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鵬、周成蔭參觀思南書局。
“這家書店太可愛了。” 參觀過梧桐樹下的思南書局，杜克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羅鵬（Carlos Rojas）和杜克大學中國與日本文化研究客座副教授周成蔭感嘆。
二人是海外漢學界著名的伉儷，興趣廣博。他們是餘華和閻連科作品最重要的海外譯者，二人合譯的餘華小說《兄弟》在英語文學界廣受讚譽。
周成蔭出身書香世家，外公是中國近代著名報人成舍我，她在哈佛大學開設過一門叫“唐人街”的課程，稱自己“關注一切電影、文學、動畫、粉絲文化、華人街相關的議題”。羅鵬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和大眾文化，他的著作《裸觀：中國現代性的反思》(The Naked Gaze: Reflections on Chinese Modernity)、《長城：文化史》(The Great Wall: A Cultural History)、《離鄉病：現代中國的文化、疾病以及國家改造》(Homesickness: Culture, Contagion, and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預計明年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參觀過思南書局，二人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採訪。
“美國的書店可以向中國學習”
滬上實體書店近年來如雨後春筍，對於愛書人來說，有趣的書店永遠不嫌多。羅鵬和周成蔭夫婦這次來到上海，是因為羅鵬受華東師範大學之邀來開一門叫《全球化的中國》的課。
“一到上海，就問到哪裡逛書店。” 問了一圈，周成蔭得到答案“思南書局值得一看”。
思南書局所在的歐式四層洋房始建於1926年，曾是愛國將領馮玉祥的故居，也曾是著名詩人柳亞子讀書寫作的故地。周成蔭對這些歷史津津樂道，但更令她印象深刻的是這裡的圖書選品，“很精緻，書篩選也很好。”
書架上擺放的大都是精選出來的文史哲類圖書，還有與英國倫敦書評書店合作的英文原版書推薦。精心選擇的書籍讓從小在臺灣長大的周成蔭想起早期的誠品書店，“現在誠品書店太過商業化了，思南書局還是看書的地方，書選得也好，不只是看禮品的地方。”
羅鵬則誇思南書局“非常可愛”，“美國的書店很多都是賣通俗讀物，菜譜之類的，這裡還是偏重歷史、哲學、文學、藝術。”這讓他印象深刻。
和中國類似，在美國，亞馬遜等網上購書渠道的發展讓獨立書店處境艱難，近幾年來，獨立書店開始另闢蹊徑，積極開辦活動和講座，將自己打造成“社群中心”，獲得了新的生機。
杜克大學附近的獨立書店The Regulator Bookshop是羅鵬周成蔭夫婦經常光臨的地方，這家書店目前的兩個管理者是荷蘭人，因而非常關注翻譯文學，有一面牆的譯本，這在主要閱讀英語文學的美國並不多見。
“這家書店書種類不多，但只要我能在那邊買書一定會在那邊買。”周成蔭說，這是他們支持獨立書店的一種方式。這家書店也承擔著社群中心的功能，兩人的孩子每週都會去書店，參加領養貓咪和刺蝟的活動，邀請作家和學生分享的讀書活動也在這裡定期舉辦，周成蔭和羅鵬主持的研究中心“故事實驗室”和這家書店也有定期合作。
“美國的文藝沙龍本來不在書店裡，而是在校園。現在開始來到書店。”周成蔭說。羅鵬也同意這一觀點，他認為這一點美國的書店可以向中國學習，“之前美國書店主要是比較商業的，現在又回到文藝沙龍的形式。”
杜克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羅鵬（Carlos Rojas）的幾本著作預計明年在中國大陸出版。
二人曾聯手翻譯餘華《兄弟》
文學翻譯界有很多令人稱道的伉儷，羅鵬和周成蔭就是其中一對。他們合作翻譯的英文版餘華小說《兄弟》2008年出版，最大限度保留了餘華筆下嬉笑怒罵口水味十足的筆調，是難得的在英語文學界傳播廣泛且備受好評的中國小說譯本。
十幾年前，《兄弟》的出版在中國取得巨大影響。餘華對這本書的海外譯介也頗為上心。恰逢他在哈佛大學訪問，周成蔭負責接待，不放心出版社找譯者的餘華當即提出希望羅鵬周成蔭夫婦接下這本小說的翻譯，周成蔭一口答應。
時隔11年，周成蔭依然記得翻譯過程“很愉快”，她翻譯上冊，羅鵬翻譯下冊，二人再交換校對，以保證語氣一致。
餘華小說口語化風格濃郁，書寫荒誕的《兄弟》筆調裡更是充滿大量重複的內容和粗俗的語言。二人在翻譯中，語言的難度並不大，最難的反而是如何讓編輯接受餘華特殊的風格。
