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76年，我生于江苏一个小县城。妈妈是县城的小学老师，爸爸则随着单位支援西部建设，去了一个叫漠南的城市。为了不让爸爸孤单，妈妈让比我大四岁的姐姐一直待在爸爸身边陪伴他。而我出生后，因为妈妈要教书，便将我送到农村老家和外婆、舅舅一起过。虽然和妈妈经常见面，但我和妈妈见到爸爸和姐姐却是一年才有一次，这短暂的相聚对我们一家而言弥足珍贵。
全家人天南海北的局面就这样持续着，直到我十二岁的时候，经过爸爸的努力，我和妈妈终于可以随爸爸到西北去了，妈妈调到漠南的一所中学任教，全家人也因此而团聚。虽然从江南水乡来到了荒凉的大西北，但因为团聚的喜悦，简陋的平房里每天都充满欢声笑语，妈妈似乎也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小孩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我幼小的心灵里并没有太多留恋“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美景，却因为能和父母在一起而备感欢欣，而且再也不用被外婆天天看小鸡一样管着。放学后，我可以和邻居的小孩儿一起，跑到离家不远的山包上去挖野菜、溜土坡。在爸爸妈妈身边的日子是快乐的，至今想起，我依然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然而1994年，也就是在我上大一的那年，我的姐姐没了……
此前一年，我以全市第三的成绩被北京某大学法学系录取。成为一名律师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但姐姐的死让我的人生和理想发生了巨大改变。我经常在被窝里痛哭，经常被同样的噩梦惊醒，却不敢出声。因为我知道，爸爸妈妈，他们的痛苦远远胜过我，我不能再给他们雪上加霜。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成了一个常常翘课的学生。翘课的原因，是我要跑到学校另一个系里去偷听老师讲课，就这样一直到大学毕业。1997年，我不顾父母的反对，参加了漠南公安系统招考公务员的考试。因为是名校毕业，我顺利进入了漠南市公安局，成了一名警察。不仅是我的父母，包括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都为此感到遗憾，但没人能阻止我。我相信，这是命运让我做出的选择……
第一章：噩梦重现
一
1998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一，天气阴沉。
眼看要过小年了，街上已经有零星的鞭炮声。这几天，局里的气氛有些不对。同事间传闻，好像是有一起凶案发生，但具体案情封得很严，非专案人员谁也不清楚细节。
我被安排到公安局政工科工作。由于局里人手有限，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人一上岗工作就很忙。首先我要每天收发报纸（这是网络普及前每个新人都必经的折磨）和剪报，把各种党报党刊里关于我们局的报道找出来，剪贴到一个本子里；然后再协助政治处把局里所有人员包括领导的简历整理出来，配上照片装订成册，以备不时之需。
因为这两项工作，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我这个新人虽然没见过局里所有的领导和同事，对他们的工作情况却知道得非常清楚。此外，在局里开各种会议，或者上级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我还要跟着拍照片，有点儿像新闻记者。当然，我拍的照片政治色彩更重一些，镜头要始终对准主要领导……
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整理简历。五点半的时候，传呼机（这又是手机普及前的一个久远记忆）响了。虽然是汉显的，却没有留言，我照着来电号码打过去，电话那头响起一个女孩儿激动的声音：“小童！是小童吗？我是董菲啊！”
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那张胖乎乎的娃娃脸，那是我中学时代最要好的同学。喜出望外之余，我赶忙问：“你在哪儿？怎么这么久没和我联系？”
董菲的嗓门儿立刻放大了好几倍：“我没和你联系？亏你问得出口！你这名牌大学高才生，早把我们这些无业游民给忘了。我昨天见到咱们班同学汪建平，他才把你的传呼号告诉我！”
我顿时汗颜：“刚到新单位，事太多，老同学一个都没顾上联系……今晚有事吗？等单位的事忙完了我给你打电话——这是你家电话吗？要不，下了班我直接去你家。”
意外接到老同学的电话，让我觉得这个暖气不足的办公室里突然温暖了许多。熬到六点，我赶紧收拾东西锁门下班。去找董菲前，我得先回趟家。
我上中学时，我们家和大多数漠南人一样，住着平房。我妈妈是漠南矿业公司学校的教导主任，得益于此，我家比别人家更早地搬进了楼房。董菲家和我家就是住平房时的邻居，现在他们还住在平房里，许多我的老同学也依然住在那里。
现在正是寒假期间，估计妈妈已经做好了饭等我回家呢。爸爸最近很忙，漠南矿业公司正在进行企业改制，一批老职工要退休，还要招一批新工人。矿业公司已经四年没有招过子弟工了，据说这是最后一批。新工人在公司技校生中统招。矿业公司技校是公司子弟学校，在公司效益好的时候，所有上技校的职工子弟只要毕业就会成为公司正式职工，而且是在技术岗位。现在不同了，最后一次招工名额很少，应届技校生中五十个学生里招一个，家长们都挤破了头想办法跑路子。
爸爸是矿业公司劳资处的一个小领导，最近一直在应付这些事，每天很晚才回家。他说，忙完这阵子他打算提前退休，好腾出位子给年轻人，不然这么多职工子弟没法就业，全去搞传销了。我爸妈都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对国家对社会有着浓浓的忧患意识，只有把自己的人生和国家、集体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才会觉得心安。
漠南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从市公安局到我家，步行只要二十分钟。我照例步行回家。出单位门口转过一个街角，是一条小小的商业街，两边全是小饭馆小商店。马上要过年了，各个店铺都把琳琅满目的年货摆出来招揽顾客。
沿街还有一排水果摊，其中一个小贩有点儿显眼。他大概二十出头吧，厚厚的外套上沾满油渍，人长得黑瘦，说他显眼，是因为他的一条腿是瘸的，尽管不是瘸得很厉害。路过他的摊位时，他正吃力地从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上往下搬一箱水果。那个纸箱不太结实，底下裂了，里面的水果眼看就要掉出来。我几步跑过去，帮他从下面托住纸箱，一起抬到了马路边他的摊位上。突然而至的帮助让小伙子有些无措，他红着脸，结结巴巴地用浓重的陇东腔说：“谢谢您！”
我微笑着摇摇头，示意不用谢，不过举手之劳而已。刚走出几步，小伙子竟一瘸一拐地追上来，硬要把一袋子红苹果塞给我。反倒是我不好意思了，赶紧挡住他的手：“不要不要！”
但小伙子很执着，一定要我收下。周围的人都在看我们，场面有些尴尬。这时，装在包里的传呼机响了，拿出来一看，是局里的留言：“速回单位，有任务！”
这下总算解了围，我把传呼机递到小伙子眼前：“你看，我还有急事，要赶紧去单位了！”
一路飞奔，刚到公安局门口，就看见副局长周吉峰带着六七个民警正往停车场走，周副局长手里提着我的尼康相机。看见我，他招手让我和他一起上车。
