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梁啟超在廣東新會茶坑村出生。在《三十自述》裡，他曾這樣描述自己出生的時代背景：“餘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梁啟超個人極強的歷史使命感，然生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之中，也註定了其一生的跌宕起伏，用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的話說便是：“綜其一生，悉於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於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雲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響應。”
本書以梁啟超的一生經歷為縱軸，以梁啟超與康有為、袁世凱、嚴復、孫中山、楊度、宋教仁、蔣百里等人的交往為橫軸，以點帶面、以人帶史，以寬廣的視野和宏大的格局講述了晚清民初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同時也以梁啟超為中心再現了時代大變局中一代知識分子的擔當、求索和彷徨。
把一個人的傳記寫成一部中國近代史，似乎只有通過樑啟超的傳記才能做到，這無疑是因為梁本人就像一間屋子裡的一頭大象，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都無可避免地要和他發生接觸、摩擦和碰撞。但這麼講，只是看到了事情的“果”，而究其“因”，歸其“因”，則無疑是因為梁啟超這個人——一個巨大的充滿魅力的人格綜合體：言論界驕子、思想啟蒙者、中國精神之父、學貫中西方文化的大師、“百科全書”式巨人、世界第一之博學家……
下面通過吉光片羽，希望能以管窺豹，大致勾勒出梁啟超的一個個人輪廓。
博學
梁啟超廣聞博學，有“世界第一之博學家”之美譽。55卷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設專條介紹梁氏生平業績的，有《新聞·出版》、《教育》、《中國歷史》、《哲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中國文學》等8卷。另有《宗教》、《社會學》、《地理學》、《農業》、《戲曲》、《體育》等十多卷，在敘述各該學科發展時，都講到梁的貢獻。黎東方在比較梁啟超與王國維的學問時曾說：“梁先生的學問與王先生恰好成一對比。王先生精深，而梁先生博大。我們對王先生有鑽之彌堅之感，對梁先生有點覺得‘猶河漢之無極也’。”
勤勉
1922年夏，50歲的梁啟超赴國立東南大學講學。其時，黃伯易幾個學生經常在週日跑到成賢街宿舍去看望梁。黃日後回憶說：“他治學勤懇，連星期天也有一定日課（工作計劃），不稍休息。他精神飽滿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右手寫文章、左手卻扇不停揮。有時一面在寫，一面又在答覆同學的問題，當他寫完一張，敲一下床面讓他的助手取到另室，一篇華文打字機印稿還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擺在桌面了。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滬日報和一本與《新青年》等齊厚的雜誌，還得摘錄必要材料，每天定要讀的日文和中文書籍縱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懶。他好像善於五官並用，不但不致令人感覺冷漠，反而從他的一顰一笑的問答中流露出熱情。”
梁啟超所遺《飲冰室合集》，計1100萬字，這還沒把他辦報、從政、任教期間所有文字收全，而且大多作於異國亡命、政事纏身乃至旅途顛簸、戎馬傯倥之中。
博聞強記
梁啟超無論是講學還是演講，出經入史，信手拈來。梁為學生講解賈誼的《治安策》，全文七千餘字，梁且講且背，並不看書。學生很是驚訝，梁笑著說：“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麼能上‘萬言書’呢？”一次胡適在宴會說：“中國古詩很多，詩人都吃肉，就是沒有人寫過豬。”同席的梁啟超馬上接言說：“不見得，清朝乾隆就寫過‘夕陽芳草見遊豬’的句子。”
梁啟超任教清華時，其子思成、思永、思忠先後在高等科就讀。其時，社會學系教授陳達在教書之餘，兼任《清華學報》總編輯。一日，陳對自己的學生梁思永說：“你跟老太爺說，讓他來篇稿子吧。”很快，梁啟超的稿子就送來了。陳事後回憶說：“稿子來了，但出乎我意料之外。這篇文章是寫《中國學術的地理分佈》，只說了幾天，就送來了。我一看，可了得，裡面寫了中國有史以來各學派的地理分佈、各學派的內容和比較、各學派的代表人；這些人的下面（下一代）又有幾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稱、地理分佈，真是洋洋大觀。這篇東西如果讓我來寫，起碼得半年。梁啟超寫東西，材料都在腦子裡，不用查書翻資料。他的書桌很大，四面都是抽屜，桌上硯臺裡的墨永遠是不幹的。”
誠懇
