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梁启超在广东新会茶坑村出生。在《三十自述》里，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个人极强的历史使命感，然生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也注定了其一生的跌宕起伏，用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话说便是：“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
本书以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严复、孙中山、杨度、宋教仁、蒋百里等人的交往为横轴，以点带面、以人带史，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讲述了晚清民初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以梁启超为中心再现了时代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担当、求索和彷徨。
把一个人的传记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似乎只有通过梁启超的传记才能做到，这无疑是因为梁本人就像一间屋子里的一头大象，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都无可避免地要和他发生接触、摩擦和碰撞。但这么讲，只是看到了事情的“果”，而究其“因”，归其“因”，则无疑是因为梁启超这个人——一个巨大的充满魅力的人格综合体：言论界骄子、思想启蒙者、中国精神之父、学贯中西方文化的大师、“百科全书”式巨人、世界第一之博学家……
下面通过吉光片羽，希望能以管窥豹，大致勾勒出梁启超的一个个人轮廓。
博学
梁启超广闻博学，有“世界第一之博学家”之美誉。55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设专条介绍梁氏生平业绩的，有《新闻·出版》、《教育》、《中国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中国文学》等8卷。另有《宗教》、《社会学》、《地理学》、《农业》、《戏曲》、《体育》等十多卷，在叙述各该学科发展时，都讲到梁的贡献。黎东方在比较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学问时曾说：“梁先生的学问与王先生恰好成一对比。王先生精深，而梁先生博大。我们对王先生有钻之弥坚之感，对梁先生有点觉得‘犹河汉之无极也’。”
勤勉
1922年夏，50岁的梁启超赴国立东南大学讲学。其时，黄伯易几个学生经常在周日跑到成贤街宿舍去看望梁。黄日后回忆说：“他治学勤恳，连星期天也有一定日课（工作计划），不稍休息。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右手写文章、左手却扇不停挥。有时一面在写，一面又在答复同学的问题，当他写完一张，敲一下床面让他的助手取到另室，一篇华文打字机印稿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了。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还得摘录必要材料，每天定要读的日文和中文书籍纵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懒。他好像善于五官并用，不但不致令人感觉冷漠，反而从他的一颦一笑的问答中流露出热情。”
梁启超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100万字，这还没把他办报、从政、任教期间所有文字收全，而且大多作于异国亡命、政事缠身乃至旅途颠簸、戎马偬倥之中。
博闻强记
梁启超无论是讲学还是演讲，出经入史，信手拈来。梁为学生讲解贾谊的《治安策》，全文七千余字，梁且讲且背，并不看书。学生很是惊讶，梁笑着说：“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么能上‘万言书’呢？”一次胡适在宴会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同席的梁启超马上接言说：“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
梁启超任教清华时，其子思成、思永、思忠先后在高等科就读。其时，社会学系教授陈达在教书之余，兼任《清华学报》总编辑。一日，陈对自己的学生梁思永说：“你跟老太爷说，让他来篇稿子吧。”很快，梁启超的稿子就送来了。陈事后回忆说：“稿子来了，但出乎我意料之外。这篇文章是写《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只说了几天，就送来了。我一看，可了得，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下一代）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梁启超写东西，材料都在脑子里，不用查书翻资料。他的书桌很大，四面都是抽屉，桌上砚台里的墨永远是不干的。”
诚恳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仰慕梁启超多年，梁启超回国后，梁济曾四次造访“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对此，梁济并无怨念，而是说：“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后梁济投水自尽后，梁启超从其遗书中得知此事后，自责“虚骄慢士”“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并致函梁济之子梁漱溟，表示“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梁济）之教……”。
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成立后，主张“自由讲学”，一时间，像杜威、胡适、梁启超、张君劢、江亢虎等众多国内外著名学者纷纷到此开课。学生黄伯易回忆道，胡适“像花牌楼商人”，目空一切；梁“广额深目，态度诚恳”，第一次和学生见面就表态：“我梁启超一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攻错。”
奋斗
1926年的一个周末，北师大的学生李任夫拜访梁启超。梁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为写下一副对联相赠：“万事祸为福所依，百年力与命相持”。梁启超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我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凡事要从远处看，切不可以一时的起伏而灰心丧志，一定要有‘定力’和‘毅力’。人的一生，都是从奋斗中过来的，这就是力与命的斗争。我们要相信力是可以战胜命的，一部历史，就是人类力命相斗的历史，所以才有今天的文明。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观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
天真
胡适在评价梁启超的文章时说：“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撼感动的。”又评价其为人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漏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后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
趣味
梁思成在美留学时读的是建筑系，对此作为父亲的梁启超“有点意见”。在给梁思成的信中，他写道：“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
乐观
民国成立十余年来，政治现象令人呕气，一些人不免有些失望。对此，1923年2月，梁启超在题为《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的演讲中表达了自己的乐观：“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
自省
梁启超的学识“纵横捭阖”有余，“钩深诣微”不足，梁亦自知。一次刘海粟问梁：“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梁思索片刻后恳切地回答道：“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学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你应该尽一切力量办好美专，造成一批人才；此外还要抽出精力作画。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以上两件事要毕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
