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丁衡修在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當翻譯官時，就是這個人對他成功地進行了策反，使其成為“軍統”的地下情報員。後來，當丁衡修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拿下，準備開刀問斬時，也是此人挺身出來替他作證，派人把他從大牢裡撈了出來。這人此刻出現在丁衡修面前時使用的姓名是時一彬。
時一彬是“軍統”的資深情報特工，不過，這時他已經改換門庭。國民黨當局敗逃臺灣後，對原先的特務機構進行了重新組合，其時臺灣的特務機構多達十幾個，時一彬是“大陸工作委員會”的一名中層官員。他來找丁衡修，是謀求合作事宜，因為他看中了丁衡修的工作能力和在內地的社會關係。
丁衡修把時一彬視為自己的救命恩人，當初如果不是他站出來替自己作證，恐怕他墳頭的草已經長得一人多高了。所以，時一彬邀其受僱於“大陸工作委員會”，他一口答應。當然，大家都是看在利益的份兒上，所以條件還是要提一提的。丁衡修的條件不多，就兩點：一是報酬要豐厚，二是臺灣方面要支持他開設一家大偵探社。時一彬說這也正是我們所希望的，以便以後謀求更多更大的合作。
時一彬代表“大陸工作委員會”跟丁衡修談的交易是：僱傭丁衡修去內地收集正在進行的高校“反右”運動的情報。臺灣方面對於這趟差使出的價格是兩萬美元。“大陸工作委員會”採取的是包乾制，即這筆款項裡包括了旅費、可能會使用的行賄金、收集情報時的其他費用等等在內的全部費用。先付一半，另一半在完成委託之後一次性支付。丁衡修如果同意接受該項委託，那就儘快
制訂一份計劃書交給時一彬審定。其時，丁衡修的偵探社已經關閉，一時沒有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手頭有點兒緊，所以對於這項委託是很感興趣的。於是就開始著手制訂計劃。這廝也真是膽大而有才，把這樣一項生死遊戲看得比旅遊還簡單，竟然只用了一個晚上就完成了計劃書。
這份計劃書的內容是：丁衡修離開內地已經十二年，不大瞭解內地（尤其是解放後的內地）是什麼情況，所以需要熟悉內地而且通曉高校情況的角色提供協助。他決定把文章做在丁佩珠的那對雙胞胎女兒身上，打算以移居香港為誘餌把那兩個早就一心想投奔自由世界的姑娘拉到身邊，由她們陪同著前往選定的目標去收集情報。丁衡修的最後一站是廣州，在廣州完成使命後，就拋下雙胞胎姑娘返港向時一彬交差覆命。
時一彬對於丁衡修的高速度表示吃驚，同時還流露出對於可行性的懷疑。但他看過之後，覺得似乎還是可行的，於是當即對丁衡修進行了一場類似論文答辯的究詰。時一彬不愧是“軍統”老牌情報特工，就那麼掃溜了一遍，似乎想也沒想，就隨口提出了幾個計劃書裡沒有說到的問題——
問：將以什麼方式進入和離開內地？
答：將採用偷渡的方式，我在九龍有熟識的漁民可以助我完成。以前我在從事私人調查時曾經用這種方式進出過兩次廣東。
問：內地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證件、票證、介紹信等，更別說出入高等院校收集情報了。你打算採用什麼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答：我已經充分考慮到這一點，我將攜帶一名可靠的刻章匠一起前往內地，以便隨時偽造介紹信；至於吃飯時需要的糧票，我進入廣東後就能夠通過黑市購買。
問：內地的鈔票你打算怎樣獲取？
答：也是通過偽造的介紹信在各地不同的銀行進行小額兌換。
問：你打算通過什麼樣的方式獲取情報？
答：可以進入一些大學的校園拍攝大字報、混入會場拍攝會議照片，如果有可能，我還將通過技術手段進行錄音。當然，我希望能夠得到時先生提供的最好的錄音設備。
時一彬對丁衡修錄音的想法很是表示關注，因為當時的錄音設備遠沒有現在的錄音筆、錄音紐扣那樣袖珍細巧，磁帶錄音機的體積都比較大，無法進行秘密錄音。丁衡修如果想這樣做，那他必須冒著很大的風險去做一些相當複雜的準備工作。他又提了幾個細節問題，丁衡修也全考慮到了。
最後，時一彬對丁衡修說，你把我問到的這幾個問題補充進這份計劃書裡，回頭我將這個文件送往臺北審批。
這份計劃書送到臺北的“大陸工作委員會”總部後，很快就獲得了批准。於是，時一彬在香港“威靈頓酒店”請丁衡修吃飯，告知計劃已被批准，如果沒有什麼問題，我們就可以簽約，你接受委託後，可以立刻獲得一半佣金。另外，我們還將向你提供特殊的照相機以便安全獲取情報。那兩個雙胞胎姑娘，在協助你完成使命後，請一併把她們帶到香港，總部長官認為可以繼續發揮她們的作用。
丁衡修簽了合同，收了佣金和間諜器材。他自然不知道，自己簽下的其實也是一份死亡協議。
時一彬說臺北總部長官對於這項工作抓得比較緊，所以你得抓緊時間，迅速跟雙胞胎取得聯繫。為了安全，也為了節約時間，你可以把信件交給我來處理，我手裡掌握著可靠快捷的通信方式。丁衡修於是就給丁佩珠寫了信，這就是丁佩珠收到的內外有兩個信封的特殊函件。
然後，丁衡修找了他所說的刻章匠宋貽德。宋貽德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四年前跟丁衡修結識。當時，丁衡修出於調查一件民事案子的需要，想偽造一枚香港警備處下屬某部門的印章，就找到了在大街上擺刻章攤的宋貽德。有了這次合作，兩人就交上了朋友，雙方都發現似乎前世有緣，兩人的性格脾氣、思維方式、行事風格甚至日常嗜好都極為相近，於是就結拜為異姓兄弟。丁衡修年長為兄，宋貽德小九歲為弟。
宋貽德有一手很好的刻章技藝，可是沒有資金開店鋪，只好終年在大街上設攤營業，生意時好時差，不過好在沒有城管幹涉，還能混混日子。那時丁衡修正處於蒸蒸日上階段，於是就慷慨掏錢，資助宋老弟開了一家刻章店鋪。所以，宋貽德對丁衡修特別感激。這次丁衡修找他讓其跟隨自己去內地悄悄走一趟，他只道是一般偵探調查案子的需要（之前丁衡修曾兩次偷渡廣東調查案子他是知曉的），尋思去就去吧，反正跟著這位精明過人的哥哥行走江湖是不會出事的，再說還有酬金，何樂而不為呢？當下就一口答應。他沒有想到，自己這一去，直到二十年後才得以重新踏上香港的土地！