梁漱溟的父親梁濟仰慕梁啟超多年，梁啟超回國後，梁濟曾四次造訪“未得一見，兩度投書亦無回答”。對此，梁濟並無怨念，而是說：“於慨嘆其慢士之餘仍以救國大任期望於他。”後梁濟投水自盡後，梁啟超從其遺書中得知此事後，自責“虛驕慢士”“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並致函梁濟之子梁漱溟，表示“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梁濟）之教……”。
1921年國立東南大學成立後，主張“自由講學”，一時間，像杜威、胡適、梁啟超、張君勱、江亢虎等眾多國內外著名學者紛紛到此開課。學生黃伯易回憶道，胡適“像花牌樓商人”，目空一切；梁“廣額深目，態度誠懇”，第一次和學生見面就表態：“我梁啟超一定要學習孔子‘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與同學們一起攻錯。”
奮鬥
1926年的一個週末，北師大的學生李任夫拜訪梁啟超。梁熱情地接待了他，併為寫下一副對聯相贈：“萬事禍為福所依，百年力與命相持”。梁啟超說：“這是我青年時代一首詩的錄句，我今天特別寫給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奮鬥。凡事要從遠處看，切不可以一時的起伏而灰心喪志，一定要有‘定力’和‘毅力’。人的一生，都是從奮鬥中過來的，這就是力與命的鬥爭。我們要相信力是可以戰勝命的，一部歷史，就是人類力命相鬥的歷史，所以才有今天的文明。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這兩句話。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樂觀的，我是個樂觀主義者，也許就是得力於此。”
天真
胡適在評價梁啟超的文章時說：“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的震撼感動的。”又評價其為人說：“任公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人家說他是陰謀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對我雖有時稍漏一點點爭勝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話文，如在北大公開講演批評我的《哲學史》，如請我作《墨經校釋•序》而後移作後序，把他的答書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書，——但這都表示他的天真爛漫，全無掩飾，不是他的短處。正是可愛之處。以《墨經校釋•序》一事而論，我因他虛懷求序，不敢不以誠懇的討論報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錯誤，但這態度非舊學者所能瞭解，故他當時不免有點介意。我當時也有點介意，但後來我很原諒他。”
趣味
梁思成在美留學時讀的是建築系，對此作為父親的梁啟超“有點意見”。在給梁思成的信中，他寫道：“思成所學太專門了，我願意你趁畢業後一兩年，分出點光陰多學些常識，尤其是文學或人文科學中之某部門，稍為多用點工夫。我怕你因所學太專門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於單調，太單調的生活，容易厭倦，厭倦即為苦惱，乃至墮落之根源。再者，一個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讀書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談交換，或開卷引進的機會。不獨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裡頭，像你有我這樣一位爹爹，也屬人生難逢的幸福，若你的學問興味太過單調，將來也會和我相對詞竭，不能領著我的教訓，你全生活中本來應享的樂趣，也削減不少了。”
樂觀
民國成立十餘年來，政治現象令人嘔氣，一些人不免有些失望。對此，1923年2月，梁啟超在題為《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的演講中表達了自己的樂觀：“我的樂觀，卻是從一般人的悲觀上發生出來。我覺得這五十年來的中國，正像蠶變蛾、蛇蛻殼的時代。變蛾蛻殼，自然是一件極艱難極苦痛的事，那裡能夠輕輕鬆鬆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變必蛻的機能，心理上還有必變必蛻的覺悟，那麼，把那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經過了，前途便別是一個世界。”
自省
梁啟超的學識“縱橫捭闔”有餘，“鉤深詣微”不足，梁亦自知。一次劉海粟問梁：“你為什麼知道的東西那樣多？”梁思索片刻後懇切地回答道：“這不是什麼長處，你不要羨慕。我有兩句詩：‘吾學病愛博，用是淺且蕪。’一個漁人同時撒一百張網，不可能捉到大魚。治學要深厚。你應該盡一切力量辦好美專，造成一批人才；此外還要抽出精力作畫。基礎好，天分好都不夠，還要業精於勤。以上兩件事要畢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學的攤子擺得太大。蓋生命有限，知識無窮。‘才成於專而毀於雜’，一事辦好，已屬難得；力氣分散，則勢必一事無成。”
