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工作者可能是现在地球上最神秘的人群了。
他们经常作为主角，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各类影视剧，呃，以及各类新闻报道中……情报工作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工作，往往从事几年间谍，就会转型为其他行业从业者，比如，总统…
除了还在政治圈圈里打转，这些宝贵独特的人生经历还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勒卡雷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情报人员转型的另一种可能——小说家。
01.
勒卡雷是谁
勒卡雷原名大卫·康威。冷战时期，他是英国驻西德的情报工作者。勒卡雷最为人所知的小说《柏林谍影》写于期间。他用了6周的时间，写完了这个日后给他带来名声、财富，以及麻烦的故事。付梓前，上级审读了全书，确保他虚构的是一个与现实谍报无关的故事，才给这本书放行。媒体对这本书里的故事的执着超出了勒卡雷的想象。不断有人认为，这是个真实的案例，其中写到的故事，都有言之凿凿的证据。
得益于勒卡雷的自身经历，他深知间谍不是永远走运的不死鸟——他们会经历危及生命的事故、有处在灰色地带说不清道不明，并苦苦寻不见答案的现世困惑。
中年勒卡雷
勒卡雷的父亲是个军火贩子，爱撒谎，不自知地好排场要面子。他把儿子们送到昂贵的私立学校，读书学习。勒卡雷却担心下一笔要交的学费，担心父亲会不会按时出现。母亲是缺席的角色，以至于有人诟病勒卡雷的作品没有写出女性该有的状态，即便是史迈利，也没有Ian Fleming的007在女人堆里的汪洋恣意。他们有时更像是一群疑惑者，对时代、对他们的所做、对组织，甚至是对自己。
02.
记者见到的勒卡雷
去年9月，《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在伦敦西南的一家餐厅见了勒卡雷。85岁的老先生，已经不间断地进行了两周各种媒体的采访。采访前，大家各自点了要吃的东西。勒卡雷热情地向大家介绍菜单上没有的菜，并向侍者要了一瓶红酒、一瓶白酒。
勒卡雷要了一个牛肉汉堡，配蓝芝士、蔬菜沙拉。他向侍者强调，要一份“满满的番茄酱”，以及，上些油芥末酱。他却不是真的吃，象征性地开罐子，抹了一半汉堡面包的油芥末酱，摊在盘子里。直至端走时，一口没吃。期间，缓慢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他不吃东西，是为了确保不浪费我们的用餐时间，同时又能多聊几句。这是否是他儿时在私立学校学到的绅士修养？他父亲，花了大价钱，让孩子去读的学校。
这是一场信息绵密的问与答。不仅仅因为他此前的情报工作，也因为老先生时常以现实政治为答案的起点，回答你的问题。他评论川普、特丽莎·梅，对朝鲜问题、欧洲的难民事务、英国的本国政治自有一套见解。这也是他能恰如其分地把冷战背景改成今天的反恐背景，在语境的流转变化中，让自己的间谍故事依然成立。
勒卡雷是好莱坞和电视台的宠儿。这些年，他的影视业务，由大儿子主管。《夜班经理》完成了他喜欢的改编，他说第二季会去中国取景，同时跟着儿子去转转。尽管他从未踏足过中国，《荣誉学生》中的东亚语境，如同他亲历过多次。
勤奋的老先生还在写，他的下一部小说，已经开了头。
03.
