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匯】
進入新世紀以來，日本科學家頻頻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與醫學類獎項，引發國人關注。按常理，諾貝爾獎的數量往往反映了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的整體實力與學術水準，更何況，即使歷經“失去的二十年”，日本在國際上作為經濟大國的地位並沒有發生動搖，人們也就自然而然地會以一種賞識的眼光來打量日本的高等教育，並將上述優越表現歸因於其高等教育的成功。然而，日本高等教育是成功的嗎？本文是作者針對美國學者麥克維的專著《日本高等教育的神話》撰寫的概括性評論，在回答日本高等教育是否成功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啟示——當日本教育和大學中的現象讓中國學者產生共鳴時，我們必須思考頻獲諾貝爾的日本能否成為中國學習的模板；如果其有侷限性，那麼在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道路上，我們如何破除這種侷限性而走出中國自己卓越而富有創新的教育之路。
日本高考現場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缺乏實質內容的“仿真”教育
2002年，美國學者麥克維（Brain J. McVeigh）出版了一本專著——《日本高等教育的神話》（McVeigh，Brian J.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as myth.2002 by M.E. Sharpe，Inc），以其在日多年從教的親歷和基於人類學者對校園日常生活的細微觀察，對日本整個高等教育制度乃至教育文化予以全面的批判性詮釋與解讀，他給出的結論是：日本高等教育不僅不成功，反而是在國家層面上的整體性失敗。日本經濟的成功不在於它有好的教育，正如前蘇聯有好的教育卻未必有好的經濟一樣，經濟與教育的好壞之間未必存在耦合關係。
在麥克維看來，大學教育的功能有四個方面：第一，教育，即傳授和培養讀寫算、科學以及其他綜合能力；第二，社會化，訓練學生為遵從社會核心價值成為有擔當的公民；第三，篩選，以一系列考試的方式將人才分篩到勞動力市場不同崗位；第四，看護，將年輕人容留在校園直到他們成熟得足以可以為勞動力市場所接納。日本的大學在後三個方面做得相對較好，但是，唯獨匱乏的就是最為基本的“教育”。他之所以得出該結論，理由在於：日本的整個教育體系的確培養出來大批順從、自尊、禮貌的民眾以及遵從企業紀律的勤奮員工，日本社會整體犯罪率較低的秩序也得益於這種教育體系的規訓。但是，在關涉教育所塑造的品質如素養、數理分析、批判性質疑與創造性等方面卻實在乏善可陳。這種缺乏教育實質內容的大學乃至整個高等教育體系，就如同失去魂魄的軀殼，它儘管也有著表面光鮮的樣子，對外稱之為大學，但即使在日本國內也有很多學者賦予這種完全處於功能紊亂狀態的機構以如此之多的形象說法：大學是“遊樂場”“成人幼兒園”“娛樂場所”“度假村”“就業前的放鬆”“迪尼斯樂園”和“米老鼠的大學”等等。流行於這種場所的教育（schooling），麥克維稱之為一種“仿真”教育，它無關教育本身，而就是一種象徵或一種符號，當然這種象徵與符號並非完全無意義。
大學前嚴格應試、大學時寬容放縱
讓我們看看麥克維是如何通過對日常一系列校園現象的觀察與分析獲得“仿真”教育這一結論的。
