丷愛流浪的貓丷
大型農民起義爆發一般有四個條件：
第一，惡的政府；
第二，民不聊生；
第三，民眾沒有申訴的途徑；
第四，政府沒有制衡的力量。
通過這四個條件，來看看為什麼春秋戰國，乃是夏商西周都沒有大型的農民起義，而秦以後，幾乎每個朝代都避免不了農民起義。
首先，春秋戰國，政府作惡的程度有限。
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諸侯，並沒有無限的權力。春秋是個特別明顯的例子，天子無權柄，權柄在諸侯之手；諸侯無權柄，權柄在大夫卿家之手；甚至有的諸侯國，權柄在大夫的家臣之手。國君沒有權力如何作惡，諸侯沒有權力如何作惡，大夫沒有權力如何作惡。這是一個權力比較分散，權力不斷在下移的時代，所以真正邪惡的政府，是非常少的。
其次，民不聊生的情況是比較少的。
春秋戰國時代，以民為本的思想還是比較濃厚。特別在權力下移過程中，掌握權柄的大夫一般都會主動討好民眾。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齊國的田無宇，他用大斗把米貸給百姓，用小鬥收回，這樣子來贏得民心。所以後來田氏終於取代姜姓，成為齊國的新主人。由於當時是諸侯制，人口的流動很大，在這個國家活不下去，還可以跑去別的國家，還可以跑到深山老林三不管的地帶。從史料來看，民不聊生的情況，是很少的。
其三，制衡政府的力量。
以前我在讀孔子孟子的政治學說時，總覺得有一個很大不足。孔孟倡仁義，抨擊暴政，那麼為什麼沒有設計一種限制暴政的政治理論呢？後來我思考了很久，才想通這個問題。在秦漢之後，中國沿用孔孟的政治思想治國，但實際上卻早已偏離其道了。因為孔孟的理論，不是建立在一個徹頭徹尾的專制社會之上，而是在諸侯制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諸侯就是不僅限制中央政府作惡，也限制其他諸侯作惡。
在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推倒邪惡政權的，主要是靠諸侯的力量。比如說商湯的崛起，就是以“道義”為號召，討伐“不義之國”，不斷擴張自己的實力。比如說有洛氏的君主貪圖享樂，大修土木，百姓被迫去修宮殿，到了農忙時節，沒有足夠的人手收割莊稼，導致國家陷入饑饉之中，民不聊生。商湯便扛著“討伐不義”的旗幟，發動對有洛氏的戰爭，滅掉其國。
周文王的興起也是這樣的，史記說他“陰修德行善”，為什麼修德行善要用“陰”字呢？因為有政治目的。修德行善，是為了得民心，得了民心，就可以去征服那些失掉民心的國家。所以大家看，以前為什麼農民起義很少呢，因為惡的政權，總會先滅亡的。
到了春秋戰國，諸侯競爭是非常激烈的，失民心就只能是滅亡。不必老百姓起來造反，別的諸侯就把你給滅了。所以春秋戰國，你看似乎很亂，其實它跟南北朝，跟五代十國那種亂是不同的，春秋戰國的諸侯是世襲的諸侯，不是後來亂世旋起旋滅的政權。春秋戰國的諸侯國內部是很穩定的，政治一般是很清明的。遇到了宋康王或齊湣王之類比較壞的國君，國家立馬遭到圍攻與瓜分。
其四，專制社會避不開農民大起義
秦一統六國後，中央集權制代替分封諸侯制，中央政府獨大，沒有任何制約的力量。再加上古代中國沒有外部強大政治勢力的干涉，當這個政府作惡時，又缺乏諸侯的牽制，就容易形成嚴重的後果。位於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基本上是惡政的最大受害者，當他們走投無路，又沒有任何力量來改變這個政府時，只能採取自下而上的武裝反抗，這是唯一的出路。因此，秦以後歷朝歷代避不開農民大起義，乃是制度使然，不是個人意志可以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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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記載可能往“農民起義”上靠的，一個是春秋戰國交際的所謂盜蹠，號稱有部眾九千人，橫行天下。但從相關材料看，盜蹠的身份是魯國大夫柳下惠的弟弟展雄，而且帶領的九千人更像是一支流浪軍團，依靠武力奪取錢糧資源，謀取生計，並沒有什麼反抗階級壓迫的行動。
戰國時期楚國的莊蹻是另一個被作為起義者的人物，但實際上莊蹻也不是什麼農民領袖，而是楚國王室成員和高級將領。他的反楚起事，很可能是在楚懷王被秦國扣留，楚國國內諸公子爭權時候的一種參合。最後他奉楚頃襄王之命遠征雲貴，建立了滇國，也完全談不上農民起義。
春秋戰國時期沒有大型農民起義活動，主要原因在於從政治經濟上，春秋時期還處於分封制度的殘餘階段，天子封諸侯，諸侯封大夫，大夫封家臣，這樣層層分封，小國寡民為常態，統治者被被統治者近距離接觸。民眾與統治者的矛盾當然時有發生，但一般來說不會激化到需要大規模起義的地步。
一般來說，矛盾在分封單位之內就被化解了，反對國君或者丞相的往往不是農民，而是大夫或家臣；苛待底層的大夫或者家臣可能被民眾打死，卻不至於因此釀成大規模起義。以宋國為例，國人（市民）起來暴動，打死或者趕走執政者的例子很多，但這稱不上大規模農民起義，充其量算是市民自發促進的政變，事後往往是另一波公室貴族趁機掌權；在平時，老百姓還能和執政的大臣相互嘲諷笑罵。
