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後，一批大陸知識分子隨國民黨退居臺灣，他們對於臺灣的經濟發展以及當下臺灣文化的塑成都起了重要作用。2016年5月，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吳十洲先生的新書《歸去來兮：那些去往臺灣的文化名家》，作者在臺灣踏訪舊址遺蹟、搜訪逸聞、廣參史書，呈現了30位去臺文化名家在臺灣的生活。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書中部分內容，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吳十洲 / 文
于右任：“我很窮，沒有錢”
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終注重名節，兩袖清風。當他晚年病重時，他常想到的竟是“沒錢住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嚨發炎，住進臺北榮民醫院。剛過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記中寫道：“今日早起，疾已輕，有歸去之意。開支甚大，如何能繼。”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沒有完全治癒之時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發作。他本應該馬上住院，但因為住院費用的緣故，他將此事一拖再拖。
在此期間，于右任仍參加社會活動。6月26日，由於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療，但因經費緊張，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轉一些，他又積極參加社會活動，並寫下了氣勢恢弘的長篇行草書《文信國正氣歌》七屏，成為其最後之大作。
于右任故居梅庭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發炎，說話進食都很困難。蔣經國來看望，勸于右任：“老伯，聽說您身體不好，還是進榮民醫院治療吧。”于右任不願向蔣經國哭窮，只是點頭應承。
再次住院沒幾天，于右任又因經費問題而擔心，對副官方伯燻說：“我很窮，沒有錢，我住的這間病房多少錢一天？太貴了我是付不起的，我還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燻看著病情嚴重的于右任，有意隱瞞實情，將每日高達千元的住院醫療費說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來，于右任安心地住院了，因為以他月薪5000元新臺幣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這些費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經治不好了。
這是一個意外，誰也不會想到，這位民國史的元老級人物這時的生活，經常連菜金都掏不出。以至1964年病逝之後，人們才發現，他欠廚師墊付的伙食費竟多達新臺幣十幾萬元。
在生命到達終點前，于右任數次想寫遺囑，但寫了撕，撕了又寫，後來病情惡化，終致無法再寫。他的長子於望德為尋找父親的遺囑，特請來監察院副院長、監察委員等數人作證，打開于右任最為珍貴的保險箱。開箱以後，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動。箱子裡沒有一點金銀積蓄，所能見到的是一枝鋼筆、數方印章與幾本日記。還有結髮妻子高仲林早年親手為他縫製的布鞋布襪。再有，便是他的三兒子於中令5月赴美留學時向銀行借貸的4萬元賬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數萬元的賬單。
梁實秋：“但悲不見九州同” 乃此生憾事
1974年4月 30日上午，美國西雅圖，梁實秋與夫人程季淑照樣手拉手到附近市場購物，市場門口的一個梯子突然倒下，正好擊中了梁夫人。梁夫人被送到醫院進行搶救，因傷勢很重，需要動大手術。臨進手術室前，梁夫人似乎已有所預感，叮囑梁實秋要好好照料自己。幾個小時後，護士出來通知，梁夫人已不治。梁文薔回憶說，永遠忘不了那一刻，梁實秋坐在醫院長椅上開始啜泣，渾身發抖，像個孤苦無依的孩子……
