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曾在寫給友人鍾叔河的信中闡述對張愛玲的看法：
“我覺得你們都過高看待張愛玲了，我對她有偏見，我的外甥女和張同是聖瑪利女校學生，我的外甥女說張愛玲死要出風頭，故意奇裝異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難看，一臉‘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學都看不起她……”
信箋曝光後，眾人不解，畢竟張愛玲近乎封神，便將此言視作楊絳的妒忌。
此事起於一本《翻書偶記》，作者劉緒源將書送給楊絳，其中有篇評論張愛玲的文章，劉緒源大讚張的《同學少年都不賤》，並將其比之《包法利夫人》，但楊絳覺得過譽了。
她接著評價：“我說句平心話，她的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她筆下的女人，都是性飢渴者，你生活的時期和我不同，你未經日寇侵略的日子，在我，漢奸是敵人，對漢奸概不寬容。‘大東亞共榮圈’中人，我們都看不入眼。夏至（志）清很看中張愛玲，但是他後來對錢鍾書說，在美初見張愛玲，嚇了一跳，她舉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現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樣美了（從照片可證）。”
微博網友@胖達君滾啊滾啊滾 對此感到詫異，認為楊絳實在刻薄，“性飢渴者”四個字更是有人身攻擊嫌疑。她將楊絳的看不上歸為楊與張二人人生境遇的不同。楊是名門閨秀，父母相敬如賓，自小寵愛不斷，學業也順風順水，自不能理解張的匱乏感。
| 摘自@胖達君滾啊滾啊滾 的評論
但網友@盧一匹 覺得此言實在可笑。同理心乃是文人的基本能力，再者說，100歲的楊絳怎可能連理解張的能力都沒有？
楊對張的看不上實則是文學觀的分歧，一部分也是zz原因，單純歸為際遇，不僅自作多情，更把文學降了格。
| 摘自@盧一匹 的評論
關於張愛玲，木心有段話更為在理：
“她（張愛玲）是亂世的佳人，世不亂了，人也不佳了——世一直是亂的，只不過她獨鍾她那時候的那種亂，例如‘孤島’的上海，縱有千般不是，於她親，便樣樣入眼。她的文學生命的過早結束，原先是有徵兆可循的，她對藝術上的‘正’和‘巨’的一面，本能地嫌棄，
而以‘偏’和‘細’的一面作為她精神的泉源，水是活的，實在清淺，容易乾涸了。喜歡塞尚的畫，無奈全然看錯，其不祥早現如此。正偏鉅細倚伏混沌，人事物毋分雅俗，分了，兩邊都難有落腳處。”孰偏孰倚暫且不論。明天是張愛玲的忌日，僅摘取木心先生的文章，供看客各取所需，並且以作懷念。
我初次讀到張愛玲的作品是她的散文，在一九四二年的上海，在幾本雜誌間，十五歲的讀者快心的反應是：魯迅之後感覺敏銳表呈精準的是她了。
當年日寇佔領大江南北，通稱“非常時期”，將來自會作為國難國恥而詳見於中國近代史，然則此八年中淪陷區的文化動態，就不可能列入中國近代文學史，因為事關“敵偽宣傳”、“奴化教育”——明明是世界大戰，日本侵略中國，卻是夜夜燈紅酒綠輕歌曼舞，好一番粉飾太平的親善伎倆，文學雜誌如雨後春筍，男女“作家”，眉來眼去，這廂錦江春色來“天地”，那邊玉壘浮雲變“古今”（“天地”、“古今”皆雜誌名），知堂老人遊江南，海上女作家大型座談會，《結婚十年》暢銷再版，還有吃板煙的魚、拿手杖的魚招搖過市……