一辆普桑和一辆白色面包车拉响警笛，一路呼啸，很快就来到一片老旧的平房区，这种环境，曾经是我非常熟悉的。下了车，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张惊恐的脸，人们聚在一处平房门口，向里面探头探脑。几位着装民警迅速把平房门口用警戒带拦上，同时劝告围观者后退，不要干扰警方的行动。接着，刑侦支队的吴迪挤进人群，把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和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男子带到一旁。我想，他们应该是报案人或目击者。
吴迪向身边的着装警员交代几句，让他们控制好现场秩序，然后戴上手套，套上鞋套，和四名刑侦支队的同事进入出事的平房。突然，围观的人群一阵骚动，人们哗地散开，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抱着一个满脸惊恐的孩子挤了进来。看到警察，看到门口的警戒线，他踉跄着要往里冲，被维护现场秩序的警察拦住了。他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搂着孩子，无力地坐到了冷硬的地面上，左邻右舍纷纷过来安慰。他应该是死者的亲属。
一辆警车疾驰而来，法医科科长陆树斌和他的助手也赶到了。我就站在周局长旁边，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但毫无疑问，我已经来到了一个凶案现场。一小时后，吴迪出来了，小声向周副局长汇报：“人已经死了，女性，和1月16日的凶案现场一模一样。”
周副局长眉头紧锁，沉思不语。旁边的陆树斌和助手都戴上了口罩，准备进入现场。
“树斌，今天由新来的民警汪小童负责现场拍照。”周副局长从吴迪手里接过照相机，递到我手里，“小汪，今天是临时让你过来的，不要紧张，拍下你看到的每一个细节。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接过刚刚用熟了的尼康专业相机时，我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陆树斌的助手递给我一只绿色医用口罩，我端端正正戴好，顺着吴迪他们用粉笔画出来的现场通道进入房间，顿时，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这种平房的结构我很熟悉，小时候，我们家就住在类似的平房里。进门后只有三平方米大小的地方是厨房，正对门是一个房间，靠左手又是一个房间，两间房的房门都开着。在强烈的现场光源照射下，是我生平从未见过的恐怖画面——
一个女人，或者说是一具女性尸体，几乎全身赤裸地趴在床上，头部悬垂在床沿外侧，头发被粘稠的血液浸透，一半堆在地上，已经开始板结，地上的血应该就是顺着头发流下来的。
我眼前一阵发黑——不是因为恐惧，是的，不是恐惧，而是被一阵巨大的悲痛击中。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流了出来……片刻的恍惚过后，我明白过来我是干什么来的，赶快用手背擦擦眼睛，咬着嘴唇，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陆树斌先测了尸温，然后观察尸体，同时报出各种观察数据，助手则在一旁记录。看过死者的瞳孔，陆树斌回过头，口罩上方的小眼睛上下打量我片刻：“先拍现场照片，我再动尸体。”
我怕他看到我眼中的泪光，答应一声，慌乱地低下头摆弄相机，调好镜头开始拍摄。先拍摄大环境——房间、床，然后是尸体。当这具尸体在镜头中出现时，皮肤的雪白、血的殷红、床单的斑斓交错在一起，就仿佛一幅扭曲而诡异的超现实主义画作。
血还未完全凝结，血腥味依旧浓烈刺鼻。尸体的上衣被推到乳房以上的部位，裤子褪至小腿处，裸露出来的肌肤和上衣几乎完全被血浸没。当镜头推进时，我注意到她的后背上有一处呈长方形的切割伤，也就是说，凶手拿走了死者的一块皮肉。
我不停地按动快门，似乎只有这个动作才能掩饰我内心的翻江倒海。拍完尸体，我小心翼翼地退后，开始拍摄吴迪他们用粉笔标出的现场痕迹。一组凌乱的脚印，应该已经用静电吸附法取过证；在客厅靠近门口的地面上，扔着一堆完全被血浸透的东西，调整好焦距，我看清那是一双线手套和两个普通塑料袋——凶手作案时戴了手套，塑料袋应该是套在鞋上的。
接下来是拍摄地上的血迹。返回里屋时，我正好看见陆树斌和助手一前一后，轻轻地把尸体翻转过来。那一刻，我险些失去重心，无力地靠在了刚刚拍摄过的那面墙壁上……万幸的是，片刻的眩晕后我便清醒了。更万幸的是，陆树斌和助手全神贯注地检查尸体，根本没注意到我刚才的情绪变化。
尸体的上半身是悬垂在床沿外侧的，被翻过来时，就像一条弯曲的鱼。原本被血液凝住的伤口在外力作用下再次开裂，红白相间的血肉朝外翻着，血汩汩地渗出来，让人突然间产生她还活着的错觉。尸体的胸前也像一条即将下锅的鱼一样，被划开了好多条刀口。这些刀口很有规律，不是随随便便乱划的，而是固定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不深，但也不浅。
陆树斌和助手将尸体平放到床上，这样一来，她的样子终于好看了一些。然后，陆树斌回头看了我一眼：“现在你可以出去了。”
我茫然站在原地，似乎是在梦中，对他的话听而不闻。陆树斌声音不大，但语气严厉：“你可以出去了！”
二
暮色已经笼罩了整个儿城市，没有月亮，云层低垂，但平房区尽头的现场灯将那一片地带照得如同白昼。围观的人已经散去，我懵懵懂懂地站在门口，腿在发抖，因为漠南的寒冷，因为凶案，还因为内心深处重新开裂的伤口——就像那具尸体一样，也在汩汩流血。
吴迪走过来，要接过我手里的相机。我拒绝了：“这里面有胶卷。”
周吉峰副局长拍拍我的肩：“跟我来，还有任务。”
他带着我和吴迪来到死者隔壁的住户家里。这家的格局和死者家一样，不同的是，客厅中生着一个热烘烘的铁炉子。炉子旁，坐着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其中两个我已经见过，就是刚才被吴迪带到一边的五十多岁的妇女和年轻男子。
年轻男子长得很清俊，沉默而腼腆，坐在离火炉较远的地方。另外两个男女则围着火炉坐着，应该是夫妇俩，女的看上去就是很普通的家庭主妇，和我妈妈年龄相仿。看到我们进来，三个人立刻惶恐地站起身。周副局长对年长的男人说：“你先到另一个房间待一会儿。”
男人离开时，轻轻地掩上了门。周副局长坐在男人坐过的木凳上，拿起火钳捅捅炉子，灼热的火苗一下子蹿出来，映红了他黑红的脸膛。“你们是凶案现场的第一和第二目击证人，因此我们要做一个询问，都坐下吧。”
这是我熟悉的漠南的平房。在这样简陋的住房里，无法区分哪里是客厅哪里是卧室，几乎每个房间都要住人，甚至沙发上都有人睡，这家也不例外。房间靠墙是一张床，床头是一张木桌，桌上放着许多瓶瓶罐罐。吴迪拉过一张凳子让我坐下，自己坐在床头。他把手里的记录本递给我。
首先接受询问的是那个年长的妇女。吴迪问：“是你第一个发现尸体的？”
妇女脸色发黄，表情紧张，嘴角边有不洁净的口沫，看得出，她依然没有从惊惧中缓过来。“就是！”她回答说，“我去赵青家……就是死了的那人，去跟她家借瓶醋……”
“不要急！”吴迪打断她，“我问一句你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家里都有什么人？和死者是什么关系？先说这些吧。”
妇人不安地扭动着身子：“我叫李慧兰，是漠南机械厂职工江大勇的老婆，今年五十四岁，这个娃叫江谦，是我们侄子。”
我打量了一眼那个年轻人，如果不是李慧兰说出来，我还以为他们是母子。李慧兰继续说：“我一整天都在和谦儿打扫卫生，快过年了嘛，收拾一下。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收拾得差不多了，老头子眼看就要下班回家，我就准备做饭。家里醋没了，我们这个地方离小卖部比较远，我就想着到隔壁赵青家去借一袋。我们两家平常也经常借来借去的。赵青家门是开着的，我就直接进去了。那时候天还不太黑，家家都没开灯，但我也有点儿奇怪，赵青家好像没生炉子，屋子里冷得很。这个点儿，家家都准备做饭，她没生炉子，我想是不是她不在家？可门又开着……我就喊她名字，一边喊一边往里间走，然后就看见了……我当时吓傻了，跑出来在门口乱喊。谦儿跑出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吓得说不出完整话了，他就自己进去看，也吓坏了……后来左邻右舍也都来了。是谦儿打电话报的警。他是大学生，比我们明白事。”说到这儿，李慧兰的眼泪下来了，她拿起手边一块不太干净的毛巾边擦边说，“赵青怎么就这么惨？还有三岁的儿子，男人也老实。她平时热情得很，爱给邻居帮忙……如今丢下苦命的孩子，可怎么办呢……”
