是从犯，说不定拘留几天就放了。
就是因为莫名其妙带着枪，一旦被发现只能开枪拒捕杀人了。为什么呢？因为盗窃枪支最低就是3年坐牢，长则10年，而非法持有枪支也是重罪！
在当年1983年严打，这两个罪并罚说不定就可以枪毙。
尤其失败的是，他们也没有很好隐藏自己。
把工作证丢在现场，二王知道自己已经无从遁行，只能逃亡一条路了。1983年2月12日下午15点左右，王宗坊和王宗玮在463医院开枪杀人后，骑车回到父母家。当时正是大年三十，家里有姥姥、父母、王宗坊4岁的女儿梅梅和王宗玮的未婚妻小李。兄弟俩噔噔跑上楼，一进门就喊：我俩出事了，工作证被扣了。
当天王宗玮上午还在家，王父不过让他去接下王宗坊和他媳妇回家吃年夜饭，几小时就出了这事。
父亲王家林做梦也没想到儿子持枪杀了人，以为儿子又跟人打架了，气得发抖:大过年的，你们尽给我惹事！你们太不让人省心了。
王宗坊懊恼的对父亲说：晚啦！出大事了，现在说这个没用！
未婚妻小李知道事情不对，吓得蹲在地上哭，王宗玮赶紧去安慰，说自己完了，让小李另外再找一个。
小李哭着说：你们害了我。
小李的同事回忆，小李本来是个很老实胆小的姑娘。经过这件事以后，她性格变得极为内向、抑郁，几乎成为另外一个人。
王宗坊也哭丧着脸对父母说：我死了不要紧，以后梅梅（他的女儿）怎么办啊？
王宗玮则跟他妈说:妈，我饿。
此时母亲王春芳也知道此次事情不同寻常，已经吓呆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边王宗玮打开卧室五斗柜的抽屉，里面放着家里来往信件和家人的手表，拿出一封美国亲戚寄给家里的信，又取起一块手表戴上，这块手表是他爸爸王家林的。后来警方认为手表和信都是王家林给的，将其抓捕以包庇罪判刑7年。王家林不服，多次喊冤。
王家林自己回忆，当时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直到晚上警察追到家中，才知道二王一共杀了4个人。
前后不到5分钟，兄弟俩匆匆走了。走之前，王春芳知道儿子一去难以回来，便大哭起来，说：带点钱吧！
4死3伤，歹徒又是持作案，作案地点又在军队的医院，这可谓惊天大案，顿时震动全市甚至全省。
到了晚上23点警察才追到二王家里，此时二王早已登上火车，赶到北京。自知犯了大罪，二王试图先南下广州，然后偷渡到香港去，他们在香港有一个亲戚，在美国也有个姑父。
到了北京以后，二人登上了从北京开往广州的第四十七次列车。
此时全国通缉令尚且没有发布，如果二王运气较好，估计就能顺利逃到广州，至于能不能到香港就难说了。
可是，他们的运气很差。
杀人以后的第二天，2月15日当晚9点钟左右，四十七次列车奔驰在湖南省境内。列车员根据上级指示，在春节期间严查易燃易爆品，尤其不让乘客将鞭炮带上火车。
检查工作在二十二号车厢里进行，列车员突然在货架上的一个提包里摸到铁器，形状像手枪。
他立即将乘警找来，同乘警共同检查，果然从包里搜出一支54式手枪。
不过乘警也没有惊讶，第一当时并没有发布二王通缉令，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第二当时的枪支管理不像今天这么严格，很多军警甚至地方人员都可以合法持枪配枪，搜出一把手枪也不算什么。
乘警问：“这包是谁的？”
靠车窗坐着的一名大个子旅客，一直紧张地盯着乘警的动作，当枪被搜出时，他便答应了一声：“是我们的。”
乘警指着手枪问：“把持枪证拿出来。”
大个子一时答对不上来，便悄悄地将右手伸进裤兜里，慢慢地站起来，背靠着窗框，同时召唤与他斜对面坐着的小个子：“哎，人家要看你的持枪证。”