| 張愛玲插畫
興興轟轟直到日本一宣佈投降，這些夕陽中的文學蜉蝣霎時影跡無蹤，四十年後，我到得海外，才不期然而然地逐一知悉，彼等皆有恙無恙地健在，都易名改姓久矣，唯張愛玲仍然姓張名愛玲，足見其明智、果敢，一九四九年後，似乎她還不想離上海，出席過滬地作家的一次集會，似乎處在漸悟狀態中，似乎後來有了頓悟，你說呢。
“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
她也是喜歡這兩句的。
| 在我姑姑的屋頂陽臺上，她告訴我“不能再長高了”。——《對照記》 資料來源於@張迷客廳
“成名要趁早呀。”
張愛玲這一聲叫簾，當然是憨孌逗人的，將謔無謔的《詩經》裡的作風，她自己分明年紀輕輕已經成名，這一叫，使老大而無名者，青年而嗷嗷待名者，聞聲相顧以太息。眼看《流言》出版（病黃封面，畫了個三姑六婆狀的木偶，藍的），《傳奇》又出版（暗綠封面，湧起大朵青雲，即所謂“如意頭”的吉祥圖案），書店裡、報攤上，張愛玲，張愛玲，電影院門口，今日上映“不了情”，主演：陳燕燕、劉瓊，編劇：張愛玲，就是這個張愛玲真會穿了前清的緞襖，三滾七鑲盤花紐攀，大袖翩翩地走在華燈初上的霞飛路上，買東西、吃點心，見者無不譁然，可樂壞了小報記者。
| 我們都是寂寞慣了的人。——《半生緣》資料來源於@張迷客廳
故曰張愛玲的成名特別像成名，故曰她之所以成為“佳人”正巧生逢“亂世”，試想她的作品如果發表在“五四”時期，星多月不明，未必會如此受注目受歡迎，再假設她到一九四九年後才寫出她那樣的散文和小說來，徹底埋沒算是上帝保佑，一旦在政治運動中被檢舉或搜查出大批原稿，則批鬥個沒完沒了，此生也就廢矣。
話說“中國”這塊地方，民國後向來是中國文學的中心，二次大戰期間，老的、名的作家都到重慶或昆明，搞抗日的救國文學去了，另有一部分則投奔延安，或赤區，結集意識形態，以文藝為武器志在必得天下了，上海一成“孤島”，文藝園地為國共兩黨都管不著的空檔，自然兩黨都有地下工作者在夾縫中活動，但社會性的公開性的文化面積，總歸是個大空檔，而文藝是什麼東西呢，文藝是哪裡沒有人管哪裡就有文藝，如果既沒有人管又有天才降生，那就是“文藝復興”，如果雖然沒有人管卻實在也不出半個天才，那就江南草長群鶯亂飛一陣子，完。
| 式樣挺新穎的紫醬印花綢旗袍，裹住一個沒曲線美的身軀；跣著纖白的六寸圓趺，穿奶黃色軟底平跟鞋，在挾著褪色的大皮包，俏立在報攤上，東翻翻，西翻翻，不是張愛玲嗎？——《跟在張愛玲後面》作者為張的頭號粉絲李君維，筆名東方蝃蝀，曾因文風酷似張愛玲而使報紙錯認
“孤島”的上海文藝界本來是屬於“草長亂飛”型的一個短時期，唯獨張愛玲寫了可圈可點的散文和小說，連連登在報章期刊上，引得幾位留守在黃浦江濱的“五四”遺老遺少起而喝采，固然不乏捧“角兒”的心態，但也有一位翻譯家在讚賞之餘認為張愛玲的危機正在於才氣太盛，要防止過頭而濫，此話允推為語重心長。
然則張愛玲之轟動一時，以及後來在港臺海外之所以獲得芸芸“張迷”，恰好是她的行文中枝枝節節的華彩雋趣，眩了讀者的目，虜了讀者的心，那麼這位翻譯家的話說錯了麼，沒錯，張愛玲在小說的進程中時常要“才氣”發作，一路地成了瑕疵，好像在做彌撒時忽然嗑起西瓜子來。當年的希臘是彩色的，留給我們的是單色的希臘。藝術，完美是難，似乎也不必要，而完整呢，藝術又似乎無所謂完整——藝術應得完成，藝術家竭盡所能。張愛玲的不少傑作，好像都還沒有完成，也不知怎麼辦才好。