棉衣口袋里的传呼机不停地震动着，我拿出来看了看，有董菲的留言，也有爸妈的。我没仔细看，也不打算回电话，现在不是时候，尽管我知道爸妈可能挺着急。这时已经是七点五十五分，大家都还在忙着。周副局长不时走到房门外，通过对讲机给其他同事安排任务。我和吴迪开始询问江谦。
江谦今年二十六岁，老家在陇南地区一个偏远的乡村，为了继续念书，从高中起就来到漠南和叔叔婶婶一起过。复读了三年，他终于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师范大学，去年夏天刚毕业。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忙着找工作的事。江谦告诉我们，他不愿意回老家当老师，想留在漠南教书，最近好不容易定下了工作单位，但事情还没跑利索。
毕竟是受过大学教育，江谦在叙述时条理清晰——
这个地方是水西路的机械厂家属院，位于这座城市的东南，接近城郊，再往外走不多远，就能看见荒凉的乱石岗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基本没有城市居民的感觉。白天，男人们都要上班，留在平房区里的大多是妇女和孩子。事发的时候大约是下午五点二十分，江谦还在整理自己那一箱子书，李慧兰从狭窄的厨房里灰头土脸地走出来，手里拎着一大袋子垃圾，喊江谦拿去扔掉。
江谦走到离家属院五十米左右的旱厕旁，将垃圾袋扔到小山一样的垃圾堆上，正要转身往回走，这时，他看到厕所旁边站着一个人。是个男人，灰色的衣服，笼罩在厕所的阴影里，整个儿人也灰扑扑的。江谦的第一感觉，这人可能是附近农村的，快过年了，大概是来城里看望亲戚。看到江谦盯着他，男人立刻转过身。江谦也没在意，风很紧，天很冷，他快步往回走，还要回去继续收拾他那一箱子书。
收拾完厨房的李慧兰正张罗着做饭，没醋了，她就去了隔壁赵青家。几分钟后，江谦听到了婶婶惊恐的叫喊，那声音很吓人，他意识到一定是出事了。冲出屋门，他看到婶婶瘫倒在赵青家门口，因为受到惊吓，面孔有些扭曲，更让他震惊的是，婶婶的棉鞋上沾着黑红的血渍……这个时候，其他邻居也听到了李慧兰的叫喊，纷纷从自家屋子里跑出来。
虽然住邻居，但江谦没怎么和赵青搭过话。印象里，赵青皮肤很白，性格活泼，喜欢笑，说话时带着浓浓的乡音，应该也是农村长大的，具体是哪里人他并不知道。赵青家的房门半开着，透过窗玻璃张望，蓝色的窗帘拉上了一半，又没开灯，看不真切。再看婶婶，依旧在声嘶力竭地尖叫，继而是哭泣，说不出一句完整话，身边的人都在惊慌地询问：“怎么啦怎么啦……”
江谦咬咬牙，顺着婶婶带血的足迹走进了赵青家，一边喊着“赵青姐”，一边就看到了赵青的尸体。如果那会儿他的身后没有同院的邻居涌进来，江谦相信自己也会像婶婶一样瘫倒在地。江谦说，当时感觉，那具尸体就像一个被打翻摔碎了的红墨水瓶，所有的墨水都洒了出来，让他反倒忽视了墨水瓶本身。
接下来，江谦只记得自己头晕目眩地随着其他人从那个恐怖的房间里退出来，院子里许多女人和婶婶一样在大声哭泣，男人们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现场乱成一团。他在懵懂了片刻后，飞奔回家，打电话报了警……
“我觉得，我在公厕旁看到的那个人很可疑。”江谦在叙述完事件经过后，看着吴迪，坚定地说。
我承认，他对事件条理清晰甚至惟妙惟肖的叙述吸引了我和吴迪，还有周副局长。我飞快地记录着，时不时抬头看他一眼。令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尽管我不是询问的主角，尽管我是在做笔录，可江谦几乎没看我一眼，他似乎一直在对着一个人说话，那就是吴迪。
三
江谦讲述完毕，周副局长温和但又不容置疑地告诉江大勇夫妇，因为办案需要，江谦必须到局里协助调查。他一再重申，这既不是拘留也不是传唤，只是协助公安机关破案。
江谦很配合，不等叔叔婶婶说什么，自己已经穿好外衣，做好了随时跟我们走的准备。这时，外面有人敲门，周吉峰拧开门锁，陆树斌挟着一股浓浓的消毒水味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李磊。
陆树斌用戴着塑胶手套的手摘掉大口罩，叹了口气：“凶手真是太残忍了！”说话间，他看了我一眼，我能看出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或许，我这个新来的小民警，一个小丫头，竟然没有在这么令人恐怖的现场晕过去，让他有些意外。然后他向周吉峰汇报，“我和吴迪的观点一致。经过对尸体的初步勘验，这起凶案和16号那起案子的作案手法极为相似。切颈、褪去受害人衣裤，但未实施性侵，而是对受害人的身体进行划割，并且割走了受害人的部分身体组织。两起案件的凶手可能是同一个人，请局里考虑并案侦查。”
他们的对话让我明白了，如此残忍的凶杀并不是第一起。周吉峰脸色阴郁，他的目光移到吴迪的脸上：“现场痕迹呢？”
吴迪说：“现场发现了一双白色线手套和两只塑料袋，应该是凶手留下的。在门口有几枚和‘1·16案现场相同的指纹，房间外面还发现了几枚脚印，初步判断嫌疑人为男性。因为是水泥地，足迹不是太清晰，加上案发后有许多人挤到院子里，目前无法判定到底是什么人的脚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发现。”
周副局长透过窗玻璃，盯着外面深沉的夜色：“那就不是两起，有可能是四起，对不对？”
“只是初步勘验……”陆树斌吸了一口气，似在自言自语，“但愿不是，不然，那就太可怕了……”
周副局长命令站在他身旁的李磊：“尽快查清楚死者的人际关系，最近和哪些人有频繁接触，有没有和人结仇。”然后他转向我和吴迪，“你们两个带江谦回局里，先让他休息，明天听我安排。”
我们上了外面的桑塔纳。吴迪开车，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江谦坐后排。车子离开平房区，一路呼啸着往局里赶。我凑近吴迪低声问：“陆科长说的四起案子是什么意思？”
吴迪转头看了我一眼，又扫了一下后视镜里的江谦：“回局里再说吧。”
突如其来的凶案，真实而又惨不忍睹的现场，纷乱杂沓的人影以及一张张面孔，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如此大量的信息让我一时接收不过来，突然间，我感到疲惫至极。继而，饥饿感随着疲惫如潮一样侵袭而来，让我再也没有一点儿力气说话。
我们带着江谦来到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吴迪的值班室。吴迪家不在漠南，除了住宿舍，就是在办公室里凑合。吴迪给江谦找来一床被子，让他睡自己的行军床，吴迪则睡到沙发上。安顿好这一切，吴迪打电话让局里的司机高师傅开车送我回家，特意嘱咐一定要把我送到家。
到家已过十点，爸妈就坐在客厅里等着我，电视都没开，桌上的饭菜早就凉了。见到我回来，他们紧张的神情才缓和下来。我没过多解释，只告诉他们单位加班，接着就默默吃了饭。
洗漱后，我跟妈妈说我想跟她一起睡，妈妈就抱着被子来陪我。因为疲惫，我很快睡着了，但血腥恐怖的噩梦又将我从睡眠中赶了出来。我一身冷汗地惊醒，紧紧抱着妈妈，妈妈也紧紧抱着我，就像哄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哄我入睡，但是，她什么也没问。
第二章：连环杀手
一
1998年1月20日，黄沙扬尘铺天盖地（如今叫沙尘暴，那个年月，还没有这样的词儿），人的心情也像被黄沙笼罩的天地一样。
一早我刚进办公室，就接到政工科钱科长——我的直接上司的通知，让我去大会议室。他没告诉我是什么会，以及为什么要让我这个新来的女警参加，但我已经猜到，应该和昨天的凶案有关。