小个子睡得稀里糊涂，睁眼一看，乘警和乘务员围在眼前，不觉一愣。这边乘警和列车员将实现转向小个子，大个子乘机突然在裤兜里勾动枪机。子弹向乘警的头部飞去，万辛的是只打中了耳朵，乘警被巨大的冲击力震倒。
霎时车厢里一阵混乱，而那两个家伙得逞了，小个子拿过被搜的手枪，两人握着枪，背靠背地站着，枪筒对准旅客恐吓说：谁动打死谁！
他们拎着提包边说边走，到门口，冷不丁溜出车厢，急忙去开车门想跳车逃去。但是车门紧锁着，他们便对着门锁打了两枪，但是无济于事。眼前的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令以遗憾的是，车上人员在没有任何作战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来了一个紧急刹车，车轮迸闪着火星减慢行速。这正给凶犯以逃跑之机！小个子用手砸碎车门玻璃（他的手由此受伤，后来去衡阳医院缝合），拼命钻出窗口跳下车去，大个子也同样动作。二犯跳车的地点，是衡阳市以南四十里的西里坪。
这是二王第二次逃出法网。
枪案发生以后，警方效率仍很低。通过枪弹弹道和血液比对认出是二王，还花费了几天时间，此时二王已经从郊县逃入衡阳市区，甩开了外围的堵截。
17日上午9点45分，衡阳冶金机械厂车间保卫干事伍国英和爱人江新飞，去看自己马上就要交付的新房，无意中发现两个东北口音的年轻人破窗而入，在这里睡觉吃东西。伍国英发现其中的大个子腰间鼓鼓的，似乎是放着一把手枪，觉得他们很可能是流窜的二王，就冲下楼去报警。
两个年轻人发现伍国英下楼以后，立即离开房间，推开拦路的江新飞，骑上自行车就要走。
这时看房子的退休老工人武振云赶来，他拉住自行车厉喝一声：不准走！
二王丢下自行车，转身就走。
老武头和赵炎霖在后边紧追，边追边喊：抓小偷！抓小偷！
王宗坊和王宗玮跑进一个巷子里，老武头追进巷子，王宗坊掏出手枪，回头“砰”地一声向老武头打了一枪。
老武头并没有被枪声吓倒，他蔑视地骂了一句：“妈的，小子你放枪！他加快脚步，继续向前追赶。
王宗玮见追来的老头来势凶猛，他掏出枪来，向老武头：砰砰连开两枪。老武头躲到墙后，子弹击在墙上。
此时冶金机械厂的值勤民兵蒋光煦和李爱贫听到枪声，迎面跑来看是怎么回事。王宗玮向蒋光煦开了枪，击中他的左肩。
二王趁李爱贫搀扶蒋光煦的时候，从他们身边夺路跳跑，顾不上补他们几枪。
跑出小巷出口，来到大街上，这时是上午10点15分左右。
冶金机械厂工人张业良，带着妻子李瑞玲和15岁女儿张筱琴正准备骑车出门。
张业良带着女儿推着车走在前面，妻子李瑞玲推着车跟在后面。
突然从小巷子里面窜出两个人，一把抢走了妻子李瑞玲的自行车。
李瑞玲以为是小偷抢车，立即喊叫丈夫：业良，坏人抢车了！
同时她追赶上去。
张筱琴先听见母亲喊，眼见歹徒骑车要走，二步追上车后，双手紧紧地拽住货架，不让他们骑上车去。
让路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王宗坊突然掏出手枪，对准张筱琴连射两枪。王宗坊不是弟弟王宗玮，他不会用枪，也从没开过枪，这是他第一次开枪。
这2发子弹都没有击中！1颗子弹擦着少女张筱琴的耳边飞去；一颗子弹，居然离谱的打在她的脚边。两下惊天动地的枪声，把少女震倒在地上。
老工人张业良见歹徒持枪打倒了女儿，怒吼一声，不顾一切扑向王宗坊，试图夺枪。但身后的王宗玮抢先对他开了一枪，子弹穿透了这位老工人的心脏。
李瑞玲上前抱住张业良，眼见鲜血从亲人的嘴里涌出，看来人已经救不活了。这位平日斯文、娴静的妇女，被丈夫女儿遇害激怒，她冒着生命危险，向两个上车要逃的罪犯扑去，一把抓住王宗坊手里的黑提包。
