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第34個教師節】
“我家四代都是教師，爺爺在藕塘鎮教私塾，父親在元疃鎮教書，我在汪郢小學當老師，兒子和兒媳在龍塘鎮教書。”76歲的安徽省肥東縣退休教師汪明雷老師說到自己一家的從教經歷，眼睛裡滿是興奮和自豪。
汪明雷沒有見過爺爺汪緒常，但在父親和村裡老人的口中，爺爺是四鄰八鄉有名的私塾先生，因為德高望重學生眾多，被尊稱為“老夫子”。鄉里有大小事，總要和爺爺商量，從爺爺那一代起，汪家就以詩書傳家，代代都從事教育。
汪明雷的父親汪調仇，從小跟著汪緒常上私塾，飽讀詩書，在新中國成立後接過父親的教鞭，成了元疃鎮一名公辦教師。
對於父親，汪明雷印象很模糊：“父親在鄰村教書，總是從一個村小調到另一個村小，平時吃住在學校，和家人很少見面。”通過父親的教材，汪明雷知道，父親什麼課都教，“那個時候的村小老師，都是教全科。父親總是很忙的樣子，幾乎不顧家，回家就是備課。家裡插秧割稻，都是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孩子幹。”
憶起父親，汪明雷有些內疚。汪調仇是1976年去世的，按照當地的風俗，第二年要做“週年”，重視程度和入殮差不多。“那個時候我是民辦教師，正在縣裡集中培訓，不準請假，竟然沒能回去參加。”
2006年退休後，汪明雷和老伴兒一直住在安徽省肥東縣元疃鎮汪郢村。記者去採訪的時候，坐在他家的老屋裡，汪明雷拿出他家人獲得的獎狀和發黃的照片向記者展示，看到父親的黑白照片，他的神色有些黯然。
和他父親一樣，汪明雷的小學也是在祠堂讀的，1958年考到肥東縣白龍中學，成為白龍中學第一屆初中生。“那個時候學校的教室都是土牆瓦頂，雖然條件簡陋，但是我們學習得很快樂，所有人都如飢似渴地學習，渴望能為國家作貢獻。”
1961年，汪明雷初中畢業，回村務農。
汪明雷從小喜歡唱歌，對音樂情有獨鍾，在生產隊勞動的間隙跟著別人學拉二胡，一把破舊的二胡竟然被他拉得得心應手，遠近聞名。不久，他便被大隊看上了，成了宣傳隊的骨幹。
1970年，一度停課的各級學校開始陸續恢復教學，幾乎每所學校都嚴重缺少老師。汪明雷家所在的汪郢小學那會兒正缺音樂老師，經生產隊推薦，能說會唱的汪明雷順利地當上了汪郢小學的音樂老師。“在那之前，我不知道想過多少次，像父親和爺爺一樣拿著教鞭，走上講臺。”
從1970年到1998年轉正，汪明雷當了28年的民辦教師。
汪明雷說，民辦教師一個月的工資是18塊錢，國家發12塊，村裡補助6塊，還時常發不到位，經常拖欠，但汪明雷樂此不疲。“再苦再累，往講臺上一站，立馬像換了一個人，精氣神都來了。”剛開始，他帶音樂課，拉著二胡教孩子們唱歌，後來語文、數學、體育都教，成了全科教師，教學骨幹。“汪郢小學有11位教師，除幾個是國家正式教師外，大部分是民辦教師。”
工資維持不了家庭生活，在教書的同時，汪明雷家裡還種了十幾畝田。那時候，汪明雷過著“日不見太陽，晚不見天”的生活，天不亮就要下地犁田打耙，白天要給孩子們上課，下午放學又要繼續田裡的農活，“帶月荷鋤歸”是常有的事。“最哭笑不得的時候，就是這邊田只犁了一半，那邊孩子們在等著上課。”汪明雷說。親戚朋友都不理解，愛人也開始抱怨：“‘民師好比丁香女，早晚要被張郎休’，教到最後不頂用。”可是在汪明雷看來，他既然選擇了當教師，就應該像父親和爺爺一樣，不能輕易放下責任與擔當。中間有無數次轉崗，但是，汪明雷捨不得講臺和孩子，依然選擇了堅守，一直到2006年退休。
“母親抱怨歸抱怨，內心裡還是支持父親的。所以，她開始學使喚牲口，學犁田。”1974年出生的汪衛東，作為汪明雷的長子顯然對這個家庭有自己的認識。他認可父親汪明雷的從教行為，並對母親的默默支持表現出由衷的讚歎。
汪衛東一邊幫母親放牛栽秧幹農活，一邊坐在父親的課堂裡讀書。1992年，初中畢業的汪衛東考上了肥東師範。那時候，肥東師範比縣城最好的高中肥東一中分數線要高出三四十分。考上肥東師範就意味著鯉魚跳龍門，不僅農轉非農戶口，而且每月都有30斤大米，20元菜金的補助，不用給家庭添負擔了，更為重要的是離自己的教師夢更近了。“父親當了大半輩子民辦教師，我要成為一名國家正式教師，把他的教鞭接過來。”
1995年，汪衛東師範畢業分到了肥東龍塘學校。從教13年來，他從普通教師到班主任，從音樂老師到數學老師，現在已經成了學校的教導主任，教學路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汪衛東說，龍塘學校雖然是所農村學校，但是硬件軟件逐年提高，新時代新氣象，青年教師也當有新作為。
在工作中，他認識了同事陳興粹。共同的事業，共同的追求，讓兩人暗生情愫，很快結為連理。這對夫妻也成為汪家第四代講臺上的堅守者。
鐵打的校園，流水的學生。時代在變，不變的是一家人對教育的執著。堅守是一句無聲的誓言，在江淮分水嶺上一個普通的農家代代相傳。
（本報記者 常河 本報通訊員 張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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