我找了最靠后的位子坐下，拿出厚厚的笔记本准备记录。会议室里已经到了近百人，公安局长袁立人坐在主席位上，阴沉着脸。大家陆续落座后，他猛地拍了一下手中的案件材料：“六天之内敢作案两起？真是太猖狂了！”局长用愤怒的咆哮作为开场白，在座众人都不由得震颤了一下。“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现在由周局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周吉峰副局长就坐在袁局的旁边，一夜无眠，看上去很疲惫。他扫视了一眼面前黑压压的警官们：“好，我来介绍一下最近发生在漠南的这两起杀人案。因为案件比较复杂，目前已上报省公安厅和公安部，具体案件代号有待上级确定，我们暂且根据凶手的行凶手段称它为‘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
1998年1月16日下午，西城区文化街二十九岁的女子冯丹丹被害于自己家中，我们简称‘1·16案件。经勘验证实，冯丹丹被害的时间为1月13日。由于发现尸体较晚，准确作案时间难以判断。受害人颈部被切开，全身赤裸，上身共有刀伤十六处，双耳及头顶有皮肉缺失。凶手的作案手段残忍奇特，我们认为，该案与1988年5月26日和1994年7月27日发生在我市至今未破的两起命案的作案手法极为相似。”
会场上一阵轻微的骚动，有人在窃窃私语。周副局长继续说：“现在，我再来介绍一下漠南市‘88·5·26案和‘94·7·27案的大概案情。1988年5月26日下午五点，居住在漠南市西城区建设路177号平房的漠南铜业公司一名二十三岁的女职工被害于家中。警方勘验时发现，受害人颈部被切开，上衣被推至双乳之上，下身赤裸，共有刀伤二十六处。1994年7月27日下午两点左右，漠南市长途汽车站对面一市属企业十九岁的女临时工被害于其单身宿舍内，颈部被切开，共有刀伤三十六处。
“这两起案件，‘88·5·26案距今已经整整十年，‘94·7·27案至今也已四年，都是专门针对女性的恶性暴力案件，带有性侵或性侵未遂的性质，令人遗憾的是，都成了悬案。1月16日文化街发现女尸时，由于作案手法奇特，我们立刻将该案区别于一般凶案对待，提取历史案件资料，与分别发生于十年前、四年前的两起切颈案并案。让人想不到的是……”周副局长停顿了一会儿，“我们太低估凶手了。想不到，在我们这座西北小城，会有这样毫无人性的变态杀手。昨天，也就是1月19日下午五点左右，家住西城区水四路6号的二十七岁女青年赵青被害于家中。勘验发现，受害人上衣被推至双乳之上，裤子被扒至膝盖处，致命伤在颈部，上身共有刀伤八处，左乳头及背部有皮肉缺失。与以往的案件稍有不同的是，受害人的乳头是被凶手咬下来的……凶手是个极度危险的家伙，他的暴力倾向和嗜血残忍，常人根本难以想象。”
说完这些，周副局长长长呼出口气，低下头，看着桌上的笔记本。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袁局清了一下嗓子，接过周副局长的话：“十年时间四起凶案，作案手法惊人相似，是否为同一凶手所为，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在漠南，在我们这个建市刚刚二十年的小城，这样的恶性案件史无前例，就是在整个儿西北也是少有的。今天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要动员全市的警力，尽快侦破这起系列杀人案。目前专案组的人选已经确定，但专案组仅仅是战斗在一线的核心成员，在座所有同志，漠南的所有民警，都要随时听候调遣，协助专案组早日破案。另外，我宣布一下纪律：第一、在案件没有侦破前，禁止对外透露案件细节，尤其是媒体；第二，如果坊间有关于该案的不实谣传，立刻予以制止，以免引起市民不必要的恐慌；第三，由于案情重大，案件勘验和调查工作要听从上级部门统一安排，所有行动都要经过专案组协调，其他部门只是配合，不可擅自行动。另外，专案组成员配发武器。下面，我宣布专案组人员名单……”
专案组组长当然是袁局，副组长兼行动总指挥是副局长周吉峰，专案组成员包括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方远山、市局法医科科长陆树斌、市局治安科科长陆天明、市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磊、西城分局东阳路派出所所长杨明盛等，吴迪也在其中。以上人员是局里连夜协商并上报省厅后确定的，另外，为了更好地配合专案组工作，周副局长要现场点兵，从在座众人里抽调三人进专案组。
会场上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不少人在交头接耳，不知道谁会被选入专案组。也许从内心来说，警察的使命感、破大案的挑战性，让他们每个人都有被点到名的渴望。周副局长低垂的头抬了起来，却没有看会场上的任何人，也没有看任何资料，似乎是随兴地点了名：“西城区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孙悦，市局户籍科副科长杜威，市局实习民警汪小童。”
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坐在会议室角落里的我，就像听到一声炸雷。会场有十几秒钟的安静，紧接着又是一阵嗡嗡声，大家都在低声询问：汪小童是谁？
二
中午我没有回家，打电话回去告诉爸妈要加班，然后一个人在办公室窝了一个小时，脑子里昏沉杂乱。突然想起昨天下班时，曾答应董菲要去她家的，后来事情太多，根本没想起来。于是，我从传呼机里找出她家的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董菲的妈妈，她还记得我，语气有点儿激动：“是小童啊，多少年不见了，你爸妈还好吧？”
我的印象里，董菲的妈妈是个家庭妇女，一只眼睛还有点儿问题，没有工作，全家就靠董菲爸爸一个人的工资过活。在漠南，这样的家庭几乎占到百分之八十。董菲出生在农村，和我一样，上中学时才从老家来到漠南。她妈妈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说得稍微快一点儿，我就只有干瞪眼了。
这次，我依然是连猜带蒙，才能大概明白她妈妈说的什么意思。她热情地问我这些年怎么样，在哪里上大学，毕业了吗，在哪里上班，然后说到正题，董菲出去了。提起董菲，她就开始唉声叹气：“小童，你说董菲这丫头该咋办呢？没考上大学，你于叔厂里也进不去，没工作不说，还不懂事，我就指望她找个好对象，可是她，唉……”
我没法提任何建议，只有好言安慰。是的，1998年，我们这些出生在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年轻人陆续走向社会，翻开了人生重要的一页。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国企都在下岗裁员，大批的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同时，还有一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我突然有些怕见到董菲，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她这几年都在干什么？相比较而言，我是幸运的，即使我选择了最艰难的路，我好歹考上了名牌大学，至少毕业后不用为工作发愁。
一阵饥饿感袭来，我才想起已经是午饭时间了。局里只有一个小食堂，做的饭很少，也不好吃，而且到这个时候，应该早就没饭了。我脱掉警服，换上厚厚的羽绒服，出了单位，想到街上找个地方吃饭。
这个冬天，漠南异常寒冷，因为寒冷，使这座原本荒凉的城市更显萧瑟——还有凶案带来的重重阴影。我不知道周副局长为什么点名让我进专案组，不知道为什么时隔四年，在我刚刚回到漠南，进入公安机关成为一名警察后，会再次发生这样的凶案，难道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走在漠南的大街上，我将自己紧紧地裹在羽绒服里。漠南，我在这里只完整地生活了短短六年时间。我对它的感情混杂着排斥和向往，排斥它剥夺了我童年的亲情，排斥它对我的某种疏离，但是又向往着走近它、了解它，因为它对我来说还有一种陌生的神秘感。