王宗坊大惊之下，用力和她抢夺。人一旦拼了命，力气就大十倍，这个包居然被李瑞玲抢走了。王宗玮赶忙停下车，举起手枪向她头部瞄准。见歹徒用枪瞄准，李瑞玲本能的用右手护着头顶。王宗玮开枪了！子弹穿过李瑞玲的胳膊，又穿透她的两颊，把下巴和下牙床击碎。李瑞玲负伤倒在地上。
后来从他抢下的包里面发现了5颗手榴弹和36发手枪子弹。李瑞玲使很多公安干警和人民群众，避免牺牲在二王的这些杀伤武器之下！
打倒这一家三口以后，二王骑着自行车沿街疯狂逃窜。衡阳冶金机械厂工人刘重阳和值勤民兵符跃华，蹬起自行车，紧盯着骑一辆车的二王追去。王宗玮坐在车货架上，持着枪，面对着追者。刘重阳和符跃华尾随着。绕了几个弯子，符跃华被甩掉，刘重阳穷追不舍，他一直追了三华里，追到东风影剧院附近，突然遇到了埋伏在附近的二王。王宗玮向刘重阳开枪，刘重阳腰上受了伤，从车上跌落下来。
这是二王第三次逃脱法网。
3月3日晚上7点多钟，武汉第四医院一位实习女医生周建媛，到她工作的理疗室取东西。突然，周建媛被二个东北口音的男青年制服后，用手枪把砸晕。不过歹徒并没有杀害这个女医生灭口，有种说法是二王非到万不得已不会杀女人。
看来二王很可能流窜到武汉，警方立即加大对武汉地区的搜查。
武汉岱山检查站，坐落在黄孝河岸上的岱山桥头，检查站站长王云带领民警和民兵于25日上午在接到上盘查过往车辆。
上午10点15分，李信岩和武汉汽阀配件厂的民兵熊继国，在检查站外的公路上值班。他俩看见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的男人，慌慌张张地从市区向检查站过来。李信岩将红旗一挥，拦住自行车通行。李信岩上前打量一下自行车，车上没有牌照，便问“牌子呢？”
“忘带了。”
“登记了吗？”
“登记了。”
“在哪登记的？”
“……在派出所……”
武汉市是交通中队登记自行车，这回答显然是胡扯！他们把可疑人带到检查站小屋，在屋里的王云一同对这可疑人进行审查。
李信岩在把嫌疑人推进角落的时候，突然碰到他腰间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似乎是一支手枪！李信岩立即向站长王云大声报告：所长，有枪！
王云立即掏出自己的54式手枪，对准可疑人，大喊：别动！
李信岩顺势一把将歹徒的手枪抢走！
随后他们将小个子用力按到，准备给他戴上手铐。
站外另外两个民兵听到喊声，也冲入房子帮忙。这个小个子，就是王宗坊。
就在他们制服王宗坊的同时，突然房子的门被人踢开，拿着手枪的王宗玮出现在门口。
王宗玮二话不说，对准屋内4人开枪，
这4个人中，只有站长王云一个人有枪，王宗玮就先向他开枪。呯呯两枪，子弹穿透王云的胸部，当场将他杀死。随后王宗玮又向其他三人开了几枪，把他们全部击倒，李信岩和那位工人师傅不幸牺牲！熊继国负伤昏迷过去。
二王捡起王云的手枪，迅速逃离。
听到枪声以后，岱山派出所胡指导员带领三名民兵去追击，却又发现了一具尸体。二王从检查站逃走以后，遇到轴承厂青年工人詹小建骑自行车带着孩子上街买菜。王宗玮跑上前去，说声“把车给我”。詹小建没搞清楚怎么回事，犹豫了一下，没有松开车把。
王宗玮向詹小建开了一枪，小詹惨死在血泊中，二王抢走了他的自行车，只留下孩子坐在地上大哭。
这四个人追了一阵，远远的看到了二王，双方在远距离对射。让人无语的是，当年警察装备非常差，既没有专业的警车，也没有良好的枪支。警察装备的枪支乱七八糟，除了三大件64、77、54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手枪，甚至包括盒子炮和王八盒子。
