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谈到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在政治层面上所面临的内外一系列困境，今天咱们来看看那段时期中国在经济层面面对怎样的困境。
当然说起困境，一开始还是有一段不错的时期，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抗战前“黄金十年”。当时国内有一系列的经济努力，包括民族资本家的奋斗，以及国民政府的一些经济建设政策，但是黄金十年不仅跟国内的努力有关，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变迁也紧密相关。
这一讲就着重说说国际经济秩序如何影响当时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应对困局，打了两场非常重要的货币战争。
西方经济危机下中国的“黄金十年”
先来说一下黄金十年和全球经济秩序变迁的关系。
黄金十年是指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1927年到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这十年间，除了个别时期之外，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还是不错。
但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过，这会儿的国际经济，正是著名的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的时期。
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
从1929年底开始，西方国家陷入了近现代历史上最可怕的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让西方国家的生产平均下跌了三分之一还要多，各国间贸易总额下降了差不多三分之二，平均有超过30%的失业率，西方世界经济损失的规模甚至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损失。
危机促成了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化，英美法等国也一度风雨飘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陆续转入战时经济体制，人们才摆脱了经济大危机的威胁。
为何世界经济最糟糕的时候，反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光从政治原因上说，国民政府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但这一点是不够的，还需要找到经济原因来解释。而经济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货币秩序。
前面讲大明和大清的时候，都曾经谈到过，世界货币秩序的变迁会影响到中国的国运。到了民国时期，由于中国比过去更深地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货币秩序变化的影响就更大了。
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从19世纪中期以来都实行金本位，也就是说，货币的发行是以黄金做储备的，纸币可以自由兑换黄金。大危机发生之后，人们到银行去挤兑黄金，这让西方国家很紧张，它们为了保住本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纷纷暂停了黄金对纸币的可兑换性。
这就引发了恐慌，谁知道这纸币接下来会不会彻底就变成废纸啊？于是人们就开始想法囤积黄金，黄金价格便迅速上涨。金价上涨，导致白银的相对价格下跌。
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里面，唯有中国的货币是采用银本位制的；银价下跌，就意味着中国的货币相对于西方货币贬值了，中国的商品就变得便宜了，刺激了出口，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一过程正好和国民政府推动建设的政策阶段相重合，于是就有了“黄金十年”。
国民党的“法币改革”
但是黄金十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倒不是说日本在其中捣乱，而是国际货币秩序在这十年中还在发生变化，其中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变化是美国带来的。
美国中西部有好几个州是以白银生产作为重要产业的，银价下跌肯定让它们很难受，于是就找到中西部另外几个农业州，互相交换了下利益，联合起来到国会里面游说，要求联邦政府干预白银价格。
农业州和白银州加在一起，是参议院里面相当有实力的政治力量，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妥协，在1934年6月签署了白银购买计划，规定美国财政部要在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收购白银，直到市场价格达到该计划的预期为止。
这一法令导致中国市场上的白银大量外流到美国，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急剧萧条化。
南京国民政府这下头就大了，只好去与美国交涉，但根本没办法改变美国政策。不得已，国民政府从美国争取到了财政支持，在1935年底推动了法币改革，所谓“法币”，就是“法定货币”的简称。
法币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通过法币改革，中国的货币逻辑就此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迁，从以贵金属储备为担保的本位货币，历史上第一次转化成了不以贵金属储备为担保，而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信用货币。也就是说政府担保你拿着这些纸，出去就能买东西回来。
本位货币和信用货币这两种货币机制的政治效应大不一样，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本位货币以贵金属储备作担保，贵金属有相当大部分不在政府手里，而是在社会手里，所以本位货币经常是由私人银行发行而不是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由于是以政府信用作担保，所以只能是政府发行，说准确点，是由政府设置的中央银行来发行，这就导致社会与政府的博弈能力大不相同。
本位货币的发行数量不能脱离贵金属储备太远，因此不容易出现通货膨胀，货币价值比较稳定；信用货币的发行数量不受贵金属储备的限制，就容易出现通货膨胀，货币价值稳定性差。
现代经济当中，政府会故意地搞一些温和通货膨胀出来，以便刺激经济发展，但是政府在财政压力过大的时候，有可能会为了筹款而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还比如，如果你手里拿的是本位货币，即便是纸币，那也和拿着贵金属的区别不是特别大，因为你随时可以兑换成贵金属，所以人们可以无问题地接受这种纸币。但是如果你手里拿的是信用货币，就不一样了。人们是否信任这个货币，全在于人们是否相信这个政府能够坚持下去，如果人们觉得政府坚持不下去了，那就没人愿意接受这个货币，它也就成废纸了。
