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的由来
在所有的古装剧里必不可少的有两类人，一是皇帝和后宫的后妃们，一是伺候皇帝的太监，那么太监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用太监这个称呼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
太监旧称宦官，而“宦”，星座之名，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因用以为帝王近幸者的名称。又称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阉竖等。太监，于京中也称宦官、公公、寺人、阉人、内官、内侍、中官、中涓、内竖、中贵人，是指古代宫廷中替皇室服务并阉割掉外生殖器的男性。古代的一些奴隶主和君王、贵族，为了使自己的妻妾们对他保持贞节，不准她们和一般男子接触，但后宫又需要男子服役，所以就大量地使用阉人，即中国所称的太监。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据考证，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太监名叫吴腾宇，今江西上饶人。
解释1：太监：通常指经人工手术后丧失了生殖能力的宫廷高级官员，但后来演变成为一种官衔，不一定跟性器官的情况有关。
解释2：太监：当今网络用语，代指网络书籍很长时间不更新，像太监生不了孩子似的。
太监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的太监从殷代就有了。甲骨文上有“寺” 的字样， 是阴茎，则表示切断，“羌”则是殷朝西方的少数民族。这片甲骨文是叙述殷代的武丁王将抓来的羌人阉割后成为宦者以祭神。这片甲骨文可能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宦官记录。
西方直到希腊文明晚期才有关于“阉人”的记载。在古希腊的记载中，大约公元六世纪时波斯的东方专制君主就采用阉人走位后宫官吏。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写道，波斯人认为太监比一般人更值得信赖，并大加赞扬。
古罗马帝国时期，皇帝也会选择宦官当差，克劳狄乌斯，尼禄的宫廷都有宦官的踪迹。直到帝国后期，戴克里先正式引入东方宫廷的礼仪，阉人作为后宫服务人员也正式得到制度确认。此后东罗马帝国延续了这一制度，阉人担任的宦官甚至成为皇帝不可或缺的政治助手。以后的阿拉伯和土耳其也有。
中东的阿拉伯帝国建立后，建立起完善的后宫管理制度，阉人担任的宦官也成为必要。波斯和拜占庭的阉割技术无疑为阿拉伯帝国提供了数量充足的宦官。七百年后同为伊斯兰世界的奥斯曼帝国继承了阿拉伯帝国的宦官体系。同时奥斯曼苏丹还会专门在巴尔干半岛挑选清秀的基督教男童，强迫他们改伊斯兰教并阉割，留在后宫给予高质量的教育和军事训练，形成苏丹的禁卫军。
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没有太监制度，因为其实对任何国家而言，太监制度都是和后宫制度相连的。那时的西方一直没有中国这样的后宫制度，因此也没有太监。但是中世纪欧洲教会歌手为了保持嗓子尖细，在发育前是阉割的，不过这不算太监。
中国是有历史记载较早的采用阉人充当后宫官吏的国家。早在《周礼》中，后宫官职既有“寺人”，“内竖”，“内小臣”等。全面在后宫采用阉人服务充当宦官的是东汉。东汉开国时光武帝便全部选用宦官充当内廷郎官，而在西汉内廷郎官往往由世家子弟担任。这就给宦官参与国家政治提供了道路，导致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和政治动荡。
中国的宦官制度还传播到我们的近邻：朝鲜，越南。有趣的是，学习中国最努力的日本并没有把中国的宦官制度引进，幕府将军的“大奥”由女官服役，而不是被阉割的男性。可能是日本没有成熟的“阉割”技术吧。
总之，用阉人做后宫官吏是世界文明普遍的现象，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八到六世纪，此后在欧亚大陆传播。
在古代中国，阉割和宫刑有很大关系。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其最初的作用是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即“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丈夫淫，割其势也。”《伏生书》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官。” 由此可以推见，宫刑是在一夫一妻制出现以后的事，否则，就不存在什么对男女不正当的性交关系的惩罚了。但是，以后在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迫害下，宫刑的范围扩大了，成为滥施惩罚、压迫民众的一种严酷手段了。
这种扩大始于何时，目前已很难查考，但至迟到周穆王时，已规定“宫罪五百”。在《周礼》中，宦官被称为阉、寺、竖。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 是 “士” 、“寸”二字构成的，“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而“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和“寸”合连一起就是用刀割去阴茎。
宫刑使用的范围越到后世越扩大。例如到了战国时期，《列子·说符篇》载，有人曾劝秦王以仁义治班固：《白虎通》国，秦王说，“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 以后，竟将这些进言者处以宫刑。《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造阿房宫筑骊山时竟发隐宫刑徒七十多万人服劳役，这里的“隐宫”是指宫刑，可见受宫刑的人有多少!宫刑在汉朝更为普通。汉武帝时就规定了某些死刑可由宫刑来代。汉武帝生性残酷，他在位时，正史上有记载的大臣受宫刑的就有司马迁、张贺、李延年等人。
太监和宦官的区别
“太监”和“宦官”在清朝以前不是相同的概念。宦官早在商朝就有，不过那时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宦官“悉用庵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太监”一词，辽代才出现，明代，太监和宦官才发生联系。太监是宦官的上司，是高级宦官；充任太监的必须是宦官，而宦官却不都是太监。到了清朝，太监才成为宦官的同义语。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到了唐朝末年，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皇帝的禁卫机构，其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宦官掌握皇帝的禁卫机构，权倾天下，甚至达到可以诛杀大臣，废立皇帝的地步！
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太监与文化
其实，上文已经提到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明朝），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 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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