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們談到國民政府時期，中國在政治層面上所面臨的內外一系列困境，今天咱們來看看那段時期中國在經濟層面面對怎樣的困境。
當然說起困境，一開始還是有一段不錯的時期，也就是人們經常說的抗戰前“黃金十年”。當時國內有一系列的經濟努力，包括民族資本家的奮鬥，以及國民政府的一些經濟建設政策，但是黃金十年不僅跟國內的努力有關，與全球經濟秩序的變遷也緊密相關。
這一講就著重說說國際經濟秩序如何影響當時的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各自的能力範圍內，分別採取了不同的辦法應對困局，打了兩場非常重要的貨幣戰爭。
西方經濟危機下中國的“黃金十年”
先來說一下黃金十年和全球經濟秩序變遷的關係。
黃金十年是指從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的1927年到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的1937年，這十年間，除了個別時期之外，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還是不錯。
但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過，這會兒的國際經濟，正是著名的三十年代經濟大危機的時期。
上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大蕭條
從1929年底開始，西方國家陷入了近現代歷史上最可怕的經濟危機。 這場危機讓西方國家的生產平均下跌了三分之一還要多，各國間貿易總額下降了差不多三分之二，平均有超過30%的失業率，西方世界經濟損失的規模甚至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損失。
危機促成了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化，英美法等國也一度風雨飄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國陸續轉入戰時經濟體制，人們才擺脫了經濟大危機的威脅。
為何世界經濟最糟糕的時候，反倒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光從政治原因上說，國民政府統一了大半個中國，但這一點是不夠的，還需要找到經濟原因來解釋。而經濟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國際貨幣秩序。
前面講大明和大清的時候，都曾經談到過，世界貨幣秩序的變遷會影響到中國的國運。到了民國時期，由於中國比過去更深地加入到世界經濟體系當中，貨幣秩序變化的影響就更大了。
西方國家的貨幣政策從19世紀中期以來都實行金本位，也就是說，貨幣的發行是以黃金做儲備的，紙幣可以自由兌換黃金。大危機發生之後，人們到銀行去擠兌黃金，這讓西方國家很緊張，它們為了保住本國金融系統的穩定性，紛紛暫停了黃金對紙幣的可兌換性。
這就引發了恐慌，誰知道這紙幣接下來會不會徹底就變成廢紙啊？於是人們就開始想法囤積黃金，黃金價格便迅速上漲。金價上漲，導致白銀的相對價格下跌。
當時世界上主要國家裡面，唯有中國的貨幣是採用銀本位制的；銀價下跌，就意味著中國的貨幣相對於西方貨幣貶值了，中國的商品就變得便宜了，刺激了出口，刺激中國經濟的發展。
這一過程正好和國民政府推動建設的政策階段相重合，於是就有了“黃金十年”。
國民黨的“法幣改革”
但是黃金十年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這倒不是說日本在其中搗亂，而是國際貨幣秩序在這十年中還在發生變化，其中對中國影響最深遠的一個變化是美國帶來的。
美國中西部有好幾個州是以白銀生產作為重要產業的，銀價下跌肯定讓它們很難受，於是就找到中西部另外幾個農業州，互相交換了下利益，聯合起來到國會里面遊說，要求聯邦政府幹預白銀價格。
農業州和白銀州加在一起，是參議院裡面相當有實力的政治力量，羅斯福總統不得不妥協，在1934年6月簽署了白銀購買計劃，規定美國財政部要在遠高於市場價格的基礎上收購白銀，直到市場價格達到該計劃的預期為止。
這一法令導致中國市場上的白銀大量外流到美國，中國出現嚴重的通貨緊縮，經濟急劇蕭條化。
南京國民政府這下頭就大了，只好去與美國交涉，但根本沒辦法改變美國政策。不得已，國民政府從美國爭取到了財政支持，在1935年底推動了法幣改革，所謂“法幣”，就是“法定貨幣”的簡稱。
法幣改革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通過法幣改革，中國的貨幣邏輯就此發生了一個深刻的變遷，從以貴金屬儲備為擔保的本位貨幣，歷史上第一次轉化成了不以貴金屬儲備為擔保，而是以政府信用為擔保的信用貨幣。也就是說政府擔保你拿著這些紙，出去就能買東西回來。
本位貨幣和信用貨幣這兩種貨幣機制的政治效應大不一樣，這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本位貨幣以貴金屬儲備作擔保，貴金屬有相當大部分不在政府手裡，而是在社會手裡，所以本位貨幣經常是由私人銀行發行而不是政府發行的；信用貨幣由於是以政府信用作擔保，所以只能是政府發行，說準確點，是由政府設置的中央銀行來發行，這就導致社會與政府的博弈能力大不相同。
本位貨幣的發行數量不能脫離貴金屬儲備太遠，因此不容易出現通貨膨脹，貨幣價值比較穩定；信用貨幣的發行數量不受貴金屬儲備的限制，就容易出現通貨膨脹，貨幣價值穩定性差。
現代經濟當中，政府會故意地搞一些溫和通貨膨脹出來，以便刺激經濟發展，但是政府在財政壓力過大的時候，有可能會為了籌款而濫發紙幣，導致惡性通貨膨脹。
還比如，如果你手裡拿的是本位貨幣，即便是紙幣，那也和拿著貴金屬的區別不是特別大，因為你隨時可以兌換成貴金屬，所以人們可以無問題地接受這種紙幣。但是如果你手裡拿的是信用貨幣，就不一樣了。人們是否信任這個貨幣，全在於人們是否相信這個政府能夠堅持下去，如果人們覺得政府堅持不下去了，那就沒人願意接受這個貨幣，它也就成廢紙了。
說了這些，你大致就能理解法幣改革為什麼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了。它使得中國政治運作的邏輯發生了一個本質性的變化。