丁衡修對宋貽德說我們此去需要改名換姓，我叫鍾俊義，你也改個名字吧。宋貽德想了想，就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陳德貽。當然，這不過是他們進入內地後使用的第二個姓名（第一個是在廣州），後來另外又改了幾次名字。
一切都準備妥當後，丁衡修、宋貽德兩人就乘上了漁民提供的偷渡船隻，順利地潛入了廣東。漁民朋友收費不菲，但是做事細緻周到，他們為偷渡者提供一條龍服務，在廣東中山上岸後，有人接應，安全護送到廣州，並替他們解決了全國糧票。
抵達廣州後，兩人使用假名以“公私合營陽江機修廠”採購員的名義入住中山大學附近的一家旅館。當時在社會上流動的人員不多，但鐵路運輸能力很差，所以火車票也並不好買，他們通過旅館購買的前往上海的車票已經是三天以後的了。丁衡修尋思閒著也是閒著，何不去中山大學看看，這也是預先考慮過的收集情報的一個目標。
丁衡修獨自去了趟中山大學，這才發現讓彭文倩、丁文影協助完成使命是很有必要的。丁衡修從未接受過特工訓練，雖然後來給內地的人民法院認定為“反革命特務”判處死刑，其實他對於怎麼從事特工活兒並不內行。他離開內地已有十二年，從來沒有接觸過解放後的內地大城市生活，加上沒有接受過特工訓練，心理素質不過關，所以此刻一進大學校門，只覺得四下裡來來往往的人都似乎在注意著他，他心慌意亂，只想著儘快離開。這樣，丁衡修只看了幾張大字報，就偷偷溜走了。時一彬提供給他的打火機式和筆式間諜照相機他都帶著，卻不敢拿出來使用。此後兩天，丁衡修就不敢再動收集情報的腦筋，當然也不能整天待在旅館裡，否則會引起服務員的懷疑，於是就去逛街，還遊覽了幾個著名風景點。
然後，丁衡修、宋貽德兩人就去了上海。跟彭文倩、丁文影會合後，謊稱接受了香港幾位朋友的委託，想實地見識一下內地目前搞得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的場面，所以想跑上海的兩家高校復旦大學和交通大學，因為不熟悉，需要雙胞胎姐妹陪同。彭文倩、丁文影早已沉浸在即將移民香港的巨大喜悅中，此刻不管要她們做什麼都是一口答應的。這樣，他們就用三天時間跑了復旦、交大。丁衡修有了熟悉內地大學生活的彭文倩、丁文影的陪同，感覺就完全兩樣了。他在宋貽德的掩護下，用間諜相機拍攝了一些大字報。那對雙胞胎姐妹根本是矇在鼓裡，一點兒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參與特務犯罪活動。
四、轉戰南京
回過頭來，讓我們看看專案組的工作進行得如何。
專案組在首次案情分析會上定下了四條偵查措施，這四條措施實施下來，有收穫的只是在丁佩珠的住所發現的一張照片。經查，那封廣州來信上的落款地址純屬子虛烏有——廣州有這條街，卻沒這個門牌號碼。
這張照片，是丁佩珠赴港奔喪時和包括丁衡修在內的幾位親戚的合影。專案組請丁佩珠本人以及另外幾位親戚辨認，確認其中一位確是丁衡修。於是，就由專業技術人員對此進行了特殊處理。這樣，專案組手裡就有了一張丁衡修的照片，至於雙胞胎姐妹的照片，那倒早已從她們的檔案中調出來了。
當然，此刻手頭有照片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專案組需要知道的是丁衡修一行離開和平飯店之後去了哪裡。是仍舊停留在上海不過是換了一個住宿點呢，還是已經離開？如果是離開上海的話，他們的目的地又是哪裡？是直接偷渡逃港了呢，還是在另一個城市逗留？這種逗留又是出於什麼目的？這一切，都是需要儘快查明的。
於是再次開會討論，問題的焦點集中在：據和平飯店方面提供的情況，丁衡修四人入住該店的幾天裡，白天都是出去的，到下午四五點鐘才回來，晚上就不出去了，在餐廳喝酒，然後在咖啡吧或者房間裡閒聊。晚上聊些什麼暫且不去管他們，現在需要了解的是他們白天去了哪裡，去幹什麼了。
偵查員儲一清、王金生奉命前往和平飯店調查：那幾天裡，丁衡修四人進出飯店是步行還是乘車；乘車的話，是乘坐公交車還是叫出租車。
和平飯店保衛科隨即召來了該店的大堂服務員，通常飯店入住雙胞胎旅客的概率極小，入住雙胞胎妙齡美女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所以，大堂服務員都還記得那四個一直同出同進的旅客。據一個服務員說，那兩個男子入住飯店的那天，是怎麼過來的沒有注意，之後出門都是乘坐出租車的。
那就有戲了！當時的上海灘只有一家出租車公司，擁有各式汽車一百八十五輛，所以，馬路上很少看到正在行駛的出租車，隨時招手攔車的可能性很小，通常要用車的乘客都是預約的。這四位客人連續幾天在上午八九點鐘用車，那肯定是預約了的。怎麼預約？入住和平飯店這樣的高級賓館，當然會通過前臺預約。那就向前臺瞭解吧！
可是，前臺服務員卻搖頭：“客人預約出租車，一般都是在房間直接給飯店的總機打電話，由總機接線員替他們服務。”
於是再問總機接線員，那裡是有服務記錄的，查了查，那幾天405房間（就是鍾俊義即丁衡修入住的那個房間）確實讓總機預約了出租車。這就行了，跑出租車公司吧。
出租車公司查看了預約用車登記資料，很快就查明瞭那幾天上午到和平飯店載送旅客的那十幾輛出租車。然後再按照出勤記錄查當班司機，那時沒有什麼車載電臺、手機之類的通訊工具，所以得一個個當面問下來。最後，終於瞭解到丁衡修四人那幾個白天去了復旦大學和交通大學。
儲一清、王金生將調查結果向專案組領導彙報後，兩位組長張芝川、晁傑暗吃一驚：這當兒高校都在開展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目標去那裡想幹什麼？
研究下來，決定派員前往復旦、交大瞭解。可是，高校一向是暢開大門任憑任何人進進出出的，那時又沒有什麼攝像探頭可以留下監控資料，因此，復旦、交大方面的保衛部門向下面各系瞭解下來，都說沒有見過。這條線索就此中斷了。
專案組分析了目標前往兩所高校的意圖，越分析越覺得多半是跟“反右”運動有關的。這樣，基本上就可以肯定丁衡修的行為是跟政治相關的一種敵特行動，其目的可能是煽動“右派”師生鬧事搞對抗或是收集相關情報。鑑於兩校都未發現丁衡修等人的活動跡象，因此就難以循著這條線索往下追查了。