梁漱溟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说梁启超“热情多欲”、“感应敏锐”，“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梁启超亦曾坦言，自己所做的事，严格说来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的，但是“连失败也觉得津津有味”。他告诉子女们：“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以史笔作自我剖析：“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后人对梁的批评亦不少，但一般都没有超出他的自我批评。
言传
梁启超对清华学子影响深远。梁实秋在晚年这样回忆民国十年左右梁启超在清华的一次演讲：“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教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梁实秋最后感叹道：“像先生这样，有学问，有文采，又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闻一多向他的学生“表演”当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授古乐府《箜篌引》的情形———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然后黑板一擦就算讲完。闻一多讲述时，情不自禁地跟着把脑袋转来转去，讲得满脸通红，声音激昂。末了把声音压低，两手一摊，正告弟子：“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一次一个人斜倚栏杆，做沉思状。同班同学见了，以为他想家了，过来安慰他。谁知林皱起眉头，疑虑地：“梁启超为什么成了今天的梁启超？”原来，他刚刚看了《饮冰室文集》，对梁启超的政体改革策略很是佩服，所以在栏杆前回味。
身教
1929年，梁启超重病在身，名医萧龙友开出药方，并再三叮咛：病想治好并不难，但必须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尤其禁止读书治学，否则华佗降世，也是无能为力。梁回答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是年，1月19号，梁不治去世。1982年，梁的学生谢国桢因病住院，在病床上还不忘校订书稿，当亲朋故旧劝他静心养病时，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荐人
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八载，在二十多所大学读过书，旨趣在“以求知识为职志”，从无意追求什么硕士、博士学位。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吴宓拟请陈寅恪为研究院导师。清华校长曹云祥便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么，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曹听罢，方允。
政谭家vs政治家
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后，好友周善培对他说：“真讲做事的政治家，勿论职权的大小，到一个地方，做一趟官，总得留下两件事，使去后还有人想我，留下好印象。如李冰在四川凿离堆，事隔 2000年还有人纪念他，这是第一等。如子产在郑国前半期被人咒骂，后半期被人称颂，也是好的。即使像王荆公作坏，到今天还有人佩服他做事的精神，也够得上政治家。如果做一趟官，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忆，这只能叫做官，不能叫做事，更说不上政治家。”梁愤然地答道：“你难道不晓得今天不能办事吗?”周笑着答道：“你难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办事吗?”
周善培曾对梁启超说：“孔孟、苏张都谈政治，为什么孔孟是政治家而苏张是政客呢?就是孔孟谈政治没有自己，只订出许多原则性的理论，让一般诸侯去听。谁照他的理论去做，是他的幸福，与我无关；谁不听他的话，是他该倒霉，也与我无关。苏张就相反了，事事都为的自己。谁听他的话，那个人有利，他自然有利；听他的话做坏了，而他的官骗到手了，他也有利。孔孟讲了一生政治，虽没有得过意，一生是愉快的，结果是安全的。苏张虽然得过几天意，却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结果。”梁启超卸职财政总长后，周又问他：“你讲了一生政治，你有几天是愉快的?”梁听后只有长叹一声。
声望
德富苏峰在日本被称作“国民之声”，梁启超则被称作“中国的德富苏峰”。1917年，德富苏峰在北京见到梁启超后，连连说：“岂敢，岂敢！应称我为‘日本的梁启超’才对！”
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的吕碧城终身未婚，友人问及此事，她回答说：“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启超）早有妻室，汪季新（汪精卫）年岁较轻......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
担当
胡适回国之初曾言“二十年不谈政治”，对此梁启超不以为然，在一次讲演中，他说：“近来许多好人打著不谈政治的招牌，却是很不应该；社会上对于谈政治的人，不问好歹，一概的厌恶冷谈，也是很不应该。国家是谁的呀？政治是谁的呀？正人君子不许谈，有学问的人不许谈，难道该让给亡清的贪官污吏来谈？难道该让给强盗头目来谈？难道该让给流氓痞棍来谈？我奉劝全国中优秀分子，要从新有一种觉悟：‘国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关系的。谈，我是要谈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多数好人都谈政治，都管政治，那坏人自然没有站脚的地方。”
“善变”
1926年，北师大的学生楚中元问梁启超：“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释？”梁沉吟了一会儿，道：“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例如我是康南海先生的信徒，在很长时间里，还是他得力的助手，这是大家知道的。后来我又反对他，和他分手，这也是大家知道的。再如我和孙中山，中间曾有过一段合作，但以后又分道扬镳，互相论战，这也是尽人皆知的。至于袁世凯，一个时期，我确是寄以期望的，后来我坚决反对他，要打倒他，这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了。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虽千万人吾往矣”
梁启超一笔抵万军， 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秋霖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喧然以国体问题闻……” 1915年8月31日，梁启超连夜写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千载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中，梁启超荡气回肠地写道：“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不复能属文耳。”“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我梁启超一人断不能赞成也。”当听闻梁在天津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后，急于称帝的袁世凯赶忙派人送去二十万大洋给梁，名义是给梁的父亲祝寿，实则恳求他不要发表此文。梁启超后来回忆说："袁世凯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
1928年9月10日，在天津抱疴养养病的梁启超开始撰写《辛稼轩年谱》。其间，病情时好时坏，从天津往返北京协和医院数次，但梁仍坚持写作。10月12日下午3时，当编至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抄录下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后，再也支持不住，自此搁笔，卧床不起，并于次年1月19日病逝于协和医院。而这十六字，也成了梁氏一生1400万言中的最后绝笔。梁启超去世后葬于西山卧佛寺,墓碑由长子梁思成、长媳林徽因共同设计。墓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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