这个城市其实是非常独特的。它伸出甘肃腹地，与周边宁夏、内蒙古七个市盟、十三个县旗接壤，地处西宁、银川、西安等大中城市的中心位置，是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曾是全国最出名的有色金属基地之一，也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城市。真正意义，指的是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人居住，后来因为发现了矿藏，于是从全国各地调集来一批又一批开拓者，在荒山乱草中建立起这样一座城市。这里的居民来自全国各地，不过，东北三省的相对要多一些。
这个城市曾经闻名全国，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矿产资源枯竭，城市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所谓的城市生活，仅仅是个说法而已，简陋、拥挤、贫穷才是它的本质。像全国其他类似地方的人一样，漠南人（现在，他们不得不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故乡了）隐秘的自卑外面难免要包裹一层盲目而虚浮的自大。经过多年的融汇交流，漠南人把浓重的东北腔作为这个城市的通用语，让初来乍到的人都有一种漠南是一个省级殖民地的感觉。
当然，这座城市也有本地人，确切地说，是本省人，但他们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更像是外来人。就仿佛生活在殖民时代一样，明明是主人，却模仿着外来者的口音。像我这样在南方和首都都待过的人，会觉得这座城市非常怪异，它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即使有，也是移植过来的。但令人费解的是，这座城市的饮食却顽固地保持着西北特色，清真羊肉馆满街都是，味道正宗，配料神秘，让汉族人的餐馆永远望尘莫及。
转过单位门口的街角，我走进小巷，又看见了那个卖水果的瘸腿小伙子。他也看见了我，黑瘦的脸上泛起红晕，笑着和我打招呼：“下班了啊？”
“是啊。”我也笑着点头。
继续往前走，我进了一家小面馆，点了炒拉条和一碟咸菜。坐下来等待的时候，突然，我的肩膀被拍了一下。我吓了一跳，猛回头，原来是吴迪。我瞪他：“你要吓死我吗？”
吴迪穿着整齐的警服，只是没戴帽子，乌黑的板寸让他显得更加英气逼人。局里的女同事私下议论过，说他是刑侦大队里长得最像警察的男人。我就想，原来大家心目中的警察就是他这样的，浓眉大眼，身板结实，目光炯炯。吴迪笑得很灿烂，他问我：“想不想吃好吃的？我们换个地方。”
“好啊！”说到好吃的，我立刻兴致大涨。我喜欢吃肉，最主要的是，想从沉重的情绪中赶快解脱出来。
吴迪立刻起身，付了我们俩的面钱，拉着我出了小面馆。外面的风依然很大，吴迪拦了一辆摩的，五分钟后，我们停在了老马羊肉馆门口。吴迪告诉我，这家羊肉馆是整个儿漠南爆炒羊羔肉做得最好的。
此时已经快一点了，老马羊肉馆依然顾客盈门，看来吴迪所言不虚。进了一个小包间，吴迪点了爆炒羊羔肉，我则意犹未尽，又点了一份羊肉汤和两碗糁饭。服务员问：“辣的还是不辣的？”
我看看吴迪，吴迪说：“听你的！”
我说：“要最辣的！”
菜很快上来了，一大盘子热气腾腾的羊肉，酱得红艳艳的，配着粉条洋葱，让人忍不住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早就饿得不行了，也不再客气，抄起筷子就吃。吃到半饱，终于有精力关心下别人了，我才注意到吴迪只是吃糁饭喝羊肉汤，却不夹羊肉，于是将羊肉和浓香的汤汁、爽口的粉条舀到他碗里：“吃肉啊，这么香的肉，不能光我一个人吃。”
“好好，我吃。”吴迪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慢慢咀嚼，过了半分钟，他捂着嘴巴直直地瞪着我，竟然热泪盈眶！
我惊愕：“你怎么了？”
他不说话，突然站起身冲出包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跟出去。只见他冲进餐厅窄小的洗手间，对着水龙头猛灌了一气凉水，接着又大口地呼气。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被辣的。重新回到餐桌上，我忍不住想笑：“你这是自讨苦吃，不能吃辣椒也不早说，看来你只有喝羊汤啦。”
鲜美的羊肉就着香喷喷的糁饭，令我浑身暖暖的。半碗糁饭下肚，我觉得终于对得起肚子了。这时，吴迪突然问我：“你对切颈案有什么看法？”
我细细地嚼完嘴里的肉，咽下去，才说：“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新来的民警，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让我进专案组。”
吴迪盯着我：“你知道的！”
我霍然抬头：“知道什么？”
“小童！”吴迪突然抓住我的手，“我觉得周局这样做有点儿太残酷，但已经这样了，我希望你能挺住……”
“你怎么知道……”我突然控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吴迪手足无措：“我……小童，你听我解释……”
“不要说了……”我伏在桌上，小声地抽泣。
吴迪无声地坐在我对面，小小的包厢里一片死寂，只听到外面的人声喧哗。终于，吴迪小声地、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地说：“凶手会找到的，我们都在努力。其实，周局可能也是为了帮你实现心愿，只是太残酷了……”
哭了一会儿，发泄够了，我渐渐平静下来。擦了擦眼泪，抬起头，看见吴迪像个犯错的孩子似的，我突然有点儿惭愧：“对不起，我刚才……失控了。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即使有人知道，你也假装不知道，好吗？”
三
下午，漠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太平间外的门房里。
周吉峰、陆树斌、方远山、陆天明、李磊、杨明盛、吴迪，还有我，大家挤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厚厚的棉警服外，罩着医院的一次性防护服，每个人都显得臃肿笨拙。在陆树斌的带领下，大家走进了医院的停尸间。天气阴冷，停尸房里更是冰冷刺骨，还充斥着浓烈的福尔马林味道，令人心情愈加沉郁。
我依然拿着尼康相机，做好再次拍照的准备。陆树斌来到巨大的冷柜前，拉开其中一个抽屉，伴着冷气，一具冷冻的女尸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凭记忆，这不是昨晚我见过的尸体，应该是16号那起案件的受害人。但是，这具尸体更为骇人，受害者的头皮几乎被全部剥下，露出惨白的沾着血浆的头骨。尽管我在尸布被揭开前已经做了好几次深呼吸，希望自己看到任何惨烈景象依然保持镇定，可猛然看到这具尸体，还是禁不住浑身颤抖。
被害人的尸体已经做过了解剖。经过凶手丧心病狂的切割，再加上法医的手术刀，尸体早已支离破碎。面对这具被严重凌辱、伤害的残尸，我的泪水不知不觉中又溢出眼眶。
陆树斌对我们说：“死者叫冯丹丹，二十九岁，身高一米六五，体重五十五公斤。受害人被害时颈部被切开，全身赤裸，上身共有刀伤十六处，头顶部有13×24厘米的皮肉缺失。经解剖，受害人胃内容物无异常，神经系统没有受到损害，因而确定凶手的作案方式为先用利刃切颈，致受害人无法反抗，然后对受害人进行残忍的折磨。这具尸体的十六处刀伤不深不浅，均呈纵向排列，手法娴熟，说明凶手是一个可以熟练使用刀具的人。”