在梁實秋71歲的時候，夫婦倆賣掉了在臺灣的房子，與女兒梁文薔一起準備定居美國。一場意外突然攫去了夫人的生命。悲傷不已的他，寫下了感人的《槐園夢憶》。
臺灣遠東出版社老闆是梁實秋的摯友，以校對該書清樣為名，邀請梁實秋到臺北散散心。他在臺北偶遇比他小28歲的歌星韓菁清，竟然陷入熱戀。那些正沉浸於《槐園夢憶》的淚水中的讀者得知梁實秋的黃昏之戀，頓時掀起“新聞風暴”。他的學生們甚至組織“護師團”，堅決反對老師的這一婚戀。然而，梁實秋和韓菁清的忘年之戀，著實經受了13個春秋。
1986年，梁文薔最後一次赴臺探望父親。臨走時與梁實秋在客廳中道別，父親穿一件藍布棉外衣，略彎著腰，全身發抖，用沙啞的聲音不厭其煩地告訴小女兒怎麼叫出租車，怎麼辦出境手續等，那一刻，他又把梁文薔當作他的沒出門的小女兒。
那一次離家，女兒充滿了不祥之感。1987年11月3日，梁實秋因突發心臟病住院。當時，小量地輸氧已經不夠。梁實秋窒息了，最後扯開小氧氣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這樣死了！”他真的死了。強烈的求生慾望一直延續到他的心跳停止，他留下的最後絕筆是:“我還需更多的氧。”誰能想到他留在人間最後的字跡，竟然是這樣的呼喊。
梁實秋，據說這張照片為他最為喜歡
晚年的梁實秋曾說過他此生的遺事，其中讓他最放不下的是，陸放翁的但悲不見九州同，他死前也有同感。他留下遺囑，要“覓地埋葬，選臺北近郊墳山高地為宜，地勢要高。”想是要望鄉的。夫人韓菁清將墓址選在淡水北新莊北海公園墓地。他的墓是“墓而不墳”，沒有了隆起的墳塋。然而，據知情人說，梁的遺骨現在已不在臺灣了，被遷至美國西雅圖。那裡安葬著梁實秋的結髮之妻程季淑。他的小女兒梁文薔把這裡的“槐園”墓地改建成了一座父母的合葬冢。
朱家驊：復興了“中央研究院”卻突遭橫禍
在1948年新華社公佈的43名戰犯中朱家驊名列第20名。1949年12月7日，開完會後朱家驊從成都專機飛往臺北，在四川和湖北交界的上空，遭遇寒流，飛機兩翼結了厚冰，下墜700尺，不能繼續往前飛了，只好返回成都。翌日再飛，從此遷臺。9日，朱家驊前往“總統府”與“行政院”開始在臺北介壽館辦公。
李宗仁對此評價說：“朱家驊在當時黨人中算是比較識大體的一位……為著維持‘銀元券’，他曾兩度飛臺，向蔣請示，擬運一批銀元來穗。此舉可說純為大局著想，遠非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驊可能因此而觸蔣氏之忌，嗣後在臺幾度遭蔣的為難。”
1950年3月14日，朱家驊卸任行政院副院長，4月他又卸任中國童子軍總會理事長。5月，特派中央銀行理事；6月，任總統府資政，已屬散官之列。他專力籌畫集合私人力量，創辦一個較高水準的刊物，宣導學術研究，併為臺灣學人的發表園地，作了《大陸雜誌》的創辦人。
其實，朱家驊由大陸流亡臺灣，由於派系傾軋，加之與大權在握、日見走紅的臺灣省主席陳誠不和，他漸漸失去了蔣的信任，原來擔負的行政院副院長等要職被革掉，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長一職。
中研院家驊樓
朱家驊為中研院到處奔波，擔負起籌措經費、找尋院址、購地建屋、規劃學科、創辦刊物等起死回生的重任。此時所謂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史語所與數學所一部分遷到臺灣，基本屬於一個有名無實的空架子。1954年在臺北南港中研院重建成功，後來又陸續重建植物、化學、動物三研究所，還在1955年2月親自增設近代史、民族學兩研究所。
1957年4月2日，他在臺主持第二屆院士會議，第二日主持第三屆評議會首次會議，中研院在臺逐漸復興。此後不到半年，8月20日說是因病遞交辭呈，10月辭去中研院長，1958年1月11日移交院務於美國歸來的胡適。
沒有一件能擺到桌面上的鐵證，事情的原委則任人編排。有人說，在1948至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的重要歷史轉折關頭，由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朱家驊出任行政院副院長，以新任內閣掣肘蔣介石的國民黨總裁權力。蔣介石由此把他這一做法看成是對自己的叛逆，於是懷恨在心。
