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照片 | 南京古城门

从经济条件上看，武昌所属的荆楚与成都所属的巴蜀，在历史时期，确实未必比江东吴越之地条件差，巴蜀、荆楚、吴越在东周、三国、东晋、十国、元末等时期也频频与中州政权分庭抗礼，但为什么一旦由群雄乱局进入南北对峙便往往由南京（建康）来统领整个长江流域呢？私以为，这与三城所处区块的域内形势以及地缘角度的邻地形势之差异有关，换言之，南京城在江南域内外有着远超武昌城、成都城各自在荆楚平原、四川盆地的域内外形势的优势，所以才频频被选作南北对峙时的南方江域首府。

宁、汉、成三城各自的域内地位

定都是一件需要综合考虑军事险要、政治凝聚、经济供给三种因素的，且军、政、经三因素统统需要映射到城池的

在宁、汉、成三城之中，南京不仅距离上下游渡口较近，而且即便相对于整个江南地区，也是拥有军事险要可资守备的城池，而同处江南的苏、杭，则虽然财粮充沛，却身处太湖平原无险可守，这就为南京取得对江南域内的压制态势，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京口、燕子矶、采石矶、幕府山、紫金山、丹阳山岭共同构成了南京周围

例：六朝时期的扬州刺史始终紧密跟随着建康方面的政治态度，或者干脆就是由当朝大员所担任，除了刘宋中后期曾经设置东扬州制衡扬州，也并未见扬藩像荆藩那样，冒然与建康撕破脸皮。

反观武汉，自古以来荆楚腹地便被江陵、襄阳、江夏、长沙四个地区所“分势”，武汉（武昌）作为古江夏地区最晚近的一处核心城址，江陵、襄阳、江夏、长沙又各有各的险要可守、各有各的腹地可资，这就从军事攻守、政治凝聚、经济供给三个方面，瓦解了武汉（武昌）独大的可能。

例：南朝刘宋时期，除了东晋时期州治江陵的荆州以外，还设置了州治襄阳的雍州、州治江夏的郢州、州治长沙的湘州，在从此以后的南朝历史中，荆、湘、雍、郢四州便基本处于相互制衡的局面，从此便再未出现像东晋那般荆藩独大的情形，除非因为某种人神共愤的原因团结在一起（反邵战争），否则便很难再行对抗建康（刘义宣之败）。

再看成都，四川盆地一向是巴中与蜀中两部分，成都与重庆各自把持了盆地两边的险要之地，成都把持了金牛道以南的剑阁、绵竹、葭萌诸要地，重庆则把持着巴中道与三峡水道，呈分陕之势。所以，即便在四川盆地域内，成都也并未能取得对重庆的压制态势

宁、汉、成三城所处三区各自的地缘条件

南京所处江南地区，内外水网最为发达，既有恰到好处地捍卫住大片良田以供经济运作的宽阔江面，还有通过水利工程勾连便能通过淮泗甚至黄河直达中州要地，这就使得江南既能阻挡北方铁骑于江南良田之外（典型如元嘉失利），又能在蓄积充分后向北攻伐（典型如桓温三伐、刘裕北伐），即便孙十万都能频频水路出兵合肥，是攻守两得的。且边警频频深入江北，对于建康政权也是一个不小的刺激，有助于南方政权提高警惕，不被安逸弱化（南宋九妹就受不了这种刺激，所以可不就远遁杭州图安逸去了么）

返观成都所在的巴蜀地区，不论是向北争霸，还是向东争雄，都有着重重山岭阻挡，唯有依靠河流下切作用形成的山谷之地行军，这样虽然拥有了极佳的防御力，却也彻底丧失了进取心，不仅北伐如同逆天而行，就连统一南方都很难做到，一旦定都此处，即便原先拥有了整个长江流域，也会如同公孙述、刘备丧失荆楚西部那样整个丧失掉。

再看武汉城所在的荆楚地区，无论是攻击还是守备，九省通衢的交通形势，就决定了荆楚无法通过乱世早期的偏安一方积累资本，以至于荆楚之地完全就是一个南方版的中原，江南势力、巴蜀势力、中州势力、关中势力甚至晚近的两广势力都能插上一脚，绝非一个可以稳定定都的地区。

而且，这种荆楚的域外地缘形势，也影响到了荆楚的域内四分格局，四面八方的可能来敌，越发强化了历史时期四座城池的“分势”，定都此处的任何一城，都很难做到军权的集中

综上，江南龙虎之地：建邺/建康/江宁/南京，便先后成为历代坐拥整个南方江域的政权首府，而非巴蜀的成、渝或两湖的荆、汉、襄、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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