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工作者可能是現在地球上最神秘的人群了。
他們經常作為主角，出現在各類文學作品、各類影視劇，呃，以及各類新聞報道中……情報工作並不是一個永久性的工作，往往從事幾年間諜，就會轉型為其他行業從業者，比如，總統…
除了還在政治圈圈裡打轉，這些寶貴獨特的人生經歷還可以拿來做什麼呢？勒卡雷用他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情報人員轉型的另一種可能——小說家。
01.
勒卡雷是誰
勒卡雷原名大衛·康威。冷戰時期，他是英國駐西德的情報工作者。勒卡雷最為人所知的小說《柏林諜影》寫於期間。他用了6周的時間，寫完了這個日後給他帶來名聲、財富，以及麻煩的故事。付梓前，上級審讀了全書，確保他虛構的是一個與現實諜報無關的故事，才給這本書放行。媒體對這本書裡的故事的執著超出了勒卡雷的想象。不斷有人認為，這是個真實的案例，其中寫到的故事，都有言之鑿鑿的證據。
得益於勒卡雷的自身經歷，他深知間諜不是永遠走運的不死鳥——他們會經歷危及生命的事故、有處在灰色地帶說不清道不明，並苦苦尋不見答案的現世困惑。
中年勒卡雷
勒卡雷的父親是個軍火販子，愛撒謊，不自知地好排場要面子。他把兒子們送到昂貴的私立學校，讀書學習。勒卡雷卻擔心下一筆要交的學費，擔心父親會不會按時出現。母親是缺席的角色，以至於有人詬病勒卡雷的作品沒有寫出女性該有的狀態，即便是史邁利，也沒有Ian Fleming的007在女人堆裡的汪洋恣意。他們有時更像是一群疑惑者，對時代、對他們的所做、對組織，甚至是對自己。
02.
記者見到的勒卡雷
去年9月，《中國新聞週刊》的記者在倫敦西南的一家餐廳見了勒卡雷。85歲的老先生，已經不間斷地進行了兩週各種媒體的採訪。採訪前，大家各自點了要吃的東西。勒卡雷熱情地向大家介紹菜單上沒有的菜，並向侍者要了一瓶紅酒、一瓶白酒。
勒卡雷要了一個牛肉漢堡，配藍芝士、蔬菜沙拉。他向侍者強調，要一份“滿滿的番茄醬”，以及，上些油芥末醬。他卻不是真的吃，象徵性地開罐子，抹了一半漢堡麵包的油芥末醬，攤在盤子裡。直至端走時，一口沒吃。期間，緩慢地回答我們的問題，他不吃東西，是為了確保不浪費我們的用餐時間，同時又能多聊幾句。這是否是他兒時在私立學校學到的紳士修養？他父親，花了大價錢，讓孩子去讀的學校。
這是一場信息綿密的問與答。不僅僅因為他此前的情報工作，也因為老先生時常以現實政治為答案的起點，回答你的問題。他評論川普、特麗莎·梅，對朝鮮問題、歐洲的難民事務、英國的本國政治自有一套見解。這也是他能恰如其分地把冷戰背景改成今天的反恐背景，在語境的流轉變化中，讓自己的間諜故事依然成立。
勒卡雷是好萊塢和電視臺的寵兒。這些年，他的影視業務，由大兒子主管。《夜班經理》完成了他喜歡的改編，他說第二季會去中國取景，同時跟著兒子去轉轉。儘管他從未踏足過中國，《榮譽學生》中的東亞語境，如同他親歷過多次。
勤奮的老先生還在寫，他的下一部小說，已經開了頭。
03.