有一份資料看上去似乎是可信的。據史語所老人石璋如回憶：1957年夏天，“由於天氣炎熱，又沒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時候，同仁常穿著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個悶熱的陰天，下午五點多蔣總統突然偕蔣夫人、帶著隨扈來到院裡，大概是要找朱家驊院長的麻煩。蔣一行人抵院時，院方已經下班了，多處門房深鎖，衛隊直接到所上，就碰到還沒回家的嚴耕望先生……後來不知道有誰說了什麼話，朱家驊院長就在十一月辭職。”將官場上的把戲玩得爐火純情的蔣介石就這樣把事給辦了，人不知鬼不覺，朱家驊成為了這一出“政治酬庸”鬧劇的犧牲品。
1962年2月24日下午，朱家驊最後一次參加中研院院士會議，選舉新院士。是年七十壽辰設立了“朱家驊先生獎學金”。“中研院”曾經是中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在他的擎劃下初具規模，對臺灣後續經濟頗有助益。為此畢生勞心瘁力。
他晚景悽寂，無一兒半女；歸隱田園後，他出無車，食無魚。他一向清廉不蓄財，再次吐血病倒時，窘困的竟連住院動手術的錢也一時無措，最後多半由友好舊屬捐贈才得過關。1963年1月3日，在臺北心臟病壽終寓邸，5月15日安葬於陽明山。
李濟：去臺後成了落寞的“學閥”
抗戰勝利，李濟全家搬回南京，剛落腳不久，又面臨一次重大抉擇——留大陸還是去臺灣，這對李濟那一輩讀書人確是很難過的一關。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語所奉命由南京遷至臺灣，所裡全部圖書、儀器、標本共裝了上千箱，連同故宮等機構的重要文物一併船運，指派李濟協助莊尚嚴押運。
抗戰流亡近十年，李濟隨著大批珍貴文物四處遷徙，當時許多文物剛從大後方運回南京，還來不及開箱，又要搬到臺灣。看得出他確實想過安穩日子，安靜地做一些研究工作，到臺灣去，對於他來說是個艱難的選擇。
有一件事，大概對李濟也是一個觸動。李家跟傅斯年家住對門，傅斯年常來與李濟聊天，那是1948年9月之後，濟南剛解放，傅斯年是山東人，他當時聽到了一個傳聞，不知是山東來的人說的還是報紙上登載的，說看到一批讀書人在掃大街，其中有王獻唐，王當時是山東圖書館館長，是李濟和傅斯年先生共同的老朋友。他去掃大街，大概是共產黨進城後組織的義務勞動，也可能是知識分子自發的一種行動，表示自己脫去長衫向勞動人民靠攏。可傅斯年和李濟談起這件事，憂心忡忡，感覺如果不去臺灣，將來恐怕也會是同樣的命運。
李濟
1948年底，他全家遷至臺灣，李濟的兒子李光謨那年22歲，說是“想看到一個新社會是怎樣建立起來的”，留在大陸。上海解放之後，臺灣和上海就無法直接通信了，兒子後來定居北京娶妻生子，父母都不知道。過了幾年通上消息後，李濟通過香港的朋友給兒子輾轉寄來了信，還託香港的朋友給孩子寄來了油、糖等日常物品。“文革”開始後，父子間的通信日趨困難。
1973年前後，趙元任從美國回來，他見到李光謨的頭一件事情，就是給他照相，說是要馬上寄到日本去給他女兒，然後讓女兒寄給李濟。隔了一週李光謨見到趙元任，他說，真糟糕，膠捲壞了，但是信息已經通過他女兒帶給了李濟夫婦，他們高興壞了，因為之前都以為兒子在“文革”當中死了。
後來李光謨去了臺灣，見到曾在家服務多年的一位老男工。聽他說，蔣介石曾經讓李濟在胡適出國時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職務，李濟拒絕了。蔣介石約李濟面談，談過之後，李濟答應作代理院長。談話回來那天，男工問李濟：“‘總統’跟你談什麼了？”李濟只簡單說了一句：“沒說什麼，訓了我一通。”原來，“中研院”搬到臺灣後，歸朱家驊主管，朱家驊當了多年的教育部長，搞得“中研院”官場氣息愈發濃重，李濟不習慣，因此不願去那裡做院長。
李濟與妻子是從小訂的娃娃親，李夫人是小腳。李濟在清華讀書快畢業時，父親派人回老家，把妻子接到北京與李濟完婚。妻子在湖北老家上過學，也算知書達理，給李濟寫的信，寫得還挺好的，文理通順，字跡雋秀。她當時希望婚後能繼續唸書，可是妻子剛到北京，婆婆就病了，她在病榻前侍奉，直到給婆婆送終。讀書的事也就擱淺了。後來孃家人說，我們陳小姐是被你們李家“騙”到北京當媳婦的。