Q&A
Q：（刚才的演讲中）你提到自己旅行、做笔记、搜集素材，回家继续深挖，这是不是就是你创作的过程？
A：一旦我决定开始写，我会让自己回到场景。（小说）这个故事的场景是德国，确切说是东德。我去了史塔西博物馆，工作人员很帮忙，给了我一些资料。我自己独自在那些可怕的小房间里待着，而且我还提醒自己，有三个安全屋在西德，我甚至还记得其中一个的地址。
（史塔西，Stasi，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缩写，被认作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其存在期间，有60万人为史塔西服务，与纳粹德国时期为盖世太保服务的人数相当。1950年至1989年之间，史塔西管辖有17个监狱，约9万多正式聘用的探员，17万多位在民主德国国内的通报合作者，即著名的“IM”，另有2万名“IM”通报合作者位于隔壁的联邦德国。所以史塔西共拥有28万多位合作探员，情报网绵密、有效。）
年轻时的勒卡雷
我去看了，那栋建筑还在。另外两个，我想不起来了。我还和一些当年的史塔西头目聊天。我甚至找到了一名当年的东德司机，我们慢慢地开车，走了一遍利玛斯和丽兹从东德逃往西德的路线。很有趣的经历是遇到那些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女人们。这一路上，竟然也下了雪。这些所见所闻，我做了笔记。
Q：法西斯崛起时，间谍能做什么反抗？
A：这是个有意思的想法。要记住，任何情报部门的工作，都是服务性的。它服务于它的政府。当史塔西开始制定政策，那就是一团乱。首先，他们没有能力制定政策。他们所受过的训练并不具备政治、外交思维。这是政府希望中的情报部门吗？当然。他们需要做的是暗中破坏，尤其在互联网世界中。他们能很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我觉得目前需要警醒的是情报组织的无领导力。
以美国为例，政策并不是由情报部门决定的，这也使得川普无所畏惧。军事上，也是如此。这两点可以看出川普的愚昧无知。蒂勒森也一样，他对外交一无所知。伦敦的外国使节告诉我，驻伦敦的美国大使馆里，真正的有头脑的、专业的外交官不想说、不想做。
Q：你觉得现在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情报服务很多吗？
A：我反到认为在当前的情报服务中，人的因素变得更重要。因为，过度的规定、过度的管束对情报服务是有作用的，所以被选择的信息在正确的时间传递给正确的人是件很有难度的事。大量的情报传递出来，它们应当被很好地核实。每每当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情报人员回头看，通常会说：“我们知道。”是的，我们当然知道，只是情报在事发前没进行核实。在我看来，这是人的失败，因为是人脑在做判断。
另一方面愈发清晰的是，在庞大的互联网世界中，即使一个男人在朝鲜，另一个女人在世界其他地方，通过互联网，他们就能传递信息。所以，我认为完美的接口存在于情报和特工所在地（如果你能找到）之间巨大的互联网世界中。我认为，以任何形式存在的相互尊重的意识的符号起始于人们开始交换笔记。神知道他们所知道的。我从未相信一方的确定是另一方的开头，而今时今日双方情报符号的安全是基于连接着电脑的精妙数学的加密。
如果你看看曾发生过的背叛，一个情报员，需要传递情报给其他人。要让这一大群不熟知对方的人的价值观相同，共同协作，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自己绝不可能运转好这么庞大的组织。因为在组织运转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时一个笨蛋把手提箱遗失在地铁里，另一个笨蛋忘了调时间，还有一个笨蛋在床上把事情说给了女朋友听。所以，你永远得把所有人的因素计算在内。
Q：你在采访中回忆过史塔西对你父亲做过调查。
A：在史塔西的档案里，我的父亲是个非法的军火贩子，这一点被记录在案。他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做生意，比如印度尼西亚。档案里，最初对他的描述是，“富有的英国商人”。接下来记录的是一次KGB从维也纳派了个特工去找我父亲谈生意。我记得那人的名字叫某某博士，不过，在奥地利，每个人都是“博士”。之后，那人把见到我父亲的各种细节都做了汇报，包括时间、地点、见到了什么人、交谈的内容、办公室中的陈设等等。随即，关于我的部分写着，我在东德负责一家机构。这一点自然不是实情。