陆树斌将这层抽屉推了进去，又将下面一层拉出来。这是我昨天见过的那具尸体，赵青的尸体，不过此时已被清洗干净，身上沾满了冰凌，纵向的刀伤被粗糙地缝合起来，整个尸体就像是一个打了补丁的塑料模特。陆树斌清了清嗓子：“这是昨天的受害者赵青，二十七岁，无业。案发时丈夫孩子都不在家，因为是平房，受害人当时应该没有锁门，凶手顺利进入室内，依然是割开受害人的颈部，然后对其进行折磨。两具尸体的伤痕均为锐器伤，应该是长一尺左右的尖利刀具。”
讲解完毕，他将尸体推回冷柜，回头看着周吉峰。周吉峰表情冷峻：“吴迪，说说现场勘验的情况。”
“现场痕迹采集不是太理想。”吴迪说，“两处现场唯一的物证痕迹是几枚相同的指纹，我们已经对照过局里的指纹库，没有找到对应者。还有就是一双白色线手套和两只塑料袋，凶手作案后，随手扔掉了手套和套在脚上的塑料袋。塑料袋是最普通的聚乙烯制品，满大街都是。手套是漠南工矿企业发的劳保线手套，漠南每户人家基本上都有，现场的手套来源无处可查。现在我们唯一寄予希望的是这几枚指纹，但是，我们漠南目前的指纹库只有不到两千枚指纹，也没有和其他省市建立联网，依靠指纹破案也有难度。我个人认为，目前唯一能做的，只有寻找第二现场。凶手拿走了受害人身上的皮肉，如果他没有销毁，应该藏匿在什么地方。还有凶器，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凶器。”
陈述完毕，专案组众人都沉默无语。周副局长看看几位下属：“你们也都说说自己的观点。”
“我先说吧！”支队长方远山开了口，“我想，这样的凶案，还是要依靠最传统的侦破思路，那就是死者—凶手—动机。弄清楚这些最基础的，才能谈到其他。先不提1988年和1994年那两起案子，毕竟太遥远了，而且并案的依据，我觉得也不是太充分。这涉及作案动机。凶手都是有动机的，尤其是针对女性的犯罪，作案动机更清晰，通常为情、仇、财、色这四个要件。‘1·16和‘1·19两起案件发生后，我们对两名受害人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这两名受害人生前相貌出众，性格活泼，年纪都在三十岁以下，社会交往比较多，那么就有理由推测，凶手跟两名受害人熟悉，有仇视她们的心理，这就是犯罪动机。有了犯罪动机，才可以锁定凶手。接下来，我们应该围绕两名受害人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这是我们的侦破方向。当然，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这两名受害人，包括1988年和1994年的两名受害人，除了同为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外，还没有发现其他可供联系的条件，但正值青春年龄，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比如感情上的纠葛。”
方远山的话让我的心微微刺痛了一下。我站在吴迪的身后，紧咬嘴唇，眼睛看着脚下的地板。周吉峰突然问我：“小汪，你是名校高才生，说说你的看法。”
“我？”从游离的思绪中被拉回来，我吃惊地看着周副局长，不知道他缘何会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小民警这样器重。
“说说吧！”他用鼓励的口吻说，就像家里的长辈。
我看着眼前这几位不论是年龄、职位还是资历都比我高出好多的领导和同事，深吸一口气：“我完全赞成方支队长的观点，不过，现在初步认定有可能是连环凶杀案的四起案子，除了赵青案，我对其他几起案件的现场、作案细节知道得并不多，所以，我的观点也许比较片面。16号和19号的两起案件手法相似，凶手在作案过程中残忍地折磨受害人。为什么要折磨受害人，是仇恨，还是满足某种心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还有，受害人被扒掉衣服，露出隐私部位，却没有遭到性侵害，这又是为什么？现场没有财物损失，凶手不是为了钱财杀人，那么，他在作这些案子时，他想要什么？甚至，他的性别——凶手不一定就是男性，因为没有强奸痕迹。”
方远山嘿嘿笑了：“凶手不是男性，难道是个女人？这个观点有意思。不错不错，不愧是高才生，问题一连串，个个切中要害。这些问题也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只能等抓到凶手后，让他来告诉我们了。”
我从他轻松而略带调侃的语气里感觉到他对我的轻视。不过，既然开口了，我觉得应该把我想说的话说完：“据我所知，漠南三县两区总共才二十三万人口，市区的非农业人口不到十万。本来是很小的城市，但这几年随着大批农民工入城务工，以及厂矿企业的关停，城市里有大量的无业人员，光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就有一千多人。我想，从这类人群里去排查也许更直接一些。漠南是移民城市，虽然地处偏僻，但这里的人们思想并不封闭，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更是非常频繁，百分之九十的人每年都要回老家探亲，也有许多外来者到漠南探亲访友。漠南不是旅游城市，可人群潜在的流动性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精神、心理、文化裂变等都可能滋生特殊的犯罪人群，就像这几年热播的美国电影《沉默的羔羊》，在我们周围的人中，不少人是这部电影的影迷，不排除有人模仿这些外来思潮作案……”
“好了！”方远山打断我的话，“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现实中发生的案件，血淋淋的惨案！不要跟美国电影扯到一块儿去！”
“但是，《沉默的羔羊》中有一句台词：大多数连环杀手都会保留一些来自受害者的纪念品，比如他们的某个器官，这是典型的变态杀手的特征。”我倔强地又补充了一句。
接下来，又是沉默。除了方远山，其他人都同情地看着我，让我更加不安。周吉峰咳嗽一声：“我认为小汪说的也有道理，很新颖，就像方支队长说的，不愧是名校毕业的高才生。”
不容其他人再说什么，他一摆手，招呼我们离开了太平间。医院外面行人稀少，漠南依然被沙尘笼罩。我们上车回局里，一路上，大家都缄默无声。
四
可能是因为专案组刚刚成立，成员都来自不同的部门，在我看来，大家还没有磨合好，或者各存己见，或者茫然无绪。但是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迫使我要大胆地向周副局长请命。于是，下午快要下班时，我去了周副局长的办公室。
自从我分到漠南市公安局，周副局长对我的关照就比旁人多出一分，这我感觉得到。不过，那也在情理之中。我虽然是新入警，但是我的学历在这个西北小城的公安局里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记得初入市局的时候，一把手袁局就亲自握过我的手。可如今这种局面还是我没料到的，工作不到三个月，一点儿实践经验都谈不上，周副局长就让我参加重大案件的侦破，不要说其他同事疑惑，就连我也想不明白。
陆天明和吴迪也在周副局长的办公室里。陆天明是漠南市公安局治安科科长，同时分管户政，周副局长点名让他进入专案组，自然是因为系列案件的特殊性质，户政和治安部门更容易收集受害人的各种情况。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三个人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没人说话。我更紧张了，结结巴巴地说：“周局，我……来是向您请求一件事！”
周吉峰把香烟掐灭：“说吧！”
“我想……我进入专案组，现场勘验之类的工作我暂时插不上手，能不能让我去做一些其他工作？”
“比如说？”