我們後世所稱的大規模農民起義，是等到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之後，由於秦國的暴政，或者後面什麼朝代官宦勾結的壓迫，導致全國相當一部分人都活不下去，這才會釀成大規模起義。同時，陳勝吳廣喊出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無疑也是中國人思想上的一次突破，在這之前的人們，大概是不敢動這腦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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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口結構和秦國統一後的人口結構不同，古代封建等級非常森嚴。春秋戰國時期的農民地位很低，常年從事農業勞動，地位和奴隸差不多，一生為地主階級服務。他們反抗的也只能是大地主，大貴族與國家的關係不大。
比如商鞅被秦國賜了一塊地，叫商地，他之前叫衛鞅，後來以封地取名為商鞅。被秦孝公賞給他的那一塊地區的賦稅全貴商鞅所有。也就是說，在商地勞作的哪些農民，直接與商鞅打交道，交多少錢都是他說了算，農民不滿或者起義也只能反抗商鞅。
有人說西周時發生了國人暴動，其實那是貴族階級和富人對國王不滿才發起的，其目的是把周厲王趕下臺，而哪些人不是農民。
秦國統一六國以後，人民的矛盾直接與國家掛鉤。苛捐雜稅，徭役繁重，法律殘酷等等，都會導致農民們的不滿。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人民只負責生產勞動，即便像修長城這種苦差待遇也很好，但是秦始皇就那他們不當人看，所以造成他們不滿，最好只好起義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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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原因有幾個：
一是春秋戰國時期奴隸制還是很大程度上存在於當時社會，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矛盾關係是當時社會上存在的主要矛盾關係，所以奴隸的暴動，逃亡，奴隸主的鎮壓和追捕是矛盾主流。
二是春秋戰國時代是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時代，農民與地主階級關係還沒有完全成為社會的主流，他們之間的階級矛盾還沒有達到尖銳的地步，農民起義也就沒有那麼多，那麼大，那麼有影響力了。
三是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變革是時期，雖然各個諸侯國變革的目的不是為了提高底層的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客觀上還是顧及了底層的人的境遇，解放了奴隸，承認了逃戶等等。
四是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生產力大發展時期。井田制的破壞，導致了土地私有化的發展，大畝制的土地劃分，促進了土地的管理，而農業用具的不斷改進，由石質農具向金屬農具的發展等，大力的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使得農業的發展迅速。
所以春秋戰國時期農民起義不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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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戰國之前，除了國人暴動之外，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但國人暴動，實際上很難算得上真正意義上的農民起義，因為當時所謂的“國人”，並不是我們今天所謂的平民，也不是今天我們所理解的古代農民，而是居住在城邑之中的貴族。國人暴動與其說是農民起義，不如說是周厲王的倒行逆施，激怒了當時的貴族們，他們聯合發動叛亂，驅逐了周厲王。
而我們所說的後來的農民起義，其實秦漢時期的農民起義和宋明的農民起義也不一樣。秦漢時期的農民起義並不是現在我們所說的農民，而是一些破落小地主或者莊園主、貴族以及遊俠之類的人為骨幹，率領他們自己的奴客發動的起義。比如劉邦，在陳勝起義之前，就已經因為送伕役到咸陽，失期當死，就落草為寇，在芒碭山成為所謂的“群盜”，其實也就是脫離了秦朝政府管理的盜賊。
陳勝吳廣起義的情況與劉邦相似，他們所押送的同樣是伕役，但這些伕役並不是完全的自耕農，大多數是莊園經濟下的奴客。而且，他們之所以起義，同樣不是因為像後來的破產農民那樣，活不下去了，而是因為他們和劉邦一樣，在去服勞役的路上遇到持續下雨，無法按照規定的時間到達服役地點，同樣要被處死，為了活命才被迫起義的。這和後來的農民起義也不是一個概念。