勒卡雷的父亲
斯诺登
Q：你怎么看斯诺登、阿桑奇？因为你书中有很多人物，不满于一些现实情形。斯诺登的同行们中，有一些也认为斯诺登做得太过了，于是站出来向外界解释他们的平日工作。从你的角度来说，你对此同情吗？还是觉得他们把工作搞砸了？
A：我对他们都表示同情——对斯诺登，以及对那些试图这样看待斯诺登的人。我和美国的检察官谈过，他们觉得这事非常很好笑，因为如果你拥护斯诺登，是不是也应该拥护《纽约时报》、《卫报》等刊登斯诺登报道的媒体？在这件事中，没有哪方是赢家。
斯诺登的问题被抛出来的关键在于，是不是在政府内部，可以有人对斯诺登的处境表示同情？而且，你也并不能简单地敞开门说，我们以后再也没秘密了？另一个事实是，假如这位先生代表波兰，这位先生代表澳大利亚，这位女士代表中国，他们的身份都是外交官，有一天他们坐下来一起喝酒喝到醉。第二天早上，这三人就达成了一桩交易。这就是外交如何起作用的其中一种方式。此时，相互听听意见、用何种语言、喝得多醉，都是无效的。有效的是，此时，人们坐在一起，说些没意义的话，相互调侃，他们应当被允许这么做。以及，如果这么做能解决问题，这部分就得保密，一定程度上成为机密。
Q：传记《人生如鸽》中，你曾经仔细描述过阿拉法特的胡子，这段经历在伴随你30年后，你把它放入了自己的写作中。
A：是的。我在贝鲁特的房子里，周围烟雾缭绕。巴勒斯坦战线的人都在那儿，孩子打打闹闹。一天天过去，我说我得见见阿拉法特。我给他们看了《时代》杂志，因为我的面孔出现在杂志上。我告诉他们我是个给人出主意的。但他们对我的回复是：“你是个有钱人，竟然来探望我们这些穷人。”这真是尴尬的时刻。
1977年10月，勒卡雷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之后，有一次，我一个人在一家酒店里吃晚饭。我准备出去时，我见到门外井井有条站着一些大人、孩子。然后有人敲门喊：“大卫先生（勒卡雷的真名），快开门。快出来！”我出来跟着走，越走越害怕。直到走到电梯时，有人拦下我，上来个大个儿，想对我再次搜身。我和大个儿说，“阿拉法特认识我。真的！我已经被搜够了。别再搜了！”大个子说，“好吧，好吧。”随即，我进屋等候，一旁靠墙站着漂亮的真枪实弹的姑娘们。
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到了，他进了屋（这完全是个剧场式的房间），径直走，无视任何人，在桌前坐下。电影《大独裁者》里的场面设计，就像这个场景。阿拉法特坐下后，拿起一张报纸，抬头看了看，发现了我。他又抬高了一点头，说：“大卫先生，你怎么来看我了？”我想：“其实我也是个拙劣的演员。”我说道：“主席先生，我来，是为了把手放在巴勒斯坦之心上。”他连忙说：“它在这儿它在这儿。”
之后，他对我进行了一场标准的关于巴勒斯坦的演讲。说完后，他提议我们一起拍个照。但是我并不想拍。
后来，我在约旦又见到了他。酒店里，我们又见了一次。在那儿，阿拉法特让我站他身边。周围的孩子站了一圈，他们用鞋子跺着地板，两手有节奏地鼓掌。他们最终把阿拉法特抬到了舞台上。
Q：你怎么看待评论界对你的评论？
A：我要告诉你的事实是，第一：我不是评论界的人。所以，这部分的工作，不是我需要做的。第二：我也的确尊重，评论界所说的，哪一个类别需要存在。第三：我已经不再读评论了。即使今天有人告诉我，《卫报》刊登了一篇精彩的评论，我也不读。
Q：你什么时候开始不读的？
A：当它成为太大的痛苦时，我就不读了。假如你相信其中一位作者写的夸赞评论，这意味着你也要相信另一位的批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远离它们，因为我觉得读这些评论丝毫不能提高我的写作技艺。我更关心的是，当出租车司机告诉你，他读不懂你写的上一本书时，我想，这是极大的恭维。
Q：发生过吗？
A：发生过。这真是个美好的瞬间。我对他说：“你停下来，咱们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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