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李在中先生的《朵雲封事》，彷彿走進了一個博雜無比，又讓人熱血沸騰的世界。“中央博物院”串連起來的，是民族存亡之際知識分子的書生救國路，又是兩岸共同的文化血脈傳承，還是那一段戰亂期間的艱難困苦中，學者們無比崇高的堅持與胸懷。這樣的人和事，今天再難得見。
李在中先生
2018年9月15日，“中央博物院”第一代後人、中國藝術史專家李霖燦之子李在中先生來到雜書館，講述了“中央博物院”三十二年的顛簸命運，回顧了一代知識分子在特殊歷史時期的、被後人幾已遺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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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朵雲封事》的書是講一個博物院的一些人和一些事，這個博物院消失於歷史舞臺已然是五十多個星霜了，也在人們的腦海裡逐漸淡出了，這就是民國政府時代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博物院，今天想在這裡講三個有關本書的話題：
第一，是詳細談一下中博成立的背景。
第二，是簡短的談一下中博坎坷的命運。
第三，是真誠地談一下我為什麼想要寫這本書及我寫作時的心情。
十九世紀中葉的兩次鴉片戰爭打垮了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價值觀與世界觀，換言之，打垮了我們引以為傲的固有文化及民族自信，所以李鴻章講這是“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用今天大家熟悉的網路術語來說，這是一個作業系統出現了嚴重的邏輯錯誤，因而導致了系統的混亂而無法操作。
自從發生這個“變局”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一直在不同程度的焦慮與屈辱的心情下不停的反思及尋找民族奮發圖強、自強復興之道，期間雖然有各種洋務運動的推行，但萬變不離其宗，仍然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其核心思想，認為只要能夠認真地習夷之長，習夷之技，就終有大破夷狄，以張天討這一天的到來。
等到了1895年的甲午之戰，規模為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慘敗，使得這個“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其永久之利”的想法也成了泡影，幾十年的努力結果只是糊了一隻紙老虎，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真正瞭解失敗的主因不是出自工具應用的表層問題，而是出自核心的教育問題。此後各項的改革也開始逐漸實施，先是成立了新式高校的京師大學堂，繼而是廢除了科舉制度，選拔學生留洋學習新學，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代表民主科學觀念的“德先生”與“賽先生”也開始漸漸為人認識。
1919年的巴黎和會決議，讓我們篤信“公理戰勝強權”的信念也破滅了，壓抑的情緒引爆了積蓄的能量，爆發了五四遊行，高漲的愛國意識導致全國各大城市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廠罷工造成了社會的不安，在這種混亂的氛圍下，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在五四遊行後的兩個月半後的7月23日發表了《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勸告學生回到課堂努力向學，不要在繼續街頭“喚醒”國人了。文中有兩段有關教育的話語非常令人深思：
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最後乃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專門技術，繼而普通學校，最後乃知純粹科學之必要。
然後在談到喚醒國人發奮自強時，蔡先生又說：
然以僕所觀察，一時之覺醒，技止此矣，無可復加。若令為永久之喚醒，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高尚其志趣，純潔其品性，必難幸致。
蔡先生在這個“教育救國”的偉大旗幟下，於1927年在上海創辦國立音樂院，在1928年他在杭州創立國立藝術院，同年蔡先生在南京創立“國立中央研究院”。
蔡元培
1933年蔡先生又從中英庚款的補助中，在南京倡議成立兩個對民眾開放普及教育的文化機構，“國立中央博物院”以及“國立中央圖書館”，隸屬教育部。其後在教育部頒佈的中央博物院成立主旨中說：
彙集數千年先民遺留之文物及灌輸現代知識應用之資料，為系統之陳覽，永久之保存。籍以為提倡科學研究，補助公眾教育。
1936年教育部頒佈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旨