Q&A
Q：（剛才的演講中）你提到自己旅行、做筆記、蒐集素材，回家繼續深挖，這是不是就是你創作的過程？
A：一旦我決定開始寫，我會讓自己回到場景。（小說）這個故事的場景是德國，確切說是東德。我去了史塔西博物館，工作人員很幫忙，給了我一些資料。我自己獨自在那些可怕的小房間裡待著，而且我還提醒自己，有三個安全屋在西德，我甚至還記得其中一個的地址。
（史塔西，Stasi，東德國家安全部的縮寫，被認作當時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報和秘密警察機構之一。據不完全統計，在其存在期間，有60萬人為史塔西服務，與納粹德國時期為蓋世太保服務的人數相當。1950年至1989年之間，史塔西管轄有17個監獄，約9萬多正式聘用的探員，17萬多位在民主德國國內的通報合作者，即著名的“IM”，另有2萬名“IM”通報合作者位於隔壁的聯邦德國。所以史塔西共擁有28萬多位合作探員，情報網綿密、有效。）
年輕時的勒卡雷
我去看了，那棟建築還在。另外兩個，我想不起來了。我還和一些當年的史塔西頭目聊天。我甚至找到了一名當年的東德司機，我們慢慢地開車，走了一遍利瑪斯和麗茲從東德逃往西德的路線。很有趣的經歷是遇到那些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女人們。這一路上，竟然也下了雪。這些所見所聞，我做了筆記。
Q：法西斯崛起時，間諜能做什麼反抗？
A：這是個有意思的想法。要記住，任何情報部門的工作，都是服務性的。它服務於它的政府。當史塔西開始制定政策，那就是一團亂。首先，他們沒有能力制定政策。他們所受過的訓練並不具備政治、外交思維。這是政府希望中的情報部門嗎？當然。他們需要做的是暗中破壞，尤其在互聯網世界中。他們能很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我覺得目前需要警醒的是情報組織的無領導力。
以美國為例，政策並不是由情報部門決定的，這也使得川普無所畏懼。軍事上，也是如此。這兩點可以看出川普的愚昧無知。蒂勒森也一樣，他對外交一無所知。倫敦的外國使節告訴我，駐倫敦的美國大使館裡，真正的有頭腦的、專業的外交官不想說、不想做。
Q：你覺得現在科技的進步改變了情報服務很多嗎？
A：我反到認為在當前的情報服務中，人的因素變得更重要。因為，過度的規定、過度的管束對情報服務是有作用的，所以被選擇的信息在正確的時間傳遞給正確的人是件很有難度的事。大量的情報傳遞出來，它們應當被很好地核實。每每當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情報人員回頭看，通常會說：“我們知道。”是的，我們當然知道，只是情報在事發前沒進行核實。在我看來，這是人的失敗，因為是人腦在做判斷。
另一方面愈發清晰的是，在龐大的互聯網世界中，即使一個男人在朝鮮，另一個女人在世界其他地方，通過互聯網，他們就能傳遞信息。所以，我認為完美的接口存在於情報和特工所在地（如果你能找到）之間巨大的互聯網世界中。我認為，以任何形式存在的相互尊重的意識的符號起始於人們開始交換筆記。神知道他們所知道的。我從未相信一方的確定是另一方的開頭，而今時今日雙方情報符號的安全是基於連接著電腦的精妙數學的加密。
如果你看看曾發生過的背叛，一個情報員，需要傳遞情報給其他人。要讓這一大群不熟知對方的人的價值觀相同，共同協作，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我自己絕不可能運轉好這麼龐大的組織。因為在組織運轉的過程中，你會發現有時一個笨蛋把手提箱遺失在地鐵裡，另一個笨蛋忘了調時間，還有一個笨蛋在床上把事情說給了女朋友聽。所以，你永遠得把所有人的因素計算在內。
Q：你在採訪中回憶過史塔西對你父親做過調查。
A：在史塔西的檔案裡，我的父親是個非法的軍火販子，這一點被記錄在案。他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做生意，比如印度尼西亞。檔案裡，最初對他的描述是，“富有的英國商人”。接下來記錄的是一次KGB從維也納派了個特工去找我父親談生意。我記得那人的名字叫某某博士，不過，在奧地利，每個人都是“博士”。之後，那人把見到我父親的各種細節都做了彙報，包括時間、地點、見到了什麼人、交談的內容、辦公室中的陳設等等。隨即，關於我的部分寫著，我在東德負責一家機構。這一點自然不是實情。