這時，另一個消息傳了過來：和平飯店保衛科向專案組報告，據該店大堂一位姓肖的服務員反映，那天傍晚大約六點多他在大堂大門口值班時，門外開來了一輛兩輪摩托車，騎車人是個三十來歲的男子，穿著鐵路工作人員的制服，揹著一個帆布挎包，一看就知道是北站送車票的員工。果然，那人停車後登上臺階，對肖師傅說，他是給405號房間的住店客人送火車票來的。按照飯店的規定，類似送車票、送外賣之類的人員是不能進入飯店的，得由大堂服務員打電話通知客人下樓來銀貨兩訖，如果客人要求服務員代勞，則由服務員送入房間後把鈔票拿下來交給送貨人。當下，肖師傅就讓那位鐵路員工稍等，他往405房間撥了內線電話。但房間裡沒人，估計這個時候客人可能在飯店的餐廳裡用晚餐，於是又把電話撥到了餐廳，405房間的客人果然在用晚餐，於是就請他到大堂來取車票。肖師傅記得，是兩個雙胞胎姑娘中的一個到大堂來取車票的，那個鐵路員工遞給她時還說了一句：“你們訂的是四張去南京的車票。”
這個線索太重要了，專案組長張芝川於是決定立刻去南京對丁衡修四人進行追蹤，但究竟派幾個人去南京一時難以決定，去的人少了吧，生怕調查起來鋪不開；專案組全部趕過去吧，萬一這是對方虛晃一槍、故佈疑陣，上海這邊就不能繼續展開調查了。張芝川於是就跟副組長、江蘇省廳的偵查員晁傑商量，剛說了個開頭，晁傑接到南京打來的電話，告知一個情況：兩小時前，有人在南京大學門口看到彭文倩了！
張芝川當機立斷：全體赴寧！
在南京大學門口看到彭文倩的是她的高中同學康家輝。這個小夥子唸到高二寒假的時候，父親患病去世了，家境拮据導致他不得不中途輟學，在經歷了半年多的臨時工生涯後，最後被郵電局吸收進去當了一名郵遞員。兩天前，康家輝在馬路上遇到了彭文倩的鐵姐們兒陳茂梅，老同學久別偶逢，總要說幾句話的。於是，康家輝就知曉了彭文倩失蹤之事。陳茂梅倒是個有心人，她關照康家輝說你是郵差，整天在外面跑來跑去的，見得多聽得也多，如果聽見什麼消息請立刻告訴我。
也真是巧，康家輝今天休息，去南大看望一位朋友。他是坐公交車過去的，這路車的終點站是在南大東門，那裡有一個大轉盤，車到終點站後要繞著大轉盤開一圈才進站停車下客。就在沿著大轉盤轉彎的時候，康家輝無意間看見校門口站著一個姑娘，正是彭文倩！他一怔之後，從座位上站起來想呼喊，又覺得此舉似乎不妥，還是到站下車後過去招呼吧。沒想到就這麼眨眨眼的工夫，等康家輝下車過去時，校門口已經沒有彭文倩的影子了！
但康家輝還是想到應該立刻告訴陳茂梅，於是就進了校門口一側的郵電局，往秦淮區政府陳茂梅的辦公室打了電話。陳茂梅聽說後的第一個反應是懷疑，反覆問康家輝看清楚了沒有。康家輝說我的視力夠當飛行員的條件，哪有看不清楚的道理！她穿著淺藍色“布拉吉”，個頭比高中時長高了一些，好像更漂亮了。陳茂梅一聽彭文倩穿著淺藍色“布拉吉”，馬上就知道康家輝沒看錯。因為這樣的“布拉吉”她也有一件，那是今年初夏時她和彭文倩一起去逛百貨大樓時看中的，兩人各買了一件，顏色都是一樣的。
陳茂梅於是就給彭邦平打電話，說彭叔叔你那裡有文倩的消息嗎？沒有？剛才我們高中時的一個同學在南大東門看見彭文倩啦！彭邦平又驚又喜，二話不說立刻給鼓樓分局打電話報告這個消息。鼓樓分局問明情況後，又給陳茂梅打電話詢問，聽陳茂梅說了“布拉吉”的細節後，相信並非空穴來風。這個案子當時已經交由省廳辦理了，所以分局向市局報告後由市局轉報了省廳。
專案組趕到南京後，立刻著手進行第一步調查，直接找了目擊者康家輝。聽了他的一番陳述後，又帶著他前往南京大學東門實地察看。張芝川問晁傑：“你知道南京大學有招待所嗎？”晁傑說不清楚，另一個南京偵查員老龍說好像有一個的。張芝川說那我們這就去招待所撞撞運氣，看對象是否住在那裡。專案組在招待所撲了個空，這裡沒有丁衡修那樣的四個男女入住過。
專案組於是舉行了案情分析會，認為丁衡修他們在上海和平飯店訂的火車票確實是到南京的，彭文倩在南大出現，說明這四人到南京的動機跟在上海是一樣的，盯著高校，估計是為了收集“反右”運動的情報。問題是，現在他們還在南京嗎？
眾偵查員反覆商議後，認為不管目標是否還在南京，都有必要對南京各賓館、飯店、旅館等進行查摸。運氣好，正好碰上，當然最好；運氣不佳沒有撞上也不至於沮喪，因為彭文倩、丁文影那對雙胞胎姐妹難免會給他們曾經入住過的旅館的服務員留下印象。
於是，專案組作出兩項決定：第一，請南京市公安局協助對全市各公共住宿場所連夜進行查摸。第二，專案組分為兩撥，一撥人去南大進行調查，瞭解是否有人看到目標在校園內出現過；另一撥則分赴火車站、輪船碼頭和長途汽車站，在駐站民警的協助下調查工作人員、攤販等是否見到過目標。
專案組當即跟南京市公安局聯繫，南京市公安局對此大力支持，不但出動了一線警察，還動員市局、分局的科室警員加班加點參加查摸，人手猶嫌不夠，甚至還聯繫駐寧公安軍部隊（即武警前身）給予支持，還把專案組提供的丁衡修、彭文倩、丁文影的照片翻拍沖印了一百六十張分發下去。當時，專案組長張芝川對擺出如此強大的陣勢感到不解，尋思這個案子可能涉及敵特分子收集情報，但若論涉案敵特分子丁衡修，應當不會是特務機關中的重要角色，南京這邊何至於這等興師動眾？難道這個案子還有更復雜的背景？這個疑問直到數年後才得到解答，一位當時在警衛部門工作的同鄉告訴他：原來，當時毛澤東為“反右”運動出京巡視，正駐蹕於南京！
南京警方在進行全市大查摸的時候，專案組成員分別去了車站、碼頭等公共場所，由駐站公安、保衛部門配合著對旅客進行甄別以及收集是否有目標出現過的線索。如此折騰了一夜，天明時眾偵查員結束調查會合後一湊情況，都說沒有什麼發現。
不過，另一路調查是有收穫的。南京警方的這次大規模查摸工作進行得非常細緻，南京市各個區所有的飯店、賓館、旅館、小客棧甚至二十四小時對外營業的公共浴室等適宜於住宿過夜的場所，一個不落都給梳理了一遍。由於有照片以及雙胞胎姐妹顯而易見的特徵，所以各路人馬的查摸工作進行得比較順當。最後，在南京大學附近的迎賓飯店發現了丁衡修四人的線索：他們以新的化名拿著“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省委員會”的專用介紹信入住於該飯店，當天上午九時許已經結賬離開了。
根據當時的規定，旅客入住飯店旅館的介紹信會被服務檯留存下來，以備公安機關調查時參考。丁衡修四人的這張住宿介紹信也不例外，於是就送到了專案組這邊。應該充分肯定那個真名叫宋貽德的刻章匠的技術水平，他不但擅長刻制各類公私印章，還能用木板、肥皂甚至冷硬的糯米糕團刻制類似介紹信那樣的版子，既快又好，十足的專業水平！此刻落在專案組手裡的這張廣東省團委的介紹信，經眾偵查員輪流傳閱，認為是一份真件。這就不同於目標留在上海和平飯店的那張什麼特種土特產進出口公司的介紹信了。於是，連夜往廣州方面撥打電話查詢。一番折騰後，得到了廣東省團委確鑿的回答：查詢的介紹信號碼並不存在。因此，這是一張偽造得非常逼真的假介紹信。
