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接前）文學地理學家曾大興指出：“文學家的地理分佈有兩種狀態，一種是靜態分佈，一種是動態分佈。靜態分佈即其出生、成長之地的分佈，也就是籍貫的分佈；動態分佈即其流寓、遷徙之地的分佈，也就是客居之地的分佈。”
［１２］８５文學家的流動性比較大，一個文學家流動遷徙到一個新的地方，自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的地理環境的影響，自然會對新的所見、所聞、所感，做出自己的理解、判斷或者反應，並把這一切表現在自己的作品當中。［１２］８６《金瓶梅》的作者及創作情況，應當也是如此。
《金瓶梅》創作的地理背景，除去北京說，還有臨清說、徐、淮、揚說、紹興說等多種。之所以產生如此的狀況，首先是因為《金瓶梅》的作者至今仍是個謎，被疑為作者的人選已近七十個，是古代其它任何作品所不能比的，較著名的如王世貞、李開先、李漁、屠隆、賈三近、李贄、徐渭等。每一位作家都會有一個屬於其自身的生活與成長的經歷或背景，每一位作家說的提出，大多都會相應產生一種創作地理背景之說。因此，對於《金瓶梅》的創作地理背景的討論也註定是十分複雜的。在作者到底為誰的問題解決之前，創作地理背景之說，很難結束眾說紛紜的局面。
其次，人是社會最為活躍的因素，古代社會的文人尤其如此。除去籍貫所在地的地理背景，作家流寓、遷徙之地的地理背景也需重視並考慮。朱星、吳曉鈴先生的“北京說”，正是超越了籍貫地而從遷徙地的層面提出的。如朱星先生指出：北宋時都城在開封，但到明代，開封已很荒涼，所以寫西門慶兩次到開封拜壽，實際是寫的北京景色（吳晗先生說的）。而北京是王世貞熟地，從小就隨父王忬做京宮，寓北京的”。［１３］吳曉鈴先生《金瓶梅》地理背景的觀點中，也始終並沒有否定李開先是山東人的基本事實，而是更關注其在北京居住與做官的這段經歷，主要去分析書中出現的地名、風俗、食品第方面和作者的關聯。這就更有利於《金瓶梅》創作地理背景的探討。
第三，不容忽視的是，作為一部文學作品，《金瓶梅》是在《水滸傳》第二十三到第二十六回所提供的故事框架下進行想象與虛構而形成的，很可能是多種現實地理環境的組合或錯置。對這樣的現象，陳詔在《＜金瓶梅＞故事地點考》一文指出：《金瓶梅》的作者在很多地方像是信口開河，沒有一個正確的時空概念。例如，滄州，北宋時屬河北東路，明屬直隸省，而《金瓶梅》第二回卻說“山東滄州”；仙遊，明顯地是福建的一個縣，而第二十九回卻說“浙江仙遊”；匡廬，即廬山，誰都知道在江西，而第三十六回卻說“滁州匡廬”，等等，這到底是作者缺乏最起碼的地理知識，還是故意弄得荒誕不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他認為一個成熟的作家在創作小說時只能採取“雜取種種，的典型化的手法，譬如寫一個城市，它必然有北京的成份，也有其他城市的成份。如果我們只從一個視角去觀察，去探求，去論定，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以偏概全的錯誤。［１４］在創作地理背景的討論中，有不少學者以飲食、風俗、語言等特色來推斷作者或創作的地理背景，不能說沒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絕對化。如以飲食為例，臺灣學者魏子云先生就曾指出：小說要寫暴發戶西門慶家和當時官場的奢侈腐化，他們所享用的食物當然是各地的奇珍異產。以金華酒為例證明小說作者是金華地區人，這樣的論證看起來很有道理，實際上完全不對頭。當時金華酒經錢塘江、大運河直達山東和北京，運輸很方便。如果說西門慶宴會上經常出現的竟是本地灑，那隻能顯示一個土財主的闊綽，不是本書作者的意圖。至於升斗小民，《金瓶梅》寫的就都是道地的北方食品。如第七回的黃米麵棗兒糕、艾窩窩，第八回的角兒，第五十回的驢肉，第五十七回的火燒、波波、饅頭等。
［１５］對於《金瓶梅》創作的地理背景，亦有人持綜合的說法。如著名學者徐朔方生即指出：“《金瓶梅》以清河縣為它的地理背景，它在當時最繁榮的內河港口臨清的影響下，為商人而兼官僚地主的西門慶提供活動舞臺，而它的方位卻在黃河以南，離開臨清還有一段不短的距離，大大超過實際止的七十里。真實的清河縣——臨清——梁山泊附近的某地，陽穀的鄰縣，三者合一才是小說中的清河縣，強調三者之一，而忽視其它兩者，都不能正確地理解《金瓶梅》的地理背景。”［１６］王汝梅先生也認為：“《金瓶梅》故事是以運河沿岸臨清等商業都會為地理背景，又概括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場景。作者把故事發生地設置在南北交通大動脈運河沿岸，設置在儒家文化發祥地區。”［１７］馬徵先生說：“《金瓶梅》故事有一個開闊的地理背景，這個背景集運河沿岸城市風貌之大成，而臨清則是這個背景的軸心”。 ［１８］其文內也體現出明顯綜合的傾向。