麥克維認為，構成日本大學的仿真現象的原因並非高等教育本身，而是與大學前的教育密切相關。日本從幼兒園到高中的校園生活的核心環節就是考試，以考試為中心的知識是碎片化的，為應對考試劇烈的競爭、大量的補課和機械的學習，學生不僅經受了極端枯燥、痛苦、煩躁和折磨等體驗，對學習有強烈的排斥感，而且馴化出來一種極為複雜與矛盾的社會心理學意義上的冷漠人格。其在大學的課堂中表現為毫無生氣的沉寂，例如不願意或不敢主動提問題和回答問題，即使學生知曉。習慣了依靠記憶來完成有明確答案的閉卷考試，而對於如何利用知識對事實進行批判性思考的開放考試束手無策；表面上很順從，但對課堂上有積極活躍表現的學生予以集體性的孤立；大量逃課，即使人到了課堂，卻心不在焉、昏昏欲睡和百無聊賴。在這種群體性冷漠的背後，麥克維認為日本學生的認知模式具有如下特徵：在學習過程中明明極其消極卻要表現出一種善於接受的姿態；擅長死記硬背而弱於推斷、爭辯、聯想、假設、推演和總結，對模糊性難以容忍；不擅長表達自己的觀點；隨大流，不願意或不敢堅持己見；更青睞答案為非此即彼的考試形式；不善於概括性地歸納；僅關注考試本身而不關心學習內容，所有這些問題的根由主要在於早期應試教育的訓練。
頗意味深長的是，對於學生這種懶散、冷漠與認知缺陷，日本大學表現出最為難得的寬容甚至是放縱。譬如教師往往被要求降低課程難度，減少課程作業，要善待學生，體諒他們入學前歷盡艱辛的招考之苦。大學要讓他們玩得開心，儘可能讓他們通過每一門課程並獲得證書。但是，這種寬容並不意味著學生具有學習自由，在專業與課程選擇上往往有極為剛性的約束。麥克維將日本大學這種氛圍稱之“弱智化”，把大學生視為孩子，譬如要求每堂課點名、設立專門的教師以及管教人員負責學習與生活管理，但點名歸點名，遲到和缺課率再高和成績不理想也要儘量給予機會或想辦法讓學生通過。眾多學生並不清楚學習的目的是什麼，學習什麼與過程並不重要，學習尤如一個儀式與表演，而參與者不僅有學生，還有教師與管理者。學生唯一關心的就是如何方便獲得學分取得文憑，而大學最重視的是各種修辭風格與儀式場合的莊重，譬如入學、畢業典禮和各種慶典等，以及大量形式化冗長但極為低效的會議等，因而，整個大學如同一個表演的場所。
麥克維對日本大學修辭風格與事實狀態做了鮮明的比對，在此不妨詳陳如下：“沒有及格學生要重考/必須讓重考學生通過；維持高標準/不要讓學生不及格；小班教學/大班教學；教授對教學有濃厚興趣/教授上課遲到、誤課、很少精心準備、使用老教案；大學以學生為中心/大學以行政管理者與教授為中心；大學為教與學的場所/大學為營利機構（私立高校）；視學生為成人/視學生為未成年人；待學生為學習者/待學生為愚鈍之人；學生就讀大學/很多學生同時也就讀職業學校；學生自由學習/剛性的規則與課程設計僅為了管理者的方便。”這種修辭風格與事實狀態的差異也表現在學生的學習行為上，即言行不一致。例如口頭上聲稱“我全身心投入學習”，行動上則是“從不做作業、常常曠課、拒絕課堂參與、假裝能夠跟上課堂的進度”。
只關注考試不關注其他成為一種習性
個體的偽裝和集體性的儀式表演，構成日本大學乃至整個高等教育體系所特有的一種仿真與幻象。對於這種集體性幻象的成因，麥克維認為主要與日本的社會傳統與政治經濟基礎間存在關聯，它包括三個方面相互有機構成的維度：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日本的民族主義源於明治時期的上層文化，即武士階級與官僚政治階層的儒學價值混合體，在二戰之後它不僅沒有被中斷，反而演化與生成為一種帶有種族主義取向的意識形態。它無孔不入，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在教育領域中它的表現就是教育的民族主義（educational nationalism），而不是民族主義教育（nationalist education），後者僅僅為前者的一個構成部分。教育民族主義的核心是塑造什麼樣子的“日本人”，更關注於道德意義的規訓與薰陶，而不是智慧的開啟、真理的探索與自我價值的挖掘。整個教育體系像齒輪一般與戰前的軍國主義和戰後的經濟效率主義國家目標緊緊咬合於一起，政府更為關注把學生培養成為未來的工作者而不是學習者，以高度科層化、理性化的控制將學生馴化為社會等級、分類與標準化的認同者，並將象徵性文憑而不是真正的專業知識與能力同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中的等級結構建立起勾連。
高度科層化的國家指導又稱之為“官方凝視（official gaze）”，它在基礎教育階段以一種應試教育來作為強制與激發機制。而這種應試教育體制與其說是為傳播知識、訓練閱讀、認知乃至職業技能，不如說是強化對道德秩序遵從與態度的養成。這種“官方凝視”的教育體制型塑了日本學生只關注與考試相關的內容而不關心其他的學習行為，以強制或內化的方式造就了學生的一種習性，即日本人的一種面子和習性（seken），表現為一種日本人所特有的“自我監控”式社會心理學人格特徵，如過分在乎他人看法、懼於集體壓力、隨大流、缺乏個性、謙卑和要面子等。課堂上沉默以及各種偽裝行為等，即源於這種集體性的人格特徵。