這使專案組眾人感到非常吃驚，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丁衡修竟然會帶一個專業刻章匠到內地來活動，在進行長途旅行時一路根據需要隨意偽造足能以假亂真的蓋著公章的介紹信。所以，按照平時的偵查思路對這種情況進行推測，認為這應該是從境外潛入內地前就已經準備好了的。而具有如此偽造水準的，只有敵特機關了。這樣，專案組就更堅信之前的推斷沒有錯，他們所面對的是境外敵特分子！
以目標在上海的活動規律來估測，丁衡修四人既然已於昨天上午九時左右結賬離店，那麼，他們應該已經離開南京了。他們會去哪裡呢？大家尋思還是去他們下榻的迎賓飯店瞭解吧。
偵查員李松平和小陳去迎賓飯店一問，卻十分失望。迎賓飯店在南京屬於一家中等賓館，用現在的星級標準來評判，大概剛剛夠得上“準三星”。南京的鐵路交通不像上海那樣便捷，因此，火車票供應比較緊張。根據南京鐵路部門的規定，這類飯店是不能經營預訂火車票的業務的。所以，丁衡修四人離開南京的火車票應該是自己設法解決，估計多半是去火車站排隊直接購買的。
李、陳兩人悻悻返回專案組的臨時駐地省公安廳招待所，向組長張芝川一彙報，張芝川也傻眼了，副組長晁傑緊鎖眉峰，說：“看來我們的運氣比較差。”
其實，專案組的運氣應該說還是可以的，因為就在晁傑這句感嘆剛說了兩三分鐘，隨著電話鈴倏然響起，情況就出現了轉機：迎賓飯店打來電話，說有一個員工知道你們要了解的情況。
這位打電話的兄弟，是迎賓飯店的保衛幹事小衛。剛才李松平和小陳前往飯店調查時，就是他接待的。小衛昨晚值班，飯店的保衛幹事值班原本是可以睡覺的，只要住店旅客不發生失竊之類的事兒，完全可以一覺睡到天亮，然後精神抖擻地去餐廳吃點兒東西后回家。但是，昨晚的情況有些兩樣，因為昨晚全市飯店大盤查，小衛作為保衛幹事，自然要出場唱主角。而線索恰恰是在迎賓飯店發現的，所以他花費的時間也就特別長，結束後一時又睡不著，直到天色微明方才打起了呼嚕。睡了沒多久，小衛就被人喚醒了——李松平、小陳前來了解火車票的事兒，當然又得他接待。
小衛經這一折騰，尋思乾脆就不睡了，吃了早飯回家去吧。轉機，就是由此而來的。小衛去餐廳的時候，已經過九點了，餐廳的早餐供應已經結束。他對掌灶的老夏說：有什麼吃的弄一點兒來填填肚子就成，按平時的早餐標準（當時規定飯店員工用餐必須照樣付飯菜票的），老夏就給他下了一碗陽春麵端了上來。老夏跟小衛的父親是老朋友，所以他跟小衛很談得來，當下就坐下來跟小衛聊了幾句。小衛說到了今天吃早飯比平時晚的原因，老夏聽著忽然笑了。小衛問他笑什麼，老夏把手一伸：“來支菸，你就也笑了，而且會比我笑得還開心。”
老夏告訴小衛，那四個人的火車票是去北京的，四張硬臥票，昨天中午發車離開南京車站。小衛急問你是怎麼知道的？老夏說那四張票還是我給他們買的呢！三天前的晚上八點多，丁衡修四人到飯店餐廳吃晚飯。當時餐廳已經結束營業，服務員都下班了，只有老夏還在準備明天早上供應的小菜。一個姑娘（不知是彭文倩還是丁文影）走進廚房，很客氣地詢問是否還能燒幾個菜，他們要吃晚飯。老夏說客人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工作，當然可以，你們點菜吧。因為服務員已經下班了，所以老夏把他們點的四個菜燒好後自己一一端送到桌上。那四位稱謝不迭，其中一個年紀最大的男子掏出香菸請老夏抽，聊了幾句。他問老夏家住哪裡，老夏答稱住在中央門那邊的鐵鏟巷。那男子說那不是靠近火車站的嗎？師傅，打聽個事兒，您知道南京這邊買火車票緊張嗎？老夏說那要看時間，像現在這個時節正是放暑假的當兒，各地來南京探親訪友或者遊覽的人比較多，車票就緊張，得提前五六天才能買到。
這話一說出來，對方的眉頭就皺了起來，低聲對另一個男子說：“五六天，這……太長了呀！”
另一個男子開口了，說的是廣東話，老夏基本上聽不懂，估計是出了個什麼主意。先前那個男子頓時神色釋然，站起來向老夏拱拱手：“師傅，不知是否可以麻煩您替我們買四張車票？您住在火車站那邊，可能跟車站上的人比較熟，一定能替我們買到的。”
老夏笑道：“還真讓你給說著了，我家老伴就在車站上工作。”
老夏是個熱心人，以前也時常替旅客購買火車票，當下就收下了對方的購票款，次日給他們拿來了四張去北京的硬臥車票。對方非常感激，拿出一條“大前門”香菸贈送，老夏堅辭不受，說替住店旅客買票是樁平常事，店裡也是允許的，但如果為此收受了旅客的禮物，那就得吃不了兜著走了，處理起來很嚴的。
專案組獲知這個消息，自然皆大歡喜，於是決定立刻赴北京。由於時間緊，經請示領導同意後，他們一行七人是乘民航班機飛到北京的，這還是他們生平第一次坐飛機，這在當時算得上是一樁值得跟人吹噓一下的稀罕事兒。可是，他們中誰也沒吹噓，不是因為謙虛，而是因為這趟飛機竟然白坐了——在北京查了三天，沒有發現丁衡修一干人的任何線索！
五、潛入武大活動
專案組在北京為什麼沒能查到丁衡修四人的蛛絲馬跡呢？因為他們壓根兒沒去北京。此刻，這四個特殊旅客很悠閒地待在另一個城市的賓館裡，正等著實施一樁被丁衡修認為“很有價值”的行動。
這個城市是——武漢！
丁衡修耍了一個“聲東擊西”的把戲，託南京迎賓飯店大廚老夏購買的是去北京的硬臥車票，其實他們一行四人卻乘坐長江客輪逆流而上去了武漢。之所以玩這一個陰招，是因為他們當時已經覺察出自己的安全出了問題。
這應當歸功於丁文影的一個夢。那天晚上，丁文影做了一個可怕的夢，她夢見母親丁佩珠不知怎麼奄奄一息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連話都說不出了。她匆匆趕到醫院，旁人告訴說丁佩珠失足溺水。丁文影被這個夢驚醒了，醒來後看看手錶，這時是清晨四時。還不到起床的時候，於是，她沒當回事，再睡。可是，奇怪的一幕發生了：丁文影再次睡熟後，竟然又做了跟剛才差不多的噩夢！
這下，丁文影再也無法入睡了。儘管她從來不相信迷信那一套，但此刻卻是心神不定，想來想去難以釋懷，於是就喚醒了跟她同住一個房間的彭文倩，將夢境說了一遍。彭文倩跟丁文影不同，她小時候跟著離了婚的老爸遷居南京後，跟著祖父祖母過日子，那對老夫婦是鐵桿鬼神論者，經常說起種種靈異現象。彭文倩從小接受這種教育，長大後就認為世界上確實有靈異現象，只不過科學還沒發達到能夠破解其奧秘的程度。因此，當下她聽丁文影這麼一說，就斷定老媽可能遇到了什麼問題，當然，解夢有反釋之說，可能不一定是出了壞事。姐妹倆商量下來，決定把這件事告知丁衡修，聽聽他的意見。