在美國，編輯的權力較大，和作者的關係更像合作，對於他們認為該改動的部分，也會毫不客氣地提出。羅鵬和周成蔭在翻譯初稿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餘華的語言風格，編輯初次讀覺得無法接受。
“美國文藝出版讀者基本都是女性，有統計說90%以上讀者都是女性。”周成蔭記得他們把初稿交給編輯，編輯看了說“需要流那麼多口水嗎？”，“他覺得書太粗魯了，因為讀者基本都是女性。我說餘華的書原本就是這樣的。”
另一個需要說服編輯的是餘華的重複語言，不斷重複某些詞語在中文表述中是常見用法，但英語中很少，編輯覺得沒必要把每一次重複都翻譯成英文，建議全部刪掉。
“但我們覺得應該保留那種感覺，這是《兄弟》這本書的表述特色。”羅鵬和餘華溝通後，餘華也認為重複是小說最大的特色，應該予以保留。為了說服編輯，他們還寫了一封長信，詳細說明為什麼要保留這些內容，“絕對不能刪掉。”
最後在羅鵬、周成蔭的據理力爭下，最終出版的《兄弟》改動不多。書出版的時候，編輯不僅允許羅鵬、周成蔭把這些他想刪掉的重複部分都放回去，還讓他們為書寫了個序言，解釋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包括編輯開始要把這些內容刪掉，後來在我們的解釋下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又把這些內容放了回去。”
文學界的“女性主義”
雖然羅鵬、周成蔭對中國當代文學保持著關注，並翻譯過一些重要作品，但周成蔭對中國當代小說中的女性敘事頗有微詞，“中國當代小說中，男作家的女性敘事都很有問題。”
女性主義對社會各界的刻板陳規提出的新挑戰和新討論是時下的熱門事件。周成蔭自己就非常關注女權主義，她認為，文學不應忽視這一問題。
“美國也有同樣的問題，男作家寫書評和閱讀，只有10%是寫女作家和有色族裔。”周成蔭提到最近美國文學界發生的一件事，《紐約時報》有一個找作家推薦好書的專欄，女作家勞倫·格羅夫（Lauren Groff）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她寫的所有專欄文全部是推薦女作家的書。
“不久大家就提出疑問，覺得為什麼只推薦女作家。但其實如果一個人推薦的書都是男作家寫的，就根本不會有人意識到。” 周成蔭認為，格羅夫正是用這樣的方式，讓人們意識到文學界對女性的忽視。
羅鵬對文學、學術界對女性的忽視也保持關注，他提到自己上月在香港參加了一個科幻小說研討會，第一天參加研討的是作家，他主持的小組中，7個組員都是男性，第二天的論壇邀請了9位作家和學者，包括他在內全都是男性。他第一個發言，“在座的所有人都是男性。”
“怎麼可能發生這樣的事？”不論是科幻小說領域還是文學研究領域，都不乏女作家、女學者，羅鵬認為，出現這樣的情況，根本原因還是對女性的忽視，作為男性學者，他覺得自己有義務發聲。
周成蔭現為杜克大學中國與日本文化研究客座副教授。
只看經典，就無法建立自己的審美觀
羅鵬和周成蔭在學術研究的關注點上有很多共同興趣。二人都關注大眾文化，在現實生活中卻都和大眾文化保持著清醒的旁觀距離。羅鵬嚴格自律，沒有任何社交網絡賬號，他說自己容易上癮，因而拒絕使用它們。周成蔭在杜克大學教授動漫和流行文化課程，做關於粉絲文化的研究，自己卻從來不參與其中，羅鵬開玩笑說她是“粉絲文化的粉絲”。
儘管自己完全以研究者角度看待大眾文化，二人卻對後輩十分寬容，兩個孩子喜歡玩遊戲或是看書，他們並不加以干涉。
這得益於父母對他們的教育方式。“小時候我父母從來不干涉我看什麼書。羅鵬父母也是。我們雙方父母都是教授，可是他們從來不會指點我們看什麼書。要看多爛書才知道什麼是好書。如果你只看經典，就基本上沒有自己的審美觀了。”周成蔭回憶，所以現在對自己的孩子，他們也更願意讓孩子們自己去嘗試，建立自己的興趣和審美觀。
學習中文，研究中國文化也是羅鵬自己的選擇。羅鵬大學三年級才開始研究中文，此前他的專業是比較文學。比較文學專業對外語有要求，羅鵬選擇了中文和阿拉伯文，經過兩週學習，他放棄了阿拉伯文專心學習中文，一年之後，1992年他第一次來到中國，在新疆大學學習語言。
當時中國交通不便，羅鵬坐飛機到北京，足足坐了3天3夜火車才到新疆，經過一年半漢語學習，他從深圳轉道香港，坐飛機回美國，這一次從烏魯木齊“坐了5天5夜火車才到深圳”。
1980年代之後，中國新文學層層湧現，生機蓬勃，在港澳臺和華語文學界，也都出現了豐富的作品。初學中文的羅鵬對這一切並不瞭解，但他當時有感覺，“中國肯定有非常有趣的文學和文學傳統。”
如今回顧往事，羅鵬感慨，“我當時根本無法想到自己正在進入一個如此廣大的領域，覺得自己運氣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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