綜合諸種說法，本人以為《金瓶梅》創作的地理背景在北京或其附近的可能性較大。除去持此說的諸家提到書中有很多的太監、御醫、馬官等，和不少的飲食、風俗、街巷名稱、語言等相類之處甚多外，本人以為《金瓶梅》最初流傳與其地的關係也需重視。我們不妨再羅列一下《金瓶梅》問世最早傳播的四則材料：
１．一月前，石簣見過，劇譚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觀七十二峰絕勝處，遊竟復返衙齋，摩霄極地，無所不談，病魔為之少卻，獨恨坐無思白兄耳。《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抄竟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１９］
２．今春謝胖來，念仁兄不置，胖落寞甚，而酒肉量不減。持數刺謁貴人，皆不納，此時想已南。仁兄近況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弟山中差樂，今不得已，亦當出，不知佳晤何時？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歡場數人，如雲逐海風，倏爾天末，亦有化為異物者，可感也！［２０］
３．（萬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諸小說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後從中郎真州，見此書之半，大約模寫兒女情態俱備，乃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蓮也；＂瓶＂者，李瓶兒也；＂梅＂者，春梅婢也。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瑣碎中有無限煙波，亦非慧人不能。［２１］
４．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為外典，餘恨未得見。丙午（１６０６年）遇中郎京都，問曾有金帙否？曰：弟睹數卷，甚奇快，今唯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２２］
此四則材料，透露出《金瓶梅》創作及問世後的流傳均在京師。材料１，顯示袁宏道首次見到的《金瓶梅》，是好友石簣（陶望齡的號）從京師董思白（其昌）處帶來的，此在１５９６年；材料２，袁宏道寫信催謝在杭還《金瓶梅》，其借閱時當在萬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至萬曆三十年（１６０２），即袁宏道於京成立葡萄社之時，其時，該書正在京城熱傳；材料３，袁中郎與董思白當於京師中談《金瓶梅》的流傳，且說到“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這正是“紹興老儒”於京創作的證據，其創作的地理背景自然脫離不開北京。材料４，是沈德符與袁宏道於京城相遇，仍在談論《金瓶梅》，其中所談抄錄的“妻家徐文貞”之邸大概也在京師。文貞為徐階諡號，他曾在嘉靖四十一年五月至隆慶二年七月（１５６２年－１５６８年）任當朝首輔大學士，萬曆十一年（１５８３）始卒，書抄錄時可能未搬離出京。後文又說袁中道三年後進京，已攜有《金瓶梅》。總之，這四則材料說明，《金瓶梅》被創作於京師的可能性較大，如此必然會更多地以北京為地理背景。
綜上所述，《金瓶梅》創作的地理背景研究是一個討論熱烈，觀點多樣的領域。其相關的探索和爭論至今未絕，已長達近百年，所涉及的地域覆蓋了南方和北方。這與原著作者的未知及作品內容的豐富密切相關，也和研究者的關注角度與立腳點有關。在作者是誰的問題解決之前，討論《金瓶梅》創作地理背景的正確途徑只有是儘可能地接近作品內容與創作及傳播的本初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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