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碑學必起，以阮元為濫觴，包、康鼓吹“碑學之興、帖學之壞”，雖不乏借政治主張、思想上之觀念移植到書法領域之嫌，碑學實踐到民國時候已然蔚為大觀卻是不爭的事實。縱觀于右任的書法實踐也是經歷由帖而碑，以碑入帖，碑帖融合的過程。
于右任11歲在書法家毛班香先生的私塾讀書，同時於太夫子漢詩亞農公學習草書，臨寫王羲之的《鵝字帖》，得到其書學的啟蒙。于右任25歲中舉，雖然早期作品未見存世，但也可斷定其書法難免同一般士人一樣受限於館閣刻帖之風。
1918年的《錄延長感世軸》為于右任較早的存世作品，其風格已開始行脫離閣帖之意而帶有清秀道麗、舒展的“二王”意味。帖學的基礎對於右任有著深遠的影響，其學趙能磅礴大氣、縱橫捭闔，恐怕是因為作者胸有丘壑，腕底自能生風雷。
于右任投身革命後，“曳杖尋碑去，城南曰往還。水沉千福寺，雲掩萬臺。洗滌摩崖上，徘徊造像間。愁來且乘興，得失兩開顏。”廣收北朝墓誌碑石，閒暇於書法，蓋其不自滿於規飭、秀美之帖學書風，欲透過筆墨揮灑，抒發自己內心壓抑與桎梏，而書風轉趨豪邁。
于右任深黯創穫，把魏碑的雄強、閣帖的道美結合為一體，點畫因金石氣而厚重，結體因開闔縱橫而博大，章法簡潔多強調體勢；進而又把魏楷行書化，使楷行二書並行發展，形成一種新的風貌。
如果說魏碑使于右任的字奇崛生姿，帖學的底子又使於右住書法具有內在的渾厚華滋之內美，或可說是“尚武”的精神注以氣度與勢態而儒者情懷給他的書法以文雅與和平。
在碑帖融合的嘗試上于右任給傳統注入新的意識，使他的書體顯現出異樣的風采。他主張“起筆不停滯，落筆不作勢，純任自然”，無論是楷書、行書還是草書，都顯示了這個鮮明藝術特色，瀟灑率意之氣淋漓盡致現諸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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