勒卡雷的父親
斯諾登
Q：你怎麼看斯諾登、阿桑奇？因為你書中有很多人物，不滿於一些現實情形。斯諾登的同行們中，有一些也認為斯諾登做得太過了，於是站出來向外界解釋他們的平日工作。從你的角度來說，你對此同情嗎？還是覺得他們把工作搞砸了？
A：我對他們都表示同情——對斯諾登，以及對那些試圖這樣看待斯諾登的人。我和美國的檢察官談過，他們覺得這事非常很好笑，因為如果你擁護斯諾登，是不是也應該擁護《紐約時報》、《衛報》等刊登斯諾登報道的媒體？在這件事中，沒有哪方是贏家。
斯諾登的問題被拋出來的關鍵在於，是不是在政府內部，可以有人對斯諾登的處境表示同情？而且，你也並不能簡單地敞開門說，我們以後再也沒秘密了？另一個事實是，假如這位先生代表波蘭，這位先生代表澳大利亞，這位女士代表中國，他們的身份都是外交官，有一天他們坐下來一起喝酒喝到醉。第二天早上，這三人就達成了一樁交易。這就是外交如何起作用的其中一種方式。此時，相互聽聽意見、用何種語言、喝得多醉，都是無效的。有效的是，此時，人們坐在一起，說些沒意義的話，相互調侃，他們應當被允許這麼做。以及，如果這麼做能解決問題，這部分就得保密，一定程度上成為機密。
Q：傳記《人生如鴿》中，你曾經仔細描述過阿拉法特的鬍子，這段經歷在伴隨你30年後，你把它放入了自己的寫作中。
A：是的。我在貝魯特的房子裡，周圍煙霧繚繞。巴勒斯坦戰線的人都在那兒，孩子打打鬧鬧。一天天過去，我說我得見見阿拉法特。我給他們看了《時代》雜誌，因為我的面孔出現在雜誌上。我告訴他們我是個給人出主意的。但他們對我的回覆是：“你是個有錢人，竟然來探望我們這些窮人。”這真是尷尬的時刻。
1977年10月，勒卡雷登上《時代》雜誌封面
之後，有一次，我一個人在一家酒店裡吃晚飯。我準備出去時，我見到門外井井有條站著一些大人、孩子。然後有人敲門喊：“大衛先生（勒卡雷的真名），快開門。快出來！”我出來跟著走，越走越害怕。直到走到電梯時，有人攔下我，上來個大個兒，想對我再次搜身。我和大個兒說，“阿拉法特認識我。真的！我已經被搜夠了。別再搜了！”大個子說，“好吧，好吧。”隨即，我進屋等候，一旁靠牆站著漂亮的真槍實彈的姑娘們。
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到了，他進了屋（這完全是個劇場式的房間），徑直走，無視任何人，在桌前坐下。電影《大獨裁者》裡的場面設計，就像這個場景。阿拉法特坐下後，拿起一張報紙，抬頭看了看，發現了我。他又抬高了一點頭，說：“大衛先生，你怎麼來看我了？”我想：“其實我也是個拙劣的演員。”我說道：“主席先生，我來，是為了把手放在巴勒斯坦之心上。”他連忙說：“它在這兒它在這兒。”
之後，他對我進行了一場標準的關於巴勒斯坦的演講。說完後，他提議我們一起拍個照。但是我並不想拍。
後來，我在約旦又見到了他。酒店裡，我們又見了一次。在那兒，阿拉法特讓我站他身邊。周圍的孩子站了一圈，他們用鞋子跺著地板，兩手有節奏地鼓掌。他們最終把阿拉法特抬到了舞臺上。
Q：你怎麼看待評論界對你的評論？
A：我要告訴你的事實是，第一：我不是評論界的人。所以，這部分的工作，不是我需要做的。第二：我也的確尊重，評論界所說的，哪一個類別需要存在。第三：我已經不再讀評論了。即使今天有人告訴我，《衛報》刊登了一篇精彩的評論，我也不讀。
Q：你什麼時候開始不讀的？
A：當它成為太大的痛苦時，我就不讀了。假如你相信其中一位作者寫的誇讚評論，這意味著你也要相信另一位的批評。所以，最好的辦法是遠離它們，因為我覺得讀這些評論絲毫不能提高我的寫作技藝。我更關心的是，當出租車司機告訴你，他讀不懂你寫的上一本書時，我想，這是極大的恭維。
Q：發生過嗎？
A：發生過。這真是個美好的瞬間。我對他說：“你停下來，咱們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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