说了这些，你大致就能理解法币改革为什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了。它使得中国政治运作的逻辑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
通过法币改革，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获得了相对于地方军阀的不对称财政优势，进一步消除了地方势力的自主性。这算是某种意义上中央对地方的货币战争了。
但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法币改革的时机不好，改革后不到两年，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战结束后又继续打了四年的内战。这些都让国民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只能滥发信用货币来解决财政问题，这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在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信用和政府信用是连带关系，货币破产了，政府的信用也就跟着破产了。南京国民政府后来失去了对大陆的统治权，这是根本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信用货币让中央政府获得一些统治上的好处，但也让它变得更加脆弱，因为信用货币对国家能力的要求，远远高过本位货币。
抗战时期共产党的“货币战争”
说完了国民党被迫面对的货币战争，再来看看共产党这边的货币战争。注意，这里说的不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而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
抗战时期，日本只能控制占领地区的城市和交通线，下面的乡村什么的根本没有能力去控制，毕竟日军人数不足以控制如此大的领土，这些地方的国民党统治多数瓦解了，而共产党则有办法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这里面的具体原因下一讲会展开讲。
位于山东半岛的胶东抗日根据地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可以看到共产党的货币战争是怎么玩的。
共产党在这块根据地成立了一个银行叫做北海银行，它所发行的货币就被叫做北海币。根据地政权没有办法让人们相信它会永远存在，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发行信用货币，因为人们不会接受的；它只能发行本位货币，可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贵金属储备作担保，那要以什么作为货币的信用基础呢？
北海银行很有创造性，它以农业物资储备作为担保，来发行北海币，只要你拿着北海币，随时就可以用它兑换根据地政权所储备的农业物资，只要这种兑付承诺是真实的，人们就可以接受这种货币。
北海币
北海银行进一步根据农业周期来调整货币发行数量，并且依据物价涨跌的情况，安排根据地的工商局吞吐储备物资，来回笼货币或者投放货币，调整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稳定。
这一系列做法非常成功，北海币在其流通领域中的信用远远好过法币和汪精卫政权发行的伪币，成为强势货币。根据地的经济官员还因此总结出了关于北海币的“物资本位”理论，摸索出通过控制纸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等等，打起货币战争来得心应手。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胶东根据地居然能够赢得货币战争，国民政府却不行呢？这就涉及到中国经济的二元性问题了。
咱们在前面曾经说过，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是没法被外部世界整体性地拉动起来的，只能被局部地拉动起来，于是会造成中国经济严重的二元撕裂，口岸城市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是乡村地区则仍然在传统经济当中挣扎。
所谓的“黄金十年”时期，就是这个状况，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发展成为远东顶级大都市，但是它们与内地乡村的经济联系就很弱。而在这个时期，城市的秩序由国民党主导，乡村的秩序由共产党主导。
原因在于，国民党改组后，苏联推动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进去，并主导了国民党新成立的农民部工人部等等，做基层宣传和组织的工作。
等到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就欠缺了向社会基层辐射影响力的渠道，在这之后，国民党的力量基础主要在城市，共产党的力量基础主要在乡村。
中国现代革命的两种路径，也就形成了一种差异化竞争的格局，两种货币战争的不同结局，根源也埋藏在这里。
北海银行的实践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之一是其物资储备来自农村自产，而农村的传统经济受外部世界货币经济影响较小，法币的恶性通胀在这里带来的冲击也小得多；北海币的货币机制与农村的传统经济相匹配，再加上是在根据地这种小区域当中运营经济，环境相对简单，物资与货币容易形成匹配关系。
这样一种货币机制也几乎可以无缝对接入计划经济，共产党在建国后的很多经济政策，在抗战时就已经有了一些相应的经济实践。
但是国民党的法币机制是应用于市场经济的货币，并要在全国大区域当中运营经济，而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国民党的货币机制显得过于超前了，一方面，没法深入影响农村传统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很发达的城市，恰好是受到恶性通货膨胀冲击最严重的地方。
这样，国民党既无法主导农村，又丢掉了城市的支持，最终就只能接受统治失败的苦果。
本讲小结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有着复杂的联动关系，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是没法被外部世界整体性地把经济拉动起来的，结果就导致了中国社会与经济的二元撕裂。
这一撕裂状况刚好对应于国民党、共产党这两种革命路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两个党进行的两种不同的货币战争。
两场货币战争的结局，从经济的角度也说明了，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才能让自己以真正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释放出自己的优势。
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方案，由于无法真正完成政治整合，于是处理经济问题上同样无法找到合适的着力点。那么，共产党的路径就获得了历史性的机会。这将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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