梁漱溟在《紀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說梁啟超“熱情多欲”、“感應敏銳”，“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梁啟超亦曾坦言，自己所做的事，嚴格說來沒有一件不是失敗的，但是“連失敗也覺得津津有味”。他告訴子女們：“我雖不願你們學我那氾濫無歸的短處，但最少也想你們參採我那爛漫向榮的長處。”
1920年，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以史筆作自我剖析：“啟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啟超與有罪焉。”後人對梁的批評亦不少，但一般都沒有超出他的自我批評。
言傳
梁啟超對清華學子影響深遠。梁實秋在晚年這樣回憶民國十年左右梁啟超在清華的一次演講：“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高等科教樓上大教堂裡坐滿了聽眾，隨後走進了一位短小精悍禿頭頂寬下巴的人物，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灑，左顧右盼，光芒四射，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講臺，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先生的講演，到緊張處，便成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嘆息。聽他講到他最喜愛的《桃花扇》，講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淚，聽講的人不知有幾多也淚下沾巾了！又聽他講杜氏講到‘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先生又真是於涕泗交流之中張口大笑了。”梁實秋最後感嘆道：“像先生這樣，有學問，有文采，又熱心腸的學者，求之當世能有幾人？”
聞一多向他的學生“表演”當年梁啟超在清華講授古樂府《箜篌引》的情形———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詩寫在黑板上，然後搖頭擺腦地朗誦一句：“公、無、渡、河”，接著大聲喝彩，叫一聲“好!”然後再重複地念：“公、無、渡、河”，“好!”“實在是好!”梁任公這樣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嘆，一聲高似一聲，並無半句解釋。然後黑板一擦就算講完。聞一多講述時，情不自禁地跟著把腦袋轉來轉去，講得滿臉通紅，聲音激昂。末了把聲音壓低，兩手一攤，正告弟子：“大師講學，就是這樣!”
林語堂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時，一次一個人斜倚欄杆，做沉思狀。同班同學見了，以為他想家了，過來安慰他。誰知林皺起眉頭，疑慮地：“梁啟超為什麼成了今天的梁啟超？”原來，他剛剛看了《飲冰室文集》，對梁啟超的政體改革策略很是佩服，所以在欄杆前回味。
身教
1929年，梁啟超重病在身，名醫蕭龍友開出藥方，並再三叮嚀：病想治好並不難，但必須停止勞神費心的工作，尤其禁止讀書治學，否則華佗降世，也是無能為力。梁回答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是年，1月19號，梁不治去世。1982年，梁的學生謝國楨因病住院，在病床上還不忘校訂書稿，當親朋故舊勸他靜心養病時，謝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師訓不可違！"
薦人
陳寅恪海外留學十八載，在二十多所大學讀過書，旨趣在“以求知識為職志”，從無意追求什麼碩士、博士學位。1925年，清華國學院成立之初，吳宓擬請陳寅恪為研究院導師。清華校長曹雲祥便問梁啟超：“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聽罷搖頭表示為難。梁啟超有點生氣地說：“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麼，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曹聽罷，方允。
政譚家vs政治家
梁啟超出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後，好友周善培對他說：“真講做事的政治家，勿論職權的大小，到一個地方，做一趟官，總得留下兩件事，使去後還有人想我，留下好印象。如李冰在四川鑿離堆，事隔 2000年還有人紀念他，這是第一等。如子產在鄭國前半期被人咒罵，後半期被人稱頌，也是好的。即使像王荊公作壞，到今天還有人佩服他做事的精神，也夠得上政治家。如果做一趟官，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憶，這隻能叫做官，不能叫做事，更說不上政治家。”梁憤然地答道：“你難道不曉得今天不能辦事嗎?”周笑著答道：“你難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辦事嗎?”
