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愛玲，是一直都有種“惘惘威脅”的感覺的。
1947年，在《大家》發表的《華麗緣》裡，她就寫下了那段被張迷認為是至愛名言的“惘惘威脅”的句子：“我注意到那繡著‘怡和劇團’的橫幅大紅幔子，正中的一副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撤掉了，露出祠堂原有的陳設；裡面黑洞洞的，卻供著孫中山遺像，兩邊掛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對聯。那兩句話在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從來沒知道是這樣偉大的話，隔著臺前黃龍似的扭著兩個人，我望著那副對聯，雖然我是連感慨的資格都沒有的，開始一陣心酸，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忽然間，她就對自己的身世有了悲涼之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是永恆的，沒有什麼東西是永遠的、可以是獨立獨行於時代之上的，偉大之如孫中山，亦不過是作了鄉間農民演戲的黯淡背景。”
誠然，在她的世界裡，赫赫家族不永恆，父愛母愛不永恆，愛情亦不永恆，一切一切經歷的都是那麼飄忽不定的。所以，有那麼一長段的日子，她將自己塵封了起來，除了在家看書，看看每日的新聞外，偶爾就是陪陪回國的母親。再就是將自己長時間裡沉浸在文字裡。紅塵亂世，似於她沒了關係。
日子，趨於一種安之若素的美好之狀態。
那時，她和姑姑一起搬離了愛丁頓公寓，在重華新村二樓十一號租住了一個兩室一廳的房子。期間，母親黃逸梵從國外回來了一次。只是，沒待多久，又出國了。這個風華絕代的女子，早已不習慣上海這個紛亂的城市，她的靈魂漂在國外那片自由的土地上，那裡才是她清淨的歸宿。這次離開，再也沒有回來。臨別前，她和愛玲有了一次溫馨的長談，她建議愛玲離開上海，去香港。在她看來，如今繁蕪的上海，絕不適合愛玲的寫作。
當時，愛玲還沒將母親說的離開入進心去。因為，上海畢竟是賦予她經年靈肉的地方。她，有著不捨，雖然覺得滿處皆是“惘惘的威脅”，卻不曾下定決心離開。
這時期的父親，已非過往。生活之艱，只能靠著變賣房產，典當物什來維持日常開銷。然而，仍還是和繼母孫用蕃離不了那鴉片的癮。房子是越住越小，直至到最後住到一個只幾十平方米的小房子裡棲身。當年的輝煌，只能懷想了。
這樣境遇中的父親，愛玲依然是做不到親近。他們之間，亦沒有任何交集。
母親走後不久，愛玲就以“梁京”的筆名出版了那部《十八春》的小說，並取得了至為大的轟動。接著，又寫了部中篇小說《小艾》。然而，雖然獲得了似過往那般的成就，然而，時局的變動，迫著愛玲的主題和風格要趨之改變。這，於愛玲而言是至為難的。於是，她選擇了封筆。
有些迷惘，但又在迷惘中豁然明朗。
這一次，她決定自我“放逐”，再不為誰零落成泥，亦不為誰欣然盛放。不為他人，只為自己。
在上海灘這個繁華紛雜的城池裡，她輝煌過、愛念過、萎謝過、沉落落，又再次輝煌過，然而，這一切都將成為過往，成為歷史裡的一粒小小的塵埃。這座城池，亦不在是自己的舞臺，她已經在這裡演不下去，所以，要提早收場。
那麼，惟有離開。
2.
寫過愛玲的八零後女作家安意如說：“上海註定是獨特的，地理的獨特，歷史的獨特，文化的獨特。它既是邊緣，又是中心。從一個小商埠到國際大都市，匆忙間有些潦草，彷彿搬來一些舊磚瓦，雜亂堆積在那裡。那些磚瓦形狀顏色各異，無法彌合，於是便滋生出一種落寞無根的空洞來。這就是愛玲的“底子”，她的基本色調。紅的，黃的，黑的，新舊雜陳，調出來不是彩虹，卻是灰色的，冷冷的灰色。”
這樣的言之鑿鑿，我雖認同，但是，亦有自我異解。
一座城市之於一個作家，乃是其創作朝拜過程裡的繆斯聖地。
——如倫敦之於狄更斯，巴黎之於雨果，都柏林之於喬伊斯，布拉格之於卡夫卡，北京之於張恨水，紹興之於魯迅。
而上海之於張愛玲，於我看來，則乃是那一個長身玉立的女子與一個風華傾情的城市。
正如是，愛玲冷漠寂靜通透地站在這個城市的一隅，將自己知曉的那些關於這個城市給烙下的難過和故事，一一傾述。由此，世人得以看到了一部部烙印著上海那座風華傾情城池痕跡的故事及過往：《傾城之戀》、《金鎖記》《第一爐香》、《心經》、《花凋》、《十八春》……而愛玲自始至終都是以一個自然而決絕的姿態隱在這些故事和過往的背後，將那些內心深處的渴慕和失落，以及其他，通過自己的小說一一描摹出來。
然而，這座城池，漸漸地在歷史的逐流中，換了另一個面目。
那裡，上演的或者演繹著的再不是愛玲朝拜過程裡的繆斯聖地。於是，她便若《傾城之戀》裡的白流蘇那般，只能逃離了。
可是，那時的白流蘇還有個範柳原呵護在身邊說：“在上海第一次遇見你，我想著，離開了你家裡那些人，你也許會自然一點。好容易盼著你到了香港，……，現在，我又想把你帶到馬來西亞，到原始人的森林裡去。”
如此暖心的話語，我若是白流蘇，亦會天涯海角地隨著他去。
然而，愛玲是寂寥的，她的願景都在了她編撰的那些美好的愛情故事裡的。現實裡，她除了自己，再無他人能作陪。
即便如此，她還是決絕地要一個人飄散到天涯，給自己一個“放逐”。
多年前，她就說過，“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她早就先知先覺地預知到時代帶來的“惘惘的威脅”，而這幾年裡，她亦始終處於一種動盪之中，想要的安穩永像天邊的星星，思慕得到卻得不到。如是，便只有逃離開這個滿載著回憶的城池了；如是，惟只有來一段自我的“放逐”才能拯救她失落的靈魂了。
要到哪裡去呢？茫茫人世，何處才是居身之地呢!