通過法幣改革，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了國家資本主義，獲得了相對於地方軍閥的不對稱財政優勢，進一步消除了地方勢力的自主性。這算是某種意義上中央對地方的貨幣戰爭了。
但對南京國民政府來說，法幣改革的時機不好，改革後不到兩年，日本就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抗戰結束後又繼續打了四年的內戰。這些都讓國民政府陷入嚴重的財政困境，只能濫發信用貨幣來解決財政問題，這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而在信用貨幣制度下，貨幣信用和政府信用是連帶關係，貨幣破產了，政府的信用也就跟著破產了。南京國民政府後來失去了對大陸的統治權，這是根本原因之一。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信用貨幣讓中央政府獲得一些統治上的好處，但也讓它變得更加脆弱，因為信用貨幣對國家能力的要求，遠遠高過本位貨幣。
抗戰時期共產黨的“貨幣戰爭”
說完了國民黨被迫面對的貨幣戰爭，再來看看共產黨這邊的貨幣戰爭。注意，這裡說的不是1949年之後的事情，而就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事情。
抗戰時期，日本只能控制佔領地區的城市和交通線，下面的鄉村什麼的根本沒有能力去控制，畢竟日軍人數不足以控制如此大的領土，這些地方的國民黨統治多數瓦解了，而共產黨則有辦法在這裡建立根據地，這裡面的具體原因下一講會展開講。
位於山東半島的膠東抗日根據地是個特別有意思的案例，可以看到共產黨的貨幣戰爭是怎麼玩的。
共產黨在這塊根據地成立了一個銀行叫做北海銀行，它所發行的貨幣就被叫做北海幣。根據地政權沒有辦法讓人們相信它會永遠存在，所以它也沒有辦法發行信用貨幣，因為人們不會接受的；它只能發行本位貨幣，可是它又沒有足夠的貴金屬儲備作擔保，那要以什麼作為貨幣的信用基礎呢？
北海銀行很有創造性，它以農業物資儲備作為擔保，來發行北海幣，只要你拿著北海幣，隨時就可以用它兌換根據地政權所儲備的農業物資，只要這種兌付承諾是真實的，人們就可以接受這種貨幣。
北海幣
北海銀行進一步根據農業週期來調整貨幣發行數量，並且依據物價漲跌的情況，安排根據地的工商局吞吐儲備物資，來回籠貨幣或者投放貨幣，調整貨幣流通數量以保持幣值穩定。
這一系列做法非常成功，北海幣在其流通領域中的信用遠遠好過法幣和汪精衛政權發行的偽幣，成為強勢貨幣。根據地的經濟官員還因此總結出了關於北海幣的“物資本位”理論，摸索出通過控制紙幣發行進行宏觀調控的政策等等，打起貨幣戰爭來得心應手。
那麼問題就來了，為什麼膠東根據地居然能夠贏得貨幣戰爭，國民政府卻不行呢？這就涉及到中國經濟的二元性問題了。
咱們在前面曾經說過，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國家，是沒法被外部世界整體性地拉動起來的，只能被局部地拉動起來，於是會造成中國經濟嚴重的二元撕裂，口岸城市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但是鄉村地區則仍然在傳統經濟當中掙扎。
所謂的“黃金十年”時期，就是這個狀況，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發展成為遠東頂級大都市，但是它們與內地鄉村的經濟聯繫就很弱。而在這個時期，城市的秩序由國民黨主導，鄉村的秩序由共產黨主導。
原因在於，國民黨改組後，蘇聯推動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進去，並主導了國民黨新成立的農民部工人部等等，做基層宣傳和組織的工作。
等到國共分裂之後，國民黨就欠缺了向社會基層輻射影響力的渠道，在這之後，國民黨的力量基礎主要在城市，共產黨的力量基礎主要在鄉村。
中國現代革命的兩種路徑，也就形成了一種差異化競爭的格局，兩種貨幣戰爭的不同結局，根源也埋藏在這裡。
北海銀行的實踐之所以能夠成功，原因之一是其物資儲備來自農村自產，而農村的傳統經濟受外部世界貨幣經濟影響較小，法幣的惡性通脹在這裡帶來的衝擊也小得多；北海幣的貨幣機制與農村的傳統經濟相匹配，再加上是在根據地這種小區域當中運營經濟，環境相對簡單，物資與貨幣容易形成匹配關係。
這樣一種貨幣機制也幾乎可以無縫對接入計劃經濟，共產黨在建國後的很多經濟政策，在抗戰時就已經有了一些相應的經濟實踐。
但是國民黨的法幣機制是應用於市場經濟的貨幣，並要在全國大區域當中運營經濟，而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使得國民黨的貨幣機制顯得過於超前了，一方面，沒法深入影響農村傳統經濟，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很發達的城市，恰好是受到惡性通貨膨脹衝擊最嚴重的地方。
這樣，國民黨既無法主導農村，又丟掉了城市的支持，最終就只能接受統治失敗的苦果。
本講小結
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有著複雜的聯動關係，但是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國家，是沒法被外部世界整體性地把經濟拉動起來的，結果就導致了中國社會與經濟的二元撕裂。
這一撕裂狀況剛好對應於國民黨、共產黨這兩種革命路徑，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兩個党進行的兩種不同的貨幣戰爭。
兩場貨幣戰爭的結局，從經濟的角度也說明了，中國必須先完成政治整合，才能讓自己以真正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並釋放出自己的優勢。
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方案，由於無法真正完成政治整合，於是處理經濟問題上同樣無法找到合適的著力點。那麼，共產黨的路徑就獲得了歷史性的機會。這將是我們下一講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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