“比如昨天那起命案的报案人江谦。昨天我和吴迪把他带到局里，虽然不是刑拘，时间也不宜太长。所以我想，如果别人忙不过来，这件事可以由我来做。我想再向他详细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周吉峰突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转头看着陆天明和吴迪：“你们看，我点名点错了没有？”陆天明和吴迪也笑了。周副局长继续说，“我们刚才正在说这事，准备让你和吴迪对报案人和其他目击者进行深入调查。”停顿片刻他又说，“这样吧，先打电话跟父母说一声，就说晚上要加班，是和同事一起，别让他们担心。具体怎么调查，你和吴迪好好计划一下。还有陆科长，有什么问题随时和他联系，他可以帮你们协调。”
来到市局四楼吴迪的办公室，江谦正没事人一样躺在吴迪的床上看书。看到我们进来，江谦霍然起身，脸上有些窘态。这应该是一个有点儿内向并且涉世未深的男人，和我、吴迪同龄，可能是这个原因，他对我和吴迪并没有多少戒备。吴迪拍拍他的肩：“怎么样？吃饭睡觉都还好吧？”
江谦坐在床沿上穿鞋，那是一双很旧的皮鞋，边上已经微微开胶，但擦得干干净净，袜子也是干净的。“很好，早上吃的包子，中午有个警察同志给送的饭，米饭炒菜……”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吴迪给我和江谦倒了水，然后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江谦依旧坐在床沿上，坐姿端正。
先由我来提问：“你在案发之前看见的那个人，也就是你怀疑是凶手的那个人，你能不能再详细描述一下？”
“可是……怎么说呢？”江谦有点儿为难。
我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夹里拿出一张打印纸和一支铅笔。“你来描述，我可以试着把这个人画出来。”看江谦和吴迪吃惊的样子，我解释说，“上大学的时候学过两天素描，勉强能画几下，和专业的没法比。”
江谦一脸崇拜的表情：“好，那我来说这个人。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毫不出众的人，放到人群中，不会有任何人去注意他，也很难回忆起他的长相。他大概有一米七，或者更高一点儿，不胖也不瘦，脸上没有任何特征。就是……非常普通，穿着灰色的衣服，整个儿人好像就是融合在空气中一样。”
不得不承认，江谦有一种语言上的天赋，他的描述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尽管对于画像不是很有帮助。我用铅笔在纸上画了一个中等体形的男性轮廓。
“唯一的特征是，他的头发好像是卷曲的，很密，有一寸多长……但也不一定，因为当时有风，头发被吹得乱飞，是卷曲的还是被风吹乱的，我不能确定。他的眼睛不是太大，但也不是太小，长方脸，偏瘦，年龄应该在三十岁左右……其他的，因为我只是在小跑的过程中无意瞥了一眼，没什么印象了。”
我快速勾勒出一个头发卷曲的、三十多岁男子的大概轮廓。江谦已经停止了讲述，但我的素描尚未完成。我问他：“这个人的表情是怎么样的？衣服是什么样子？”
“表情？没有表情。他只是看了我一眼，马上就转开目光，大概是对我没什么兴趣，或者不想引起我的注意。衣服嘛……我刚刚说了，灰色的，像是夹克衫一类，很宽大，下面穿什么我没留意，印象中也是肥肥大大的那种。这种打扮，随身携带凶器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还有，作案后带走他割下来的受害人身上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他割下了受害人身上的东西？”吴迪语气严厉地打断他。
江谦满脸通红：“我……进过现场，我看见的，你们知道……”
“那也不能乱说，更不能妄下定义说凶手带走了受害人身上的东西！”
“知道了！”江谦低声回答，但神情有点儿不以为然。
我端详着刚刚完成的画像，知道这很不理想，不论是在纸上还是在我的脑海中，都是一团雾。江谦也探过头来看了看：“不错，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我没法再说得更清楚了……”
我们三个人都沉默下来，他们两个在等我说话，而我，盯着我的画纸，等着画中人告诉我什么——当然，他什么也没有说。
第三章：每逢佳节
一
1月25日，刮了几天的风终于停了，天气转晴，空气中有了一丝潮湿的暖意。
就在我以为马上要进入紧张的凶案侦破阶段时，专案组却突然安静下来。除了陆树斌和他的助手还在忙着准备向省厅以及公安部上报勘验资料，其他人仿佛都很清闲。我的工作就是把拍摄的照片洗出来，同时负责绘制凶案现场图。
陆树斌很沉默，和他一起工作时，我们之间基本上没有交流，可能在他的眼里，我就是一个拍照片的小民警而已。
按照方远山提出的侦破思路，专案组做了大量的摸排工作，似乎有许多收获，关于受害人的特征、生活习惯等，可以说做到了无一遗漏，即便如此，依然没有明确的嫌疑目标。犹如我画的那个轮廓一样，依然是个轮廓而已。还有一个原因，马上要过年了。所有漠南的市民，包括警察，都身不由己地沉浸到过年的气氛中去了。虽然警察的年是最忙碌的，可毕竟，警察也要过年。
腊月二十七那天，爸爸妈妈就已经买齐了所有的年货，开始煎炒烹炸。我突然想起来，应该在过年的时候整理一下我的藏书，便将房间里所有的书籍全都搬出来。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江谦，他就是在整理书的时候，意外遇到了那起凶案。目前，江谦已经得到允许回去过年了，但有条件，不许离开漠南，只能回叔叔家。
“小童！”妈妈推开门，“看谁来咱家了！”
站在客厅门口正在蹭鞋底的居然是吴迪。他脚边放着一只大号塑料袋，包得很严实，但散发出一股腥膻的味道。我很意外：“吴迪，你怎么来了？”
吴迪理了发，脸刮得干干净净，身上的便装也是新的，就像个换新衣过大年的小孩儿，让人有些忍俊不禁。可能是第一次到我家的缘故，他竟有些腼腆，鞋底在客厅门口的垫子上来回蹭，就是不肯往客厅里迈步。
我赶快招呼：“别蹭了，进来坐吧！你拿的什么？”
“昨天晚上去县区出差，顺便从老乡家买了一只羊羔子，刚六十多天，十几斤重，过年够吃了。”
爸爸从厨房里出来了，在围裙上蹭着手：“你怎么这么客气，家里就三个人，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完。”
吴迪突然像是鼓足勇气似的：“没事，叔叔阿姨，我可以帮你们做，也帮你们吃。”说完，他侧头冲我扮了个鬼脸。
这下轮到我脸红了。爸爸妈妈对视了一眼，马上会意。爸爸二话不说，将袋子拎进厨房，妈妈给吴迪倒了茶，拿了水果，也去了厨房。我叹口气，问吴迪：“你这算搞什么呀？”
吴迪嬉皮笑脸：“你闻我身上是不是有一股羊膻味？”
我白他一眼：“有一股狐腥味！居然想出这样的法子来我家……”
从下午到晚上，吴迪一直赖在我们家里，先是帮爸爸剁羊肉，然后又到我的房间里探头探脑。翻了翻我的那些书，他问：“小童，你在大学时读的是什么专业？”
“法学，我本来准备当律师的。”
“但你的书大部分都是犯罪心理学方面的。”
“算是业余爱好吧。”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对犯罪心理学的理解是什么？”
“其实就是人的心理，扭曲了的普通人的心理。人之所以犯罪，只是他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比如你触犯了我，我很生气，但也仅仅是生气，最多记恨你一阵子。而这种情绪一旦在某些人身上放大，就会导致犯罪。还有，每个人都有欲望，各种各样的欲望，通常情况下，作为社会的人，会克制这种欲望，或者通过社会认可的手段去满足这些欲望。然而还有些人，这种欲望被误读或者扭曲后，会用极端的手段去满足自己。正常的心理走向畸形，就导致了犯罪。”
“你说的某些人，也就是说犯罪人群，他们有明显的特征吗？”
“你在偷换概念。”我不准备和他讨论这个题目，太复杂了，而且有党派性。“我在学校里学来的主流理论是：犯罪心理是基于正常心理的延伸。”
“那我说得再直接一点儿，你认为，像江谦这样的人——看上去非常无害的一个人，他会犯罪吗？”
原来如此。吴迪在怀疑江谦。“那你先要告诉我，你为什么怀疑他？”
吴迪皱起眉头，随手从口袋里掏出烟，突然像明白过来什么似的，扭头看看我：“哦……我能抽支烟吗？”