早年，徐志摩就曾在一封信中說李濟：“剛毅木訥，強力努行，凡學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他後來在臺灣學界因固執而獲罪為“學閥”，李敖曾說：“李濟31歲起就做學閥，84歲才在武俠小說中死去。他壟斷學術，自己不研究也不給別人機會，‘安陽發掘報告’有始無終，‘中國上古史’計劃拖延不做。”此說並非空穴來風，李敖又補稱李濟是“最後一個迷人的學閥”，也很恰合。
1959年，以《考古》雜誌為代表的大陸考古學界對李濟發起了猛烈的“圍剿”。此後，和許多政治上選擇錯誤的著名學者一樣，這個名字逐漸消逝在這邊人們的閱讀視野中。直至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李濟文集》，收集了李濟學術論著近400萬字。
就如同臺灣大學原設“考古人類學系”陷於無古可考的境地，因人設系的局面必定難以為繼，最終乾脆徑直呼作“人類學系”。得不到最新考古實踐與資料的李濟縱有天大的本事，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從專業講，去到臺灣的李濟應該有些落寞，因為當時也很缺少大陸的考古資料。他後來通過從日本買來的新近出版的殷墟圖片繼續作研究，最後出的幾本書也都是寫出來的。
在他早期的考古論文中，論述的重點多側重於古代藝術，說“安陽出土的作品，不得代表成熟的藝術，並且證明在它們背後，還有一長段的歷史。”這話說得當然沒錯，但是卻未能注重出土器的歷史價值。再者，他在《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估計》提出，“確與中亞及西亞有關者為：青銅業，矛、空頭錛等”的觀點，這與事實顯然不符。
另外，他的小屯10座隨葬青銅禮器墓的分類統計，僅注重了觚形器與爵形器的組合關係，稱之為“嚴格匹配率”，則忽視了鼎與其他禮器的組合關係，如：隨葬青銅禮器最多的M188（8件）、M232（10件）、M238（14件）、M331（21件）、M333（10件）及M338（11件），除M238以外，都有鼎隨葬。這十分值得研究，而在李濟的文章中未予關注。在後來發表的《殷墟出土青銅禮器之總檢討》（1976年）中，禮器組合的問題也沒有論及。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觚形器與爵形器的組合應在二里岡下層時期，即早商，二里岡上層時期應已存在用鼎的組合關係，即用鼎制度。再就是，玉器也沒有放在李濟統計的禮器組合中加以論述。
1929年殷墟第三次發掘
究其原因，建國前的考古發掘僅在安陽進行，發掘成果只有8個報告，可資研究的僅前7次，材料亦不完整。其他發掘多伴隨於大規模的盜掘之後，1931年，前中央研究院與河南古蹟研究會曾在河南浚縣進行發掘，前後計4次，歷時6個多月，清理殘墓88座。其中經古人盜掘的約佔三分之二，經今人盜掘的約佔三分之一，多數墓葬已不見本來面貌，故對於研究古制只有較少的價值。
建國以後，科學考古發掘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其成績之宏巨，出土文物之豐富，已有諸多專門研究，在此勿庸贅述。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至此有了古史研究與考古學的真正結合，考古發掘與考古學研究給予認知禮器制度以有力的支援。
蘇秉琦之《洛陽中州路（西二段）•結語》（科學出版社，1959年）的論文指出，這裡的殷文化遺存與鄭州二里岡有著鮮明的聯繫，代表了殷文化遺存的晚期階段。論文將這一文化遺存中的10個西周墓按它們的規模大小分為3型4類。蘇秉琦還指出，大型墓與中型墓的差別主要是隨葬品中用銅器（鼎、簋、盉、盤）代替了部分陶器（鬲、簋）。這樣就使青銅禮器在隨葬品中的等級突出出來，而且依據的考古學資料很具代表性。
1977年，81歲的李濟完成了畢生最後一本學術專著《Anyang》 （安陽），那時他還在美國，書是用英文口述寫的，由華盛頓大學出版。1979年8月1日，李濟心臟病猝發，病逝於臺北溫州街寓所。其養子李光周亦為臺灣重要的考古學家，人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沒有發現一件古董，所藏的22000餘冊書也沒有一本是珍本、善本。這是他立下的規矩：做考古的人自己不得收藏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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