思付間，想起母親臨行時說過的話。於是，順應母親的想法，她選擇去往香港。
3.
香港，這座繁華如煙的城市，素來就有“東方明珠”之稱。在這裡，它的物慾橫流，使得你可以肆無忌憚地做白日夢，亦可以一無所有的孤獨著。
因為，這是座光鮮四溢，卻給不起任何諾言的城市。
十年前，因為戰爭，愛玲曾從這裡匆匆離開；十年後，迫於時局，愛玲再次歸來。
關於離開時的情景，她有著這樣的文字記載：“一九五零年或五一年，大陸變色後不久，不記得是領什麼證件，拍了張派司照。這時候有配給布，我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裝衫挎。街邊人行道上，穿草黃制服的大漢佝僂著伏在桌子上寫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幹。輪到我，他一抬頭見是個老鄉婦女，便道，‘認識字嗎？’。我笑著咕噥了一聲‘認識’，心裡驚喜交集，不像個知識分子。”
昔日紅遍上海灘的愛玲，面對著那樣的世道人心，亦是隻能趨時、懼禍的。真真無奈呀，要不她如何發出這樣的感慨：
走在我自己的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
補丁的雲彩的人民……
時光之輪真是可怕，連上海這座百年前昌盛繁榮的城池，都被細細地打磨去稜角。愛玲，這塵世間渺小隻一人的開在淪陷區廢墟上的罌粟花般的女子，如何能與之抗衡呢！
離開，亦是明智的。
假如，她留下來。在那場史無前例的動盪中，因為胡蘭成之緣故，她將會受到怎樣的“審批”，我們似乎可以窺看到的。
於她的文字而言，貌似又是錯的選擇。因為她的文字，只能是上海這座城市給予滋養，才能將之幻化為絕代風華，才能橫絕於世。這之後，她的文字便隨之黯然失色，不見了華麗，不見了犀利。
據說，她離開前還去了趟西湖。面對著瀲灩的湖光、悠長的蘇堤、典雅的亭閣，以及那些無法觸摸的清涼與遙遠的江南詩意過往，她做了何想。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大陸任何地方都無以能安放她這個滿目瘡痍的心。
只是，她沒想到的是，這次離開，竟是永久離開。此後，她再也沒能回來。
這，應是她離開前未曾料到的。
當初，她是以申請赴港讀書為由離開的。懷著一顆緊張而急迫的心出發，先坐了火車從上海到廣州，後又坐火車經深圳到香港。護照上，她用的是個筆名。在去香港的碼頭上，等待檢查時，一個小小的民兵審視地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照片問：“姓張？行李中有金銀首飾嗎？”
她點了點頭，緊張地說：“只有一副包金小藤鐲。”
行李遞了過去，檢查過關的人，並沒有看出她是紅極一時的大作家張愛玲。他只狠狠地檢查了一下她的首飾，並將她那對有著淺色紋路的棕色粗藤上鑲著蟠龍蝙蝠的包金小藤鐲刮花了，再沒有過多地刁難她。後來，她在文章裡用一種極其輕鬆調侃的語調寫到：“他瞥見我臉上有點心痛的神氣，便道：‘這位同志的臉相很誠實，她說是包金就是包金。’”
也許是因著這很誠實的臉相，民兵檢查完她的行李，就將她放上船。
愛玲站在船上，終鬆了口氣。只是，回頭的當兒，看著那個她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地方，有了些酸楚及蒼涼感。
她之凡塵，也便只有這些感觸了。對於，這次自我“放逐”成為訣別，她亦不得早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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