我从客厅里拿来打火机帮他点上。吴迪笑了，我也笑了：“我小时候经常和姐姐抢着给爸爸点烟……”
提及姐姐，我的心猛然间刺痛了一下。吴迪立即避开这个话题：“江谦是报案人，一般来说，我们会首先把报案人列为重点排查对象。还有，到目前为止，只有他婶婶一个人能证明案发时他正在家打扫卫生，那么，案发时他到底在干什么，是一个疑点。另外，他给我们讲的那个‘厕所旁的人，据我们调查，并没有第二个人看到，会不会是江谦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虚构了这样一个人？”
“这个想法，你向周局汇报过吗？”
吴迪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负责整个儿案件的现场痕迹勘验。案发都在平房区，所有现场痕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唯独‘1·19案的现场痕迹比较清晰。据说江谦进入现场后立即阻止了其他人，所以在现场提取到江谦和他婶婶的指纹脚印都有合理的解释。而且，在门口的墙上发现了和‘1·16案件相同的指纹，我们就是根据这枚指纹以及相同的作案手法并案的。江谦也许有作案时间和作案机会，但现场痕迹排除了他是凶手的可能，不过……”
话没说完，妈妈喊我们吃饭，关于案件的讨论也就这样结束了。爸爸做了一大桌子菜，涵盖了南方菜、西北菜甚至川菜的精华，主食则是妈妈从本地老乡那里学来的臊子面，一人一小碗。吴迪每吃一口，都要将爸爸的手艺夸赞一番。爸爸还拿出他珍藏的五粮液，和吴迪对酌。吴迪酒量不错，和爸爸推杯换盏，两人都很开心。我坐在吴迪旁边，妈妈坐在爸爸身边，俨然一家人。我们家真的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眼看快九点了，吴迪起身告辞，爸爸妈妈让我出来送送他。临出门时，爸爸说：“小童，我等下也要出门散步，你和吴迪在前面的公园里转转，我在门口等着你，我们一起回家。”
我说：“爸，你不用担心我。”
吴迪拉了我一下：“好的叔叔，我们一会儿在那儿等您。”
尽管已经立春，西北的夜晚依旧寒气逼人。大街上偶有行人，我和吴迪并肩走着，一时无语。走过小半条街，吴迪开口了：“我今天到你家来，你没意见吧？”
我笑笑：“你能来看我父母，我很感谢呢。”
“其实我也是来看你的。”
我的心跳了一下。又默默走过半条街，前面就是爸爸说的街心公园。与大街上相反，公园里有许多晚上出来散步的人，老年人居多，在一个角落里，还有几个聚在一起咿咿呀呀唱着秦腔。
不远处，我看见了爸爸的身影，他站在公园门口，一边伸胳膊抬腿，一边朝我们这边张望。吴迪感慨：“小童，你真幸福，有那么爱你的爸爸妈妈。”
我只觉眼角有些酸涩。“你知道世间最痛苦的事是什么？不是爱情失意，不是贫穷落魄，而是和亲人生死分离……”
吴迪突然握住我的手：“我明白，我会好好保护你，还有你的父母，相信我。”
我能感觉到他手掌的温暖，不同于我曾体验过的任何种类任何程度的温暖，这样的感觉让我留恋，也让我不安……
二
1月28日，农历大年三十。
午夜十二点，鞭炮声响彻整个儿城市的上空。远方的叔伯姑姑们打来电话拜年，还有爸爸妈妈的同事学生，电话不断，欢乐也不断。我们的春节过得热闹温馨。
董菲打来电话，给我们全家拜年。我从心里感到歉意，本想和高中同学们聚聚的，却忘了个干干净净，真是个无情无义的家伙。董菲说：“没事的，有时间了大家再聚，只要你工作顺利就好。别像我似的，没工作，大年三十晚上还要被父母唠叨。”
然后，口气便有些沉闷。我立刻转移话题，问另外几个要好同学的近况。董菲告诉我，除了几个家庭条件本来就不错的进了机关单位，其他同学都没什么稳定的工作，有几个去南方闯荡，好久没消息了。留在漠南的同学中，搞传销的不少，天天晚上在平房里讲课。她被拉去听过两次，也没多少兴趣。
我和老同学叹着气挂断了电话。随后，是北京的同学打来的。这些名校毕业的天之骄子们个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对我回到漠南表示深深的惋惜，最要好的同学叶子不顾大过年的忌讳，痛骂我背信弃义，不和她一起开创中国最伟大的律师事务所……
1998年的除夕夜过去了。和任何一年的春节一样，热闹、喜庆、阖家团圆，但我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某处，却深藏着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每逢佳节倍思亲”，听起来温馨，可如果亲已不在，剩下的就只有无尽的悲凉。
初四那天我值班，在单位见到了不少同事，还有吴迪，互相拜了年，又结伴到领导家去转了一圈。下午，该拜的领导都拜了，大家商量着是各自回家还是到谁家去聚聚，吴迪悄悄对我说：“我们上你家，陪叔叔阿姨吧！”
吴迪家在省城，过年只回家待了三天，初四就回来了。单位食堂这几天不开伙，我正担心他怎么吃饭，他倒不客气，自己提出来了。于是我们脱离了组织，在街边给爸爸妈妈买了些礼品，一起去了我家。
爸爸妈妈看到吴迪很高兴。我们宛如一家人一样，屋里充满欢声笑语，过年的菜是现成的，爸爸和吴迪又开始小酌。就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有人上门拜年。妈妈打开门，我和吴迪都不由惊得张大了嘴。走进客厅的一男一女，男的竟然是江谦！
依然是上次见到他时的那身打扮，旧棉衣，旧皮鞋，唯一的变化是理了发，手里拎着一大袋水果。他身边的女孩儿二十出头，个子不高，但眼睛很大，穿着粉色的棉外套，脸上红扑扑的。江谦看见我和吴迪的时候，他的神情和我俩是一样的。愣了片刻我才反应过来，赶紧招呼：“江谦你太神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家？”
江谦满脸通红，嗫嚅着半天说不出话。妈妈“咦”了一声，说：“你们认识啊？这是我们学校刚分来的小江，才报到，还没正式上班呢。小江，快进来坐！大过年的，没有回家陪父母就来给我拜年，真是过意不去。”
我和吴迪对视一眼，都感叹漠南真是太小了。当然，我们两个也心知肚明，江谦是不可以回老家过年的。搞清楚了关系，赶快让座倒水。江谦此时似乎比接受询问时更加拘谨，一直红着脸，低着头，甚至忘了介绍他身边的女孩儿。妈妈说：“小江是中文系毕业的，以后带上几年课，会成为我们学校的中坚力量。”
爸爸说：“时间不早了，我去准备饭，你们年轻人难得凑一起，都在这儿吃饭吧。”
江谦赶紧起身：“我们两个也是顺路，听学校的同事说曹主任家在这里，所以进来拜个年，就不打扰了。”
我给吴迪使了个眼色，吴迪立刻会意，一把拉住江谦：“既然来了就别客气，在这儿吃饭吧，回去也是在别人家。”
江谦想要挣脱吴迪的手，却没能如愿。他哀求般地看着吴迪，吴迪却不为所动，江谦只好又坐了回去。爸爸妈妈立刻去厨房张罗饭菜，江谦又站了起来：“我去帮曹主任！”
爸爸要把他往外推，被我拦住了：“爸，就让他给你打打下手，随便干点儿啥，我和妈妈陪江谦的朋友说说话。”
爸爸明白了我的意思。一个刚分配到单位的大学生，去领导家拜年，被留吃饭，是不敢坐在客厅里等着吃的，与其让他坐着难受，不如让他干点儿活儿，他也自在些。回到客厅，江谦带来的女孩儿正入神地盯着电视屏幕看重播的春晚小品。我坐到她身边：“你是江谦的女朋友吧？”
女孩儿蓦然回过神，脸一红：“嗯！姐，我叫秦红。”
我抓瓜子给她吃：“你和江谦认识几年了？”
“我们是一个村的，初中同学！”秦红的语气里充满了骄傲，“他从老家到漠南他叔叔这边来上学，我就跟他一起来了。他上学，我打工，他假期也和我一起打工。”
“那他还挺能吃苦的。”
“嗯，他的学费都是他自己挣的，从来不跟家里要，有时候还给家里寄钱呢。”
厨房里传来一阵滋滋的声音，那是高压锅在炖肉，伴着阵阵羊肉的浓香。半小时后，开饭了，又是另一种热闹。不期而遇的四个年轻人，让爸爸妈妈感到十分开心，他们甚至忘了问我和吴迪是怎么认识江谦的。（未完待续）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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