早餐桌上，丁文影把夢境說了一遍，彭文倩也說了她們的擔心。丁衡修聽了哈哈大笑，說這是沒來由的事兒，接著問丁文影你大概從小長到現在還沒離開過你媽媽吧？丁文影點頭稱是。丁衡修說那看來這是你的潛意識中在強烈思念著媽媽，沒關係，過幾天就會習慣的。
可是，姐妹倆心裡總是放不下這個疙瘩，兩人悄悄嘀咕，決定瞞著丁衡修往上海打個電話。迎賓飯店房間裡沒有電話，姐妹倆早餐後到大堂去想借用電話機，但那裡待著好幾個旅客，排著隊在打電話。於是，她們就出了門，到附近一家郵電局去打電話。
電話是彭文倩打的，因為她擔心妹妹萬一聽到什麼不好的情況會沉不住氣當場表露出來，那就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丁佩珠家沒有電話機，所以這個電話是打到傳呼電話亭的。上海的傳呼電話亭通常有兩到四部電話機，兩部機的由一人值守，三四部機的由兩人值守，值守者通常都是四十來歲的阿姨，她們接聽電話後，會在一張專用小紙單上記下受話人的住址、姓名，以及回電的號碼、姓氏，然後送到受話人家裡去；在來電不是很多的時候，她們也會把受話人從家裡叫來直接接聽。丁佩珠住所那條弄堂的傳呼電話亭有兩部電話機，所以只有一個阿姨值守。彭文倩把電話打過去時，這位阿姨正好去送別人的電話單子了，是沒事坐在電話亭閒聊的幾個家庭婦女中的一位接聽的。
彭文倩說：“麻煩你傳呼一下19號來接電話……”
對方說：“你等等……”然後問旁邊的人，“19號是誰？”
耳機裡傳來另一個帶蘇北口音的大嗓門女人的聲音，說19號不是丁家嗎？丁阿姨給公安局捉進去了，家也抄了呀！
彭文倩大吃一驚，差點兒把聽筒撂上機架立馬掛斷，但馬上意識到這樣做有危險。她的反應可謂敏捷，眼珠子只一轉就有了主意，對著話筒大叫：“喂！喂！我話還沒說完哩！19號住著好幾家人家，我要住在後廂房三樓的小沈——沈鳴佳接電話。”這麼一說，對方就認為她把電話撥錯了，問你打什麼號碼。彭文倩報了號碼，故意把其中的一個數字說錯了，對方就說“你撥錯了”，立刻把電話掛斷了。
彭文倩從通話亭裡出來，臉色已經煞白。等在通話亭外面的丁文影不禁一陣心慌，連忙迎上來問怎麼啦。彭文倩搖搖手，直奔櫃檯結了話費，然後拉著妹妹一口氣走出老遠這才說了情況。丁文影當下就把持不住，掩面啜泣，彭文倩勸也勸不停。兩人走到十字路口時，正好丁衡修因在飯店找不到她們而出來尋找，見之一驚，便悄悄詢問是怎麼回事。彭文倩不敢隱瞞，就把情況說了說。這下，就輪到丁衡修臉色煞白了。
回到飯店，丁衡修吩咐打點行李準備離店，自己就到大堂結賬。待到宋貽德和雙胞胎姐妹收拾好行李下樓時，他已經結好了賬等著了。四人離開了飯店，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了一輛公交車就走。彭文倩是南京人，看看覺得不對頭：這車不是去火車站的嘛。看著丁衡修正要開口，被後者一個眼神止住。乘了四站後，丁衡修讓下車。這才對宋貽德和姐妹倆說，我們不能去北京了，立刻去長江港客運碼頭，坐船去漢口！宋貽德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但還是點了點頭。彭文倩倒是開口發問了，丁衡修說現在不說吧，一會兒上了船有的是時間說話，趕緊離開南京才是正道！
當時南京的出租車極少，但是馬路上有可供代步的馬車。四人遂坐了馬車前往輪船碼頭，也不管幾等艙了，只要有去漢口的船票，有什麼艙位的就買什麼艙位的，結果只買到了通鋪票子。這時離開船還有兩個多小時，丁衡修為防止雙胞胎引人注目，遂讓丁文影和彭文倩分開，丁文影跟著宋貽德，彭文倩跟著他。利用這段時間，丁衡修分別向兩個姑娘說了此次赴香港的情況：我這是帶著你們偷渡過去的，不過不必害怕，只要跟著我，一切都是安全的。至於你們的母親被捕，可能跟此事有關。你們不要為她擔心，因為公安局抓她只是為了審查，而沒有證據處理她。所以，只要你們從現在起一直照我吩咐的辦，就不會有事。你們不被人家發現，你們的媽媽也就安全，最後公安局只能把她放出來。
之前，彭文倩、丁文影姐妹對於她們將用什麼樣的方式離開內地前往香港一直沒有問過，甚至也沒有考慮過，因為丁佩珠對她們說只管放心跟著丁衡修走就是，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肯定能夠平安無事地抵達香港，而且能夠在香港合法定居下來。對於她們這種嬌生慣養的富家女來說，二十二歲的年紀還處在涉世不深的階段，對於母親的這番說法自然深信不疑。現在聽丁衡修這麼一說，才知道這件事原來如此危險，但這時已經無法改變了。她們再不懂事，對於解放以來的歷次運動還是知曉一點兒的，即使她們此刻懸崖勒馬，也肯定沒有好果子吃，從寬處理不判刑的話，勞動教養定是逃不了的。丁衡修說得對，這還將成為老媽的罪證。所以，到這當兒只有豁出去冒一下險了。主意打定，姐妹倆就只盼著趕快上船，離開南京。
檢票上船後，丁衡修去船長室補到了一張三等艙票，就讓丁文影過去了。到了蕪湖，又補到了一張四等艙的，讓宋貽德去了，免得這個滿口粵語的老廣惹人注目一不留神給船上的乘警盯上。
這樣，差不多就在專案組飛抵北京的時候，丁衡修四人抵達了漢口。根據預先的計劃，丁衡修將去武漢大學收集情報。考慮到雙胞胎姐妹過於顯眼，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所以丁衡修決定還是分開下榻。他和丁文影入住漢口鄱陽街的武漢大學招待所，宋貽德和彭文倩下榻於距武大招待所一箭之遙的中南旅館，介紹信當然不能再用什麼廣東省團委之類的了，而是用了宋貽德在南京時就已偽造的浙江寧波第二中學和廣州中山大學的，出差武漢的目的是“外調”。
丁佩珠被捕的消息給丁衡修敲了一記警鐘，他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但意識到原先想好的“神不知鬼不覺”狀態顯然已經被打破，儘管臨時抱佛腳想出了聲東擊西的招數，放棄了北京之行，但那份危機感已經滲入骨髓，丁衡修非常害怕。他這時才明白為什麼臺灣的“大陸工作委員會”寧可花錢僱傭他這個私家偵探也不願意使用他們自己的特工，這項差使的安全係數實在太小了！於是，丁衡修決定改變計劃，不但北京不去，原定的西安、瀋陽也不去了，離開武漢之後，去廣州中山大學活動一兩天，然後立刻偷渡返港。