这四个人仅有胡指导员有一把使用超过30年的老式勃朗宁手枪，开了几枪就卡壳了。手无寸铁如何对抗持枪歹徒，只能放弃了。
二王趁机开了几枪，随后从容逃走。
这是二王第四次逃脱警方追击。
这次出现以后，二王就失去踪长达5个月时间。
由于失去歹徒行踪，一时间社会出现很大恐慌。哪里出现抢劫案，就说二王去了哪里。有的地方有人自杀了，也说是二王杀的。更有甚者，一些母亲还用二王吓唬哭啼的小孩。
赣州的崔先生如今对二王依然印象深刻，他自己身高一米八五，和王宗玮长得有点相似。1983年他从赣州出差到广州，一下火车就被扭进了审讯室。他拿出工作证和介绍信给警察，后来几经核实才证明自己的身份。
二王在武汉杀死多名军警后，武汉地区对交通进行管制清查，导致人民生活出现很多问题。一些蔬菜和日用品不进武汉，老百姓怨声载道。
2月12日沈阳案发，3月刘文被公安部指派做二王案总指挥。3月底他来到武汉的岱山派出所时，二王刚刚打死3名警察，并抢劫枪支逃跑。刘文回忆：“我到的时候，正有一帮群众，他们因为买不到米面蔬菜而围住了派出所，他们说，公安局干脆换牌子，改叫粮食局算了！”
当时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彭真指示：一定要抓住二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在1983年5月的时候，公安部发布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份“悬赏通缉令”，注意悬赏二字，通缉令出过不少，但悬赏捉拿的这是建国以来第一回。该悬赏分为有几个等级，最高是奖励2000元，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五六十块，可见公安部对此案的重视程度。
8月29日下午4点钟，江苏淮阴百货商店的两名女财会人员，其中一名是孕妇，往银行去交当日营业款。孕妇手里拎的提包里，装着两万一千多元现金。
突然，一个男青年冲过来，一把抢过他的提包，拔腿就跑，另一个男青年则跟着他跑。两个女人吓傻了，过了半天才喊叫出来，然后追上去。
几个路人也向抢包的两个人追过去，最前面的一个路人回忆，一个抢包犯突然取出一把手枪向他们比划，还大声喊道：别多管闲事，枪子不认人！
几个路人一惊之下不敢再追，二个男青年钻入巷子不见了。
等到当地警方赶来的时候，这两人早已不见踪影。
后路人根据通缉令辨认，这两个人就是二王。只是，等到淮阴警方布控抓捕时，二王早就不知道去向。
这是二王第五次逃脱警方追击。
警方判断，此次二王突然抢劫，完全是因为经济问题。他们在沈阳只带走了几百元，在当年光有钱没有粮票很难买到东西，就只能高价买不用粮票的商品。这样一来，花钱就很多了。钱花完了，就必须再抢。
9月13日的江西广昌民政局的工人员刘建平出门办事，发现路边有两个人形迹可疑。刘建平在民政局主要负责救济工作，经常和走江湖要救济的骗子打交道，对这些人很了解。他发现有个大个子带着压得很低的草帽，阴天还带着墨镜，似乎在掩盖身份。再看这个大个子风尘仆仆，行李满是污秽，显然是长期在外漂泊的人，加上他们说的又是东北口音，非常可疑，就向当地城关公安派出所所长邹志雄汇报了。
邹志雄和刑警队干部刘细鹏带上手枪，拦了一个工人的面包车，在刘建平指引下寻找可疑人物。当年民警甚至连统一的警车都没有，很多还骑三轮摩托。
他们很快发现了大个子，他和另外一个小个子一同骑车正离开县城。
邹志雄靠近两人20米，喝令他们停车接受检查，这两人正是二王。
前面的小个子王宗坊急忙将车停下，人也滚到路边的草丛里，后边的王宗玮急刹住车，不由地脱口说声：“完了！完了。随即扔下车，拔出手枪向面包车射击。