張愛玲陪蘇青上服裝店試大衣樣，燈下鏡裡，她覺得蘇青宛然亂世佳人，其實時值國難，身處淪陷區，成功多少帶有僥倖性，乃至負面性，在享譽獲利的風光年月中，心裡明白“好景不常”，那流行的日本歌曲“春天的夢”，大街小巷錚錚鏦鏦地唱，“太陽高高在碧空，玫瑰依舊火般紅，我們又在堤邊重逢……”，最後一句是“醒來時可憐只是一場春天的夢”，唱者弗知此乃是一歌成讖，張愛玲和蘇青不致忠厚到相信“大東亞共榮圈”會圈得下去，何況有胡蘭成在旁，香囊兼智囊，她們知道戰後的將來，不是國民黨的天下，而是共產黨的世界，朝代的更替，有一種集體潛意識的預感。
| 蘇青
從她們的閒聊中就可知女秀才也頗有行將落空的“遠見”，“來日時勢變了，人人都要勞動，一切公平合理，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只要我們勤勤懇懇去做切實有用的事，總還可以活得下去的”——幼稚，不，當年羅曼羅蘭、紀德一度也只有這點理解水準，各秉虔誠，矢言放棄舊信仰而皈心低首於新的人類福音，是故，以哲學的角度切入政治紛爭的嚴酷性，那末張愛玲與蘇青只是兩個風塵弱女子，她們想保持的是她們自己也弄不大清楚的一份金粉金沙的個人主義。
有人將張愛玲比作這比作那，她笑道：“只有把我和蘇青並提，我倒是情願的。”此話可以說是言出由衷，也可以釋為語帶反諷，意思是“五四”以來，論女作家，誰可比，候在機鋒上，便用蘇青這個“老實人”來壓壓她們。蘇青自有一股戇氣，論文字功夫、性情境界，哪裡抵得上張愛玲，然而這種恣肆無忌的傻勁，張愛玲要發也發不出，所以她喜歡蘇青，與之交往安全實惠，後來呢，一個出國，一個入牢，人生如夢倒好了，人生不如夢，是醒不過來的現實。
| 張愛玲與賴雅
“交響樂像是個陰謀”張愛玲說。
這個比喻我很有同感，無奈世界的構成和進行，正是交響樂式的，音樂會中途退席是不禮貌，從世界中抽身而出也是情狀險惡，難全首領，參至此，逼到角尖上了，不得不套用禪家“看山”公案的三段論：
交響樂是交響樂
交響樂是個陰謀
交響樂是交響樂
張愛玲在第二段上退席，停筆不寫，當然也不失為是“懸崖撒手”之一式，天鵝並非個個都絕唱到死的，何況還有一個憊賴的宿命論，足以使人心平氣和，文學家各有其寫作的黃金期，火候未到下筆無神，期限一過語無倫次，都是“文昌”、“魁星”的賬目，江淹郭璞毋須任其咎。
與世相遺，絕不遷就，無疑是高貴的，有耿介，就有青春在，只是怎麼就忘了策略，“物物而不物於物”大可引申為“隱隱而不隱於隱”，張愛玲隱於隱，就中了世界陰謀的計 ，從前的人倒知道“高明之家，鬼瞰其戶”而巧加防止，後現代人已經滯鈍得不會做隱士，又不知道怎樣對付隱士。
張愛玲寂靜了，交響樂在世界各地演奏著。
藝術家，第一動作是“選擇”，藝術家是個選擇家，張愛玲不與曹雪芹、普魯斯特同起迄，總也能獨力擋住“若是曉珠明又定”，甘於“一生長對水精盤”。
已涼天氣未寒時，中國文學史上自有她八尺龍鬚方錦褥的偌大尊容的一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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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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