這樣做，丁衡修作為乙方來說，已經屬於違約了，甲方可能會在支付酬金餘款時卡他。為不至於出現這種可能，丁衡修決定在武漢收集高質量的情報。當初時一彬跟他洽談時，對於以錄音方式收集情報沒有談死，因為時一彬是個老特工，知道用現有的錄音器材設備完成這項工作所承擔的重大風險，所以只是說讓他盡力而為，這個內容就不寫進合約中了。現在，丁衡修決定尋找機會完成這個工作，以彌補少跑幾個城市的不足，達到不被扣減酬金的目的。
於是，丁衡修就帶了丁文影前往武漢大學。武漢大學的“反右”運動當時在全國教育界屬於開展得有聲有色的一類。丁衡修在那裡順利拍攝了一些大字報，跟以往去復旦大學、交通大學和南京大學不同的是，他還認真看了一些大字報。因為他既然決定冒著風險錄音，那就得選擇一個有重大價值的目標，這樣才能使甲方感到滿意。
在武大校園裡轉了大半天，丁衡修選定了一個目標。他深信如果能把武大“左派”對這個目標的鬥爭會實況錄下來，即使錄得不完整，帶到香港去相信也絕對能引起巨大轟動。
確實，丁衡修選定的這個目標是一個重量級人物，這位先生在中國教育界、法學界都是當之無愧能夠青史留名的一代宗師。他叫韓德培，生於1910年，歿於2009年，活了九十九歲。韓德培精通英法日德俄五國語言，光憑這一點就已經令人肅然起敬！韓先生早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後來去北美遊學。1945年底，韓德培應武大校長、著名法學家周鯁生之邀，從美國西雅圖風塵僕僕趕到武漢大學。韓德培一到武大，就被聘為教授。1949年之後，韓德培並未像大多數“舊法人員”一樣被邊緣化，恰恰相反，至少在1957年之前，韓德培在武大依然是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出掌武大教務工作，成為當時的校長李達最為倚重的左膀右臂。
韓德培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經歷，真讓人啼笑皆非。鳴放高潮中，韓德培忙於中南地區高校招生工作，沒有發表任何言論。即便在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召開的武漢地區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上，韓德培也僅僅是說“大家都講得很多了，我沒有什麼可講的”。《光明日報》記者五次三番約稿，亦被韓德培婉拒，直至最後才就司法案例的收集與整理發表了一下看法，認為有關司法部門對此太不重視了，“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樓”。在武大校內，法律系黨總支書記上門請韓德培鳴放，他亦未予理會。而是時他恰好生病住院，武大的學子們來看望他，邀請他鳴放，他不忍心拒絕學生，隨口應付一句“等我回來再講吧”。這幫學生回學校後，善意地發佈海報，說“韓德培教授定期鳴放”。當然，這個像電影預告一樣的海報，後來也成了韓德培的罪狀之一。
丁衡修之所以將韓德培定為他的“工作目標”，除了上述韓先生在教育界、學術界的巨大影響之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時韓德培已經與武大的另一位重量級教授、中文系主任程千帆先生一起並列為“武大頭號大右派”。程千帆生性不畏權勢，向來喜歡暢所欲言，鳴放時更不用說，因此被稱為“右派元帥”。而韓德培則被封為“右派”分子中的“山中宰相”。據《南史·陶弘景傳》記載，陶弘景曾在南齊出任左衛殿中將軍，到南梁時雖隱居山中，朝中大事仍要找他諮詢請教方能定奪。稱韓德培為“山中宰相”，意指他雖未出面，實為武漢大學“右派”分子的總後臺。當時校園內張貼著的一些漫畫把韓德培畫在中央，其他“右派”則眾星捧月似的圍在他四周。
不過，丁衡修發現自己已經錯過了一個極好的錄音機會。當時各高校的“反右”運動，由校“反右”辦公室負責領導。“反右”辦公室發現何人適宜當“右派”後，就會組織舉行不同級別的辯論會。所謂“不同級別”，是指這個將要成為“右派”分子的對象的職務、學術成就、“右派”言行等方面對學校乃至整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一般性的就由其所在系開會，稍有影響的則兩個以上系聯合開會，像韓德培這樣的重量級人物，那就必須全校大會了。武大“反右”辦公室針對韓德培所舉行的辯論會，本來可以成為丁衡修最好的錄音機會，可不巧的是，這個會已在前一天開過了。而且，由於這個會的辯論情況使“反右”辦公室有點兒尷尬，所以他們不打算再跟韓德培玩這樣的遊戲了。
不過，丁衡修發現不必為這次失之交臂而惋惜不已，因為還有彌補的機會，他看到貼出的海報上說，將從次日起舉行連續一週的針對韓德培的鬥爭會。
於是，丁衡修就決定把一週鬥爭會的某一次會場實況錄下來，帶到香港去交給時一彬，就是一份珍貴情報了。往下，就是考慮怎麼錄音的問題了。這件事放在如今肯定不成問題，因為錄音技術已經大大提高，什麼袖珍錄音機、錄音筆、錄音紐扣、無線話筒之類的器材層出不窮，每一個城市的電子商店都能買到。但是，在1957年，這些器材連科學家也沒想出來，體積較小的盒式錄音機的問世還得等待七年。像丁衡修手頭這臺體積跟一口小型旅行箱可有一比的磁帶錄音機，已經算是先進器材了。因此，對於丁衡修來說，怎樣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完成錄音，這需要動一番腦筋。他去武大禮堂看了看，屆時進入會場當然不成問題，批鬥會是不需要什麼入場券的，阿貓阿狗都可以隨意進出。不過如果帶著錄音機進去公然錄音的話，不管是否可行，丁衡修都覺得自己沒有這份膽量。他的三個幫手，彭文倩、丁文影太嫩，宋貽德的口音不行，一開口就會引起對方的懷疑。
回到下榻的招待所，丁衡修猶自在想這件事。不覺到了招待所開晚飯的時間，丁文影到他房間來叫他去餐廳時，見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就問又發生了什麼事。丁衡修說我受朋友委託，得替他們錄一份“反右”大會的會場實況，這事不能公開做，否則人家可能不讓幹，往下查，連你們姐妹倆都得吃不了兜著走，我正盤算著應該怎樣做才穩妥。丁文影先前是跟丁衡修一起去武大的，也去大禮堂轉了轉，只是不知道丁衡修還有這個打算。不過，在她想來，這件事不難解決。於是，丁文影就說了她的想法。