邹志雄和刘细鹏立即开枪还击。
双方展开一场短暂的枪战，二王顾不上丢下的自行车和车上的包，钻入路边草丛逃走了。
由于逃得惊慌，两人的鞋子都陷入路边农田的泥沼里。
枪战后发现二王丢下的两辆自行车，一个包，包里有八千元人民币、蚊帐、长袜、警服、军服、半导体收音机、袖珍地图和化妆油。确认他们为二王的物证是包里有两支枪，经过验定，其中一支，是在岱山检查站被二王抢走的王云的枪。
这是二王第6次逃脱警方追击。
但他们已经丢掉了3支枪中的2支，只剩1只了。
广昌县公安局局长胡顺保在得知此次战以后，立即赶赴现场。根据二王逃跑路线判断，他们应该是躲入了山区。胡顺保认为二王既然进入山区，就难以逃走了。
这里是革命老区，相当蔽塞，几乎没有外地人。当地农民有着自己的方言，外面的人根本就无法听懂，如果有二个外地人进入山区，只要和人接触就很容易被发现。
根据二王逃走时候的行李判断，他们几乎没有带食品。
胡顺保认为：二王经此次交火后，无车、无食、无鞋，再加上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又害怕暴露，落到有屋不敢进，有路不敢走，有钱无处花的穷途末路，根本无法逃出广昌。
果然，9月17日的夜晚地处高山峻岭的尖锋公社观前大队的曾家村的农民，发现了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大队干部16岁的女儿曾水秀用当地方言询问他们，但两人没有回答，显然是没有听懂，肯定是外地人。
接到报道以后，广昌立即出动大量武警和民兵参加包围。此次包围倾其所有，规模极大。公安干警有800多人，武警高达2.5万人，还有2.5万人的民兵。甚至一支从广昌路过去拉练的炮兵也被临时调用过来了，这就是社会上传说对二王开炮的原型，其实这些炮兵并没有携带火炮。整个广昌全城戒备，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性全部被组织起来把守各个路口，协助抓捕行动。
不过，民兵用处却不大。
参战武警回忆：临时组织起来的2.5万名民兵，素质有限。我们指导员说‘搜！’然后鸣了一下枪发信号，结果协同我们的数千民兵们，以为是二王开的枪，四处逃散，瞬间躲得不见人影。
根据群众汇报，二王发现有大量人搜山，慌不择路之下逃往南坑山。南坑山是一座长满茅草的山，非常易于隐蔽。
此时，公安干警、武警、解放军、民兵共5万人，已经团团包围这里，排成一字队形，寸土不漏地全面搜索南坑山，也就是拉网搜索。
下午六点二十分，一队搜山的战士从无路山坡往山脚下滑。武警战士黄力生顺着茅草滑下去，他在滑动中突然脚下踹着什么，还没等他喊话，他身后的武警副班长甘象清也踩到了一条大腿，他喊了一声：有人！
这两人踩中的，正是躲避在草丛里的弟弟王宗玮。
王宗玮立即开枪，呯！战士甘象清中弹负伤倒下，傍边的战士回忆，甘象清用乡音兴国话喊“妈啊！好痛哦……”
子弹穿透了他的肝脏，他因为内部大出血很快牺牲。王宗坊就在傍边，他一跃而起，试图抢夺甘象清手中的冲锋枪（二王只有1把手枪）。
黄力生立即用枪瞄准王宗坊，但没有来得及开枪就被王宗玮击中。
由于黄力生的举动，王宗坊却没有能够抢到冲锋枪。
傍边的几个武警战士听到枪声，又看到草丛晃动，立即开枪扫射。
砰砰砰，上百发子弹扫射过去，一发子弹击穿王宗玮的肩部。
王宗玮中弹以后，对着哥哥呻吟了一声说：我不行了，哥，你快跑。
根据武警战士回忆，过了一会，已经仰天摔的王宗玮又自言自语的说：这又何苦呢？