黃巾起義的情況也與此類似。參與黃巾起義的並不都完全是破產的自耕農，大量的實際上是信了張角兄弟創立的太平道的莊園農奴主，他們率領各自的莊園農奴以及依附於他們以逃避國家賦役的奴客，參加了張角兄弟發動的起義。而這些莊園農奴主本身都是各地的豪強大戶，他們也並不是真的因為民不聊生，活不下去了，而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張角兄弟的信眾，想脫離朝廷的管理體系。
所以，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大亂，戰爭連綿，死亡枕藉，道路相望，但卻沒有發生多少真正的農民起義，而是出現了大量的地方性塢壁，也就是地主土圍子，或者是在所謂的流民帥的率領下，向南方遷徙和逃亡，仍然是以血緣宗族為基本的聯繫紐帶的。當時衣冠南渡的大量北方名門士族，都是攜家帶口，幾百幾千人一起逃亡到江南一帶，尋找地方落腳的。
東晉時期的孫恩盧循起義同樣是，一方面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影響，另一方面，真正激發起義的事件也是因為主持朝政的司馬元顯要徵發江東八郡“免奴為客者”，充當兵役，才激起了江東地區已經免奴為客的農民的不滿，在五斗米道領袖孫恩的率領下起義。而在起義中充當主體的所謂免奴為客者，也就是指剛擺脫了莊園奴隸地位，通過租佃地主土地等方式獲得相對獨立性的“奴客”，仍然不是後來說的農民。
而我們現在習慣上說的農民起義，其實主要是指自耕農，尤其是在朝廷政策失當，賦稅比較重，加上天災人禍，大量的自耕農陷入破產境地，成為流民，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團聚起來，發動的起義。這就是說，在社會生產方式上，大量自耕農的存在，是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的前提。沒有自耕農，就不會有大量破產農民變成流民，也就無所謂農民起義了。比如唐朝的黃巢起義、李自成起義，就都是這種破產的自耕農為主體的流民。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原因很簡單，因為莊園農奴制其實是集體經濟，農奴們只是在莊園地主的統一組織和領導下勞動，生息繁衍，他們的生老病死都是由莊園地主負責的，不用他們自己獨立承擔。而這種莊園農奴經濟的好處就是，內部實際上是高度計劃經濟的，生活必需品統一配給，剩餘都歸屬於農奴主。所以，這種幾百幾千人的莊園農奴經濟體實際上抗風險能力是比較強的，遠遠高於後來單家獨戶的自耕農。
但從普遍的莊園經濟向自耕農為主的小農經濟轉變，這個過程是比較漫長的，差不多相當於從戰國時期一直到隋唐時期才最後完成，春秋戰國時期的自耕農數量還非常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且，到東漢時期，當時的自耕農農民為了逃避國家賦役，還主動依附於莊園主，成為所謂的奴客，也就是出現了倒退。而這個過程的完成，恰恰是因為南北朝時期的大動盪、大混亂，原來的經濟組織體系才徹底衰敗了，變成了自耕農為主的小農經濟。
所以，在小農經濟還非常不發達的春秋戰國時期，雖然國家之間的戰爭非常頻繁，但農村基層的組織體系相對來說卻是比較穩定的，是不太可能出現大規模的流民的，當然也就不可能出現後來那種性質的農民起義。
這當然不是說，莊園經濟就比小農經濟更好。莊園奴隸的人身權利是沒什麼保障的，莊園主殺死農奴不用承擔責任，一直到劉秀當皇帝，才強制要求殺死農奴也要負責。從莊園農奴制到自耕農為主的小農經濟，這當然是歷史的進步，至少自耕農在人身權利上是獨立和完整的。這裡想說的只是，小農經濟天然就是比較脆弱的經濟模式，抗風險能力非常低。而且，家庭規模越小，抗風險能力也越低。因此，農民必須要組織起來，才有出路。
這也就是為什麼宋朝的時候，宋儒一直在討論重建鄉村秩序的問題，就是因為這時候農村已經變成了自耕農為主的小農經濟，而他們的抗風險能力又比較低，因此需要重新建立一個組織體系，至少是能夠建立一個相互幫助的體系。宋儒最後給出的方案，也就是提倡各種鄉約民規，鼓勵鄉賢主導鄉村秩序，形成村落為單位的共同體。
蕭武
發生過奴隸起義，春秋時期魯國人展蹠(一些古代文獻稱之為盜蹠)，他是魯孝公兒子公子展的後裔。他曾率幾千奴隸轉戰黃河流域，對當時的諸侯國造成沉重的打擊，對促使社會形態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發揮積極作用。
跪射俑
春秋戰國時期，屬於東周王權被弱化，國家分裂，被分封的諸侯國分治割據，群雄爭霸的特殊歷史時期。
整個的春秋戰國時期，實際上，就是強大的諸侯國打敗弱小的諸侯國，逐步實現國家重新統一的過程。
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是諸侯國之間的戰爭，並不是各個諸侯國內部的戰爭，各個諸侯國家內部還是很穩定的，因此，就不存在發生農民起義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