丁文影在上大學時，是個文娛活動積極分子，是校學生會宣傳部的成員之一，少不了經常跑學校禮堂指揮佈置會場什麼的，所以對於學校禮堂的建築結構比較熟悉。她對丁衡修說，通常學校大禮堂主席臺的下面有一個地下室，那裡堆放著幕布、需要修理的桌椅等雜物。由於都不值錢，所以一般是不上鎖的。你可以考慮把錄音機預先藏到那個地下室去，開會前打開，由於禮堂裡是使用擴音喇叭的，所以地下室應該聽得清楚。等到會議結束後，再悄悄把錄音機拿出來就行了。
丁衡修聞之大喜，說：“文影你幫我解決了一個大難題啊！有功！有功！”
丁文影說：“就是不知道武大大禮堂的地下室是不是上著鎖的。”
丁衡修說上鎖也沒關係，我有辦法打開。早在當年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時，丁衡修就向那裡的特務學會了開鎖本領，這次偷渡來內地時他特地帶了一套開鎖專用工具，相信對付這種鎖具是不在話下的。
當然，還得二上武大，去實地看一下大禮堂的主席臺下面是否有地下室。丁衡修不想讓自己老是在武大校園裡出現，給別人留下印象，所以，這件事他就指派彭文倩去做了。第二天上午，彭文倩去了一趟武大，中午回來在下榻的旅館往丁衡修這邊的招待所打了個電話，報告說主席臺下面是有地下室的，而且不上鎖，她下去看了看，裡面堆放著亂七八糟的雜物，牆壁上有電線插座。丁衡修說這就行了，電線插座倒不需要，我這機器是用乾電池的，十二節特製的大號電池用光總對付得下來了。
行了，那就準備行動吧。丁衡修想了想，決定到時候一早就派彭文倩去把錄音機放進地下室。像她這種年齡、模樣的姑娘，不必化裝就是女大學生模樣，提著個箱子在校園裡出現不會引人注目，回頭把錄音機拿出來時也是這樣。
這個計劃盤算得很好，可是最終未能實施。為什麼呢？因為武大接下來對韓德培的鬥爭會盡管一連開了七天，但是會場卻調換了，就在小操場進行，時間是每天晚上。通知一張貼出來，丁衡修看著頭就大了，尋思小操場上是沒法進行錄音的，難道辛辛苦苦策劃了一番就這樣泡湯了？
當晚，丁衡修考慮了很長時間，最後決定錄音還是要進行的，批鬥韓德培錄不成，就錄其他對象吧。反正不管是哪個“右派”分子，有錄音總比沒錄音好，一到香港就是奇貨可居了。
於是，再次前往武大校園轉悠，竟然有了一個驚喜：武漢大學“反右”辦公室貼出告示，將於兩天後在大禮堂召開對“右派元帥”中文系主任程千帆教授的第二次辯論會。丁衡修看著禁不住喜出望外，尋思這真是上天保佑我丁某人了，該當我能夠做好這件事的。
這樣，丁衡修就開始暗作準備，他跟彭文倩、丁文影談了讓她們中的一個預先去大禮堂地下室放錄音機以及在會前打開錄音機開關之事，問她們誰願意去做。雙胞胎姐妹都沒有吭聲，看來是頗有些害怕。丁衡修於是就做思想工作，說會議是在下午兩點開始，錄音機可以提前放置，上午八九點鐘就行。那個時段我去大禮堂觀察過，裡面肯定是空無一人，外面呢，也不過是些許匆匆過客。以你們的外形條件，冒充大學生是沒有問題的，大學生提了口箱子在校園裡走，經過大禮堂拐進去看看，即使讓人看見，也不會懷疑。現在是暑假，可能是跟同學約好了一同出去旅行，說好在大禮堂碰頭的，我先到了，就在裡面等一會兒，這總正常吧？看看沒人注意了，把箱子拎到地下室去就是了。再說去打開開關吧，這臺錄音機的電池是美國特製的，十二節大號電池可以使用六個小時，打開後磁帶會自動循環錄音，轉到電池用完了才停止。所以，他們兩點鐘開會，你們中午溜進去打開開關就行了。取呢？這個會我估計最多開三個小時吧，散會後都要去吃晚飯的，大禮堂裡肯定沒人了，悄悄溜過去把錄音機拎出來就行了。屆時我會在外面接應的。
這樣一說，彭文倩就表態說那就由我去做這事吧。
這件事，還真如丁衡修所說的那樣，竟然就給輕而易舉地完成了。丁衡修拿到錄音磁帶試聽無誤，大喜，然後就讓宋貽德和丁文影去購買去廣州的火車票。他準備到廣州後去中山大學拍攝一些大字報的照片，就動身潛返香港，這趟差事就算圓滿完成了。
當然，丁衡修沒有想到，這是他一生中最後幾天的自由生活了……
六、厄運難逃
回過頭來，讓我們說說專案組的偵查工作情況。專案組一行七人從南京飛赴北京後，立刻跟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聯繫，介紹了案情，要求北京同行給予協助。北京警方根據專案組的要求，立刻組織力量對全市各家大大小小的賓館、飯店、旅館進行檢查，同時還由市局出面牽頭各高校保衛部門發動師生在本校進行巡查，專案組成員也分赴北大、清華直接調查。
可是，如此一連折騰了三天，卻沒有任何收穫，丁衡修四人就像人間蒸發，再也不露面了！
專案組意識到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難道他們沒來北京？可是，他們明明購買了赴京的火車票，而且是在當天開車前兩小時離店出發的。可如果他們來了北京的話，為什麼所有的賓館、飯店、旅館都沒有他們的行蹤呢？難道他們在北京另有住處，下榻到某個親朋好友家裡了？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按照公安部規定，其時全國所有城市居民家裡如果來了外人需要住宿的話，必須向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北京警方曾向各派出所詢問過這方面的情況，所有派出所都報稱沒有哪戶居民申報過這樣四人的臨時戶口。
那就只有向鐵路部門調查了。四人購買的是硬臥車票，按照鐵路部門的規定，開車後列車員要用臥鋪號牌把乘客的車票換下來，到該乘客下車前再換回來，這個動作，鐵路上稱為“換票”。這樣做對於鐵路部門的好處是可以及時知曉哪個鋪位的乘客未能趕上該趟列車，從而空出鋪位，列車上就可以將該鋪位賣給也是乘坐該趟列車但沒有買到臥鋪的乘客，多一筆收入。如果丁衡修四人那天沒有上這趟赴京列車，那該趟列車肯定是會有記錄的。所以，只要向該趟車的列車長調查一下就清楚了。
於是，專案組就通過鐵道部公安局進行調查。鐵路的通信是很便捷的，很快專案組就得到了迴音：那趟列車確實有四張連號的從南京到北京的硬臥鋪位沒有人乘坐。
專案組繼續開會分析案情：他們為什麼買了車票又臨時放棄了這趟旅行呢？是事先有預謀故意耍弄的手法，想轉移偵查視線，還是臨時發生了什麼意外變故而決定改變行程了？眾偵查員個個踴躍發言，暢談各自的觀點。但是，誰也沒想到還有丁文影做了一個噩夢導致往上海打傳呼電話這樣一個情節，所以討論了很長時間也無法確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主持會議的專案組長張芝川意識到這樣討論下去很難得出結論，所以，比較聰明的做法就是放棄在這方面的努力，這個山頭攀不過去，就繞過去吧，繞過去後另外走一條路試試看。