簡單來說，中央博物院有三個任務：陳列展覽，科學研究、教育民眾。
這份重要的中央博物院的建院宗旨及揭示的理想，後來被定為成“一個書生救國的偉大藍圖”。
在這個偉大的藍圖中，中央博物院計劃設立三個展覽館，即人文館、自然館及工藝館，將古今中外，東西方文明演進之經過作系統的陳列。在學術的發展研究上，以往單純的文字記載已不復被認為是有效的佐證，而改以奉科學為圭臬，拿出證據作依據。這種思維及工具的轉變的取向後來被稱為“新學術之路”。在這個“新學術之路”的偉大藍圖中，“科學”不再被單純的被視為只是工具，只是技術，實際它被提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中央博物院第一屆理事會於1936年4月15日下午五時在教育部成立並舉行第一屆理事會議。理事成員左起為：李濟，李書華，翁文灝，傅斯年，張道藩，蔡元培（理事長），王世傑（教育部長），胡適，朱家驊，黎照寰。
現在我要談一下真正的建築藍圖，在徐敬直建築師的“中央博物院總地盤圖”一共有三個大殿，在人文館（現在南京博物館的歷史館）的西邊是一個規模更大的自然館，在自然館的西邊是一個與人文館同樣大小的“工藝館”。我們這樣來想吧，如果中博真的按照這個建築藍圖來完成，我們今天站在中山東路向北看，看到的中博是一字排開的三個大殿，正對的最大的主殿是自然館，東西各有一個偏殿，東邊是人文館，西邊是工藝館，中博的地界也一直延伸到現在的清溪路。
這張藍圖描繪出了中央博物館一個宏偉的願景。
以上是從核心與界面兩個方向來敘述當初設計中博的這個偉大藍圖。雖然中央博物院有著恢弘崇高的理想與當時頂尖的新學術之路的學者領軍，但是因為戰火塗炭，因而命運多舛，使得自成立以來一直過的是杜甫詩中所描述的“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的漂泊生涯，最後是仍然是以籌備處名義在臺灣告終。
中央博物院抗戰期間所在地南溪李莊
中央博物院自籌備到結束共計32年，以1949年的部分館藏及人員渡海東邊為分界線，剛好在大陸及臺灣各16年，在大陸的十六年間以客居南溪李莊的六年為最長，成績最為耀眼，成就也最大，這個部分在書中有詳細的敘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留在南京的中博改為南京博物院，渡海東邊的中央博物院則一直保持運作到1965年與北平故宮博物院合併成立臺北故宮博物院。
這是中央博物院成立的背景及其命運的大致經過，至於細節我在本書中有談及，我就不再多言。前面講過中博在大陸及臺灣地區各有16年，因此本書的內容也有相當的一大塊談到中博在臺灣的情形，這方面主要是有初進臺灣、蟄居北溝，清點文物，黃葉青燈的研究工作及故宮、中央兩院文物赴美巡展的各個時期的情形。
暫且放下兩院的工作情形，我倒是很想談一下歷史的契機問題，不管故宮、中央兩個博物院是因為戰亂或者其他原因在北溝有了不期而遇或者不謀而合，總之這北溝的十六年因為兩院的員工同處一地，朝夕相處，給了彼此最好的相互溝通，交流融合的契機，使得1965年兩院合併幾乎是無縫接軌，避免了不同機構在合併時通常會因為文化衝突而產生的不快，這使得日後的臺北故宮有了一個堅實的起跑點。
歷史的機運往往看似偶然，但冥冥中似乎又是個必然的偶然。
現在我要談一下我寫這些文字的心情：擔任中博籌備處主任最久的李濟先生不但是一位卓越的人類學家、考古學家、科學家，他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學者，他對自己中國的文化與歷史有著無限的熱愛，他說：
中國歷史是人類全部歷史最光榮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體人類的歷史背景上看，它的光輝才更加鮮明，把它關在一間老屋子內，孤芳自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李濟
中央博物院從1965年合併於臺北故宮博物院以後，已經悠然度過了半個世紀，今天知道這個博物院曾經存在的人已經很少了，對它在國事惆悵、如沸如羹的環境下所成就的偉大功業知道的更是寥若晨星，但是這個已然遠去的博物院卻曾經是那一代最精英的知識分子的一個偉大理想，它不應該是關在檔案館的老屋子孤芳自賞，我們又怎麼能夠忍心讓它這樣在歷史的百年孤獨中只能低吟“天地堪懷古，江山獨賦詩”的嗚嗚悲歌呢？這就是我寫本書的緣由與心情。
感謝大家的盛情，我期望得到是各位本著科學求實的精神對本書做出毫無保留的批評！因為李濟先生也曾經說過另外一句話：
在科學的世界裡，沒有官樣文章，也沒有客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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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雲封事》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出版年: 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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