周善培曾對梁啟超說：“孔孟、蘇張都談政治，為什麼孔孟是政治家而蘇張是政客呢?就是孔孟談政治沒有自己，只訂出許多原則性的理論，讓一般諸侯去聽。誰照他的理論去做，是他的幸福，與我無關；誰不聽他的話，是他該倒黴，也與我無關。蘇張就相反了，事事都為的自己。誰聽他的話，那個人有利，他自然有利；聽他的話做壞了，而他的官騙到手了，他也有利。孔孟講了一生政治，雖沒有得過意，一生是愉快的，結果是安全的。蘇張雖然得過幾天意，卻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結果。”梁啟超卸職財政總長後，周又問他：“你講了一生政治，你有幾天是愉快的?”梁聽後只有長嘆一聲。
聲望
德富蘇峰在日本被稱作“國民之聲”，梁啟超則被稱作“中國的德富蘇峰”。1917年，德富蘇峰在北京見到梁啟超後，連連說：“豈敢，豈敢！應稱我為‘日本的梁啟超’才對！”
被譽為“近三百年來最後一位女詞人”的呂碧城終身未婚，友人問及此事，她回答說：“生平可稱許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啟超）早有妻室，汪季新（汪精衛）年歲較輕......我之目的不在資產及門第，而在於文學上之地位。因此難得相當伴侶，東不成，西不合，有失機緣。幸而手邊略有積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學自娛耳！”
擔當
胡適回國之初曾言“二十年不談政治”，對此梁啟超不以為然，在一次講演中，他說：“近來許多好人打著不談政治的招牌，卻是很不應該；社會上對於談政治的人，不問好歹，一概的厭惡冷談，也是很不應該。國家是誰的呀？政治是誰的呀？正人君子不許談，有學問的人不許談，難道該讓給亡清的貪官汙吏來談？難道該讓給強盜頭目來談？難道該讓給流氓痞棍來談？我奉勸全國中優秀分子，要從新有一種覺悟：‘國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關係的。談，我是要談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多數好人都談政治，都管政治，那壞人自然沒有站腳的地方。”
“善變”
1926年，北師大的學生楚中元問梁啟超：“梁先生過去保皇，後來又擁護共和；前頭擁袁，以後又反對他。一般人都以為先生前後矛盾，同學們也有懷疑，不知先生對此有何解釋？”梁沉吟了一會兒，道：“這些話不僅別人批評我，我也批評我自己。我自己常說，‘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學問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的，決不是望風轉舵，隨風而靡的投機者。例如我是康南海先生的信徒，在很長時間裡，還是他得力的助手，這是大家知道的。後來我又反對他，和他分手，這也是大家知道的。再如我和孫中山，中間曾有過一段合作，但以後又分道揚鑣，互相論戰，這也是盡人皆知的。至於袁世凱，一個時期，我確是寄以期望的，後來我堅決反對他，要打倒他，這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了。我為什麼和南海先生分開？為什麼與孫中山合作又對立？為什麼擁袁又反袁？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我一生的政治活動，其出發點與歸宿點，都是要貫徹我愛國救國的思想與主張，沒有什麼個人打算。”
“雖千萬人吾往矣”
梁啟超一筆抵萬軍， 在當時，人們常說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樣可以殺人。“秋霖腹疾，一臥兼旬，感事懷人，百念灰盡，而戶以外甚囂塵上，喧然以國體問題聞……” 1915年8月31日，梁啟超連夜寫出了反對袁世凱稱帝的千載名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文中，梁啟超蕩氣迴腸地寫道：“吾實不忍坐視此輩鬼蜮出沒，除非天奪我筆，使不復能屬文耳。”“就令全國四萬萬人中有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贊成，而我梁啟超一人斷不能贊成也。”當聽聞梁在天津寫出《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後，急於稱帝的袁世凱趕忙派人送去二十萬大洋給梁，名義是給梁的父親祝壽，實則懇求他不要發表此文。梁啟超後來回憶說："袁世凱太看人不起了，以為什麼人都是拿臭銅錢買得來。我當時大怒，幾乎當面就向來人發作。"
1928年9月10日，在天津抱痾養養病的梁啟超開始撰寫《辛稼軒年譜》。其間，病情時好時壞，從天津往返北京協和醫院數次，但梁仍堅持寫作。10月12日下午3時，當編至辛棄疾61歲那年，朱熹去世，辛棄疾前往弔唁，作文寄託哀思。梁抄錄下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後，再也支持不住，自此擱筆，臥床不起，並於次年1月19日病逝於協和醫院。而這十六字，也成了梁氏一生1400萬言中的最後絕筆。梁啟超去世後葬於西山臥佛寺,墓碑由長子梁思成、長媳林徽因共同設計。墓碑上，沒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蹟的文字。梁啟超曾說：“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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