麥克維以流程圖的方式，將日本宏觀政治經濟體制與微觀層面大學以及學生仿真幻象之間的因果關係總結如下：經濟與民族的國家主義，締造了國家課程即元課程（目標是勤奮的工人），繼而生成一種策略性的教育，這種策略性教育派生出兩種並行的教育結果：一個是圍繞考試為中心的教育通過制度化與標準化，形成一種僅強調封閉性知識學習的取向，導致課堂內學生分析與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缺失；另一個是以學生的社會化賦予學生以“不要生事（fitting in）”的取向，導致學生課堂上過度的“自我監控”習性，即外在行為的謙和、順從和沉默，內裡卻是毫無學習主動性和熱情的冷漠。這種冷漠來自於大學前應試教育的前因，在麥克維看來它既是一種從幼兒園到高中階段為“官方凝視”刻板規訓的暫時鬆懈所帶來的短暫反應和反彈，又是看起來管理非常瑣碎與規範化的大學行政機構乃至教師明裡暗裡配合的結果。因此，日本大學中這種“圍繞文憑與資質獲得的儀式性、沉悶、充斥焦慮與厭煩的情緒氛圍、完全被摧毀掉的好奇心與想象力，簡單說就是反教育”的校園情境，並非僅僅是大學本身的問題。這個短暫的放縱甚至有些弱智化的表演與校園狂歡一旦結束，他們就被納入到一個再度為“官方凝視”的成人世界，即在企業規訓下的順從勤奮的員工。
以超越性立場審視東西方教育
作為一位在日本工作多年的美國人，一位從普林斯頓大學這樣的美國名校畢業的博士，即使身為人類學者，麥克維對日本教育和大學現象的觀察與審視，自然難以擺脫他的文化客位的認知與立場侷限。他對日本高等教育體系的批判關聯到究竟什麼是真正的教育與學習、什麼是真正的大學等本質性的問題，在本書之中他沒有給予明確的回答，但在對日本教育現象的解讀過程中他隱含了一種強調個性化、自由選擇、不墨守成規，重視批判性思考能力、想象力與創造性發揮，張揚個人的表現力和理性質疑精神，創造積極活躍課堂氛圍的美式教育觀。他關於日本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失敗甚至是“一團糟”的結論，是否為日本學者所認同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它至少衝擊了中國人對日本高等教育的有關想象，也會勾連起我們對中國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狀態的沉思。
對此，我們不妨立足於一個超越性的立場來審視。對於中國人而言，或許美國教育及其體系的優勢就在於創新精神，而日本的優勢在於它的工匠理念。其實創新與工匠精神固然有其褒義的一面，但也各有其自身的侷限，前者鼓勵個人的大膽“出頭”與“出格”有時難免會讓人覺得紛亂，後者則強調順從勤奮執著卻失之於拘泥甚至僵化，兩種特質的教育各有其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傳統的背景襯托，甚至相互之間存在一種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齟齬和悖論。因此，作為與日本教育體制具有一定相似性而又期望擁有美國旺盛的科技創新活力的中國，究竟如何規劃始終處於探索過程中的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道路，即使我們不認同該書的觀點，但至少能夠從中獲得些許啟示。
（作者：閻光才，系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內容來源：《光明日報》（ 2018年06月26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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