几个武警战士向王宗玮扑过去，将他拖到了山下，从他身上搜出20多发子弹和1把匕首，他美国姑父的地址。口袋里还装着一个早上挖来的红薯，这个一直舍不得吃的红薯，可能他想留着最需要体力的时候吃。。
武警战士谢竹生回忆：我扳过他的左肩死死卡在地上，一看，都是血。子弹从左肩贯穿从左下颚打出，不是致命伤。我说:你老实点！他说:我是好人。我现在想起来还要冷笑，他回问:“你还是好人哪？”
把王宗玮拉到路边上，一直坐镇的江西省公厅杨厅长也来了:“抓到哪一个？”谢竹生说:“个子很高，可能是王宗玮。”大家一翻他的嘴:“两边都是假牙，是王宗玮！”杨厅长大声指示:“马上汇报！我们已经活捉了王宗玮！活的！”谢竹生到现在都记得躺在地上的王宗玮的眼神，“那应该就叫凶残吧！他谁都看，但一句话不说”。
哥哥王宗坊拿起弟弟的手枪，向山上另一侧跑去，正好遇到因为信号不好，站在高处喊话的通信参谋吴增兴。王宗坊已经乱了，以为吴增兴是拦截他的，立即抬手开了一枪。由于王宗坊枪法极差，子弹射中了吴增兴手臂，但并不致命。
谁知道，武警听到这里枪响，立即不分青红皂白朝这里扫射。
一阵弹雨后，王宗坊身中9枪，当场毙命。而吴增兴也身中5枪牺牲，除了1枪是王宗坊打的，另外4枪都是误伤。王宗坊是被一梭子九发子弹，从脖子到肚皮一条枪眼给击毙的。
王宗玮受的伤本不致命，没想到因为二个战友牺牲，武警战士们对他极为仇恨，冲上去对其殴打。谢竹生回忆：“武警战士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孩子，当时情绪特别激动，开始打王宗玮。”王宗玮头部被武警枪托多次重击，最终被活活打死。
二王从案发到被毙命，已经整整七个月，前后流了半个中国。此时的二王长须长发，皮色灰白，脚板上累累孔洞；一个公文包绑在腿上，内有1万3千元人民币，胃里却空空如也，只有山上长的一些莲子。
二王之所以被抓住，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当年刚刚改革开放，买粮食什么都需要粮票，吃饭也要给钱和粮票。二王空有2万多元现金，却很难买到食物，只能偶尔在黑市上买一些，这大大影响了他们的逃亡。
另外虽然购买火车票不要介绍信，但住店是需要介绍信的。如果没有介绍信，就无法住旅店，只能找一些私人经营的小旅馆。这种旅馆破破烂烂就不说了，数量还极少，警察经常来这里盘查抓逃犯，因为住这里的人大多都不干净。显然，二王连旅店也住不了，只能露宿野外、工地、空房之内，很容易露出行踪。
在当年，人口流动还是不大的，尤其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外来人，一旦有个陌生人来了，全村都围着看热闹，二王到了农村也无处遁形。
换句话说，二王在1983年想要流亡，几乎就是不可能，还不如找个地方躲一躲。
不过，对于二王究竟犯了多少案子，目前还存疑
因为没有人能够解释，二王为什么带着枪去盗窃。正常来说，持枪哪怕走在大街上被抓住，也会因为盗抢和非法持有枪支被判重刑，在1983年严打期间很容易送命。如果二王之前没有做过大案，照常理来说他们没有必要做这种蠢事，不过偷了1000多元东西，抓住最多关几年而已。
另一种推论就是，二王之前已经有了人命案，由于自知一旦被捕难逃一死，干脆持枪盗窃，被发现就尽量混过去，混不过去就开枪杀人逃走。不过之前二王到底做了什么案子，自然无法知道了，要知道，当时所有的刑侦资料都是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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