於是，大家就換個話題來討論：丁衡修等人放棄北京之行，會去哪裡呢？這個，先要分析丁衡修此次潛入內地的目的了。從他在上海、南京兩地頻頻活動於復旦大學、交通大學、南京大學這三所高校的跡象來分析，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收集“反右”運動的情報，原準備赴京的打算估計也是這樣。因此，不管他們是由於什麼原因取消北京之行的，其使命和目的應當不會改變，他們離開南京之後的下一站，可能會是東北、西北、西南、中南地區的某一所或者數所著名高校，在完成了預定的使命後，才會離開內地逃遁境外。
一張全國地圖掛上了牆壁，偵查員圍著地圖指點著一個個省會城市進行分析：除了北京，還有天津、西安、蘭州、瀋陽、長春、哈爾濱、武漢、杭州、成都、廣州等地，這些城市都有著名高校，都可能是他們的目標，至於究竟是哪幾個城市，或者全部城市都跑到，那就無法判斷了。
這樣，問題就隨之出現了：專案組不可能盲目地把這些城市一個個都跑到，那麼，應該怎麼辦呢？
副組長晁傑是一個具有豐富偵查經驗的老公安，他經過一番仔細的考慮之後，提出了一個觀點：目前這個案子中的涉案者一共有四人，且不管雙胞胎姐妹和另一個操一口粵語的老廣（當時專案組還不知這人名叫宋貽德，是從香港過來的，因此猜測也有可能是丁衡修在廣州臨時招募的幫手）是否會偷渡越境外逃，丁衡修本人從境外來，所以他在完成使命後是要返回的。根據以前承辦過的一些涉及境外派遣特務的案子來看，這類特務在出入境方面，不管是偷渡還是化名後正常通關，都有一個規律：從何地入境，也就從何地出境。從已被捕的涉案人丁佩珠的口供來分析，丁衡修應當是從廣東省偷渡入境的，所以，他在完成使命後也會從廣東省偷渡出境。這樣，丁衡修就會在廣州落腳。我們無法斷定丁衡修究竟會在哪個城市活動，但是，可以判斷他最終會出現在廣州，那就按照這個判斷行事：在廣州等他，有這人的照片，只要他住宿，還怕找不到？
專案組長張芝川說，這個方案帶著孤注一擲的性質，但是看來也只有這樣做了，萬一失誤，那就由我來承擔這個責任。我這就打長途電話向領導報批，如果獲准，我們就轉赴廣州開展偵緝。
張芝川向領導上報的方案中除了赴廣州守伏外，還有一個內容：向上述各大城市公安局發出緊急協查通報，請各市公安局加強對賓館、飯店、旅館住宿旅客的關注，並通知各大高校密切注意外來者情況，一旦發現出現具有丁衡修等四人特徵的對象，立刻予以控制。
這個方案很快就獲得了領導的認同，兩小時後，專案組就接到電話，告知方案已經批准，可馬上實施。於是，專案組一行就乘坐火車南下廣州。
專案組一干人抵達廣州後，立刻跟廣州市公安局取得聯繫。廣州市公安局方面指定了三名警員組成協調小組，根據專案組的需要提供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援。專案組和粵方協調小組聚在一起研究了案情，決定採取以下三項措施：
第一，組織力量去廣州火車站進行晝夜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蹲守，發給每個蹲守人員印有丁衡修、彭文倩、丁文影等人照片以及個體特徵的文字說明材料；第二，將上述材料下發全市各個賓館、飯店、旅館，一旦發現目標入住，立刻向警方報告；第三，將上述材料發往廣州各個高校，請各高校保衛科牽頭組織由政治可靠的師生組成的巡查組，在校園內進行巡查，密切注意是否有可疑目標出現。
以上措施付諸實施後的第五天，丁衡修一行四人從武漢乘坐火車抵達廣州。可是，在車站蹲守的人員卻未能發現他們。這是因為列車抵達廣州站時正是深夜，他們四人又是分別混在乘客中出站的，而當時因為晚點，有三趟列車同時抵達車站，出站時的擁擠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發現目標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專案組方面未能發現目標，丁衡修卻已經感覺情況不妙了。因為他混在人群中出站的時候，明顯感覺到檢票口多了幾個檢票員，其中有人雖然穿著鐵路員工制服，卻沒參加檢票，於是，就懷疑這是專為對付他們幾個的。有鑑於此，丁衡修決定放棄預定的中山大學之行，以最快速度離粵返港。
但是，已經交上了厄運的丁衡修四人只要到了廣州，就註定無法逃脫了。根據預先的安排，丁衡修返回香港時還是由偷渡入境時接應的那條渠道負責，由於時間上的不確定性，所以丁衡修是無法把確切接應時間通知對方的。而且，對方出於謹慎，並未將住址透露給丁衡修，這點，丁衡修也是理解的。雙方約定的聯繫方式是：丁衡修需要時，可在海珠區福建街折箭巷前的那棵大榕樹上刻一個英文字母J，二十四小時後前往折箭巷口跟對方會合。
因此，丁衡修四人在廣州所待時間必須超過二十四小時。這段時間，他們必須入住賓館、飯店或者旅館。丁衡修出於小心，決定四人用預先準備好的假介紹信分別入住四家旅館。去折箭巷留信號之事，就交給宋貽德去做。這個老廣此刻到了羊城，那口粵語就是最好的護身符了，而對於像他這樣一個技藝不凡的刻章匠來說，往樹身上刻一個英文字母易如反掌。
那個J是刻上了，不過不是宋貽德去刻的，而是偵查員去刻的，因為當晚丁衡修四人分別入住旅館時，就給服務檯盯上了，隨即報警，然後就落網了。立刻訊問，獲得了關於折箭巷刻字母的口供。於是專案組就派人代替宋貽德出了這趟差，二十四小時後，丁衡修所熟識的那位朋友也被戴上了手銬。
丁衡修四人落網後，對各自所犯罪行供認不諱。三個多月後，本案連同丁佩珠在內的五名案犯受到了法律懲處：丁衡修被判死刑，立即執行；宋貽德判了二十年，押解青海勞改；彭文倩、丁文影姐妹分別被判五年，押解安徽、江蘇勞改；丁佩珠被判三年，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那個偷渡團伙由廣州方面處理，也都判處了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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