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和珅中堂
乾隆十三年，是乾隆皇帝个人与乾隆朝政治的分水岭
乾隆十三年，继上年除夕嫡子永琮去世，三个月后与乾隆皇帝感情深挚的皇后富察氏（谥号孝贤）也去世了，这件事导致了众多官员获罪受罚。
首先因皇后册文的汉满翻译问题，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被交刑部问罪，被加重判绞监候，结果刑部却被指责为“党同徇庇”，全体堂官（尚书、侍郎）均被革职留任，阿克敦以“大不敬”判斩监候；工部因皇后册宝制造粗陋，全体堂官问罪或降级，或从宽留任；光禄寺、礼部全体堂官也因筹备丧礼的问题受到处分。
地方官因各有职守，不可能到京治丧，虽然有些人会奏请，但只是表面文章。谁知乾隆皇帝却大为光火，将所有53名没有奏请的旗人地方官全部降级。风波还未平息，满洲原有丧礼百日不剃发的旧俗，但逐渐不再遵守，乾隆皇帝竟然扬言要杀掉所有百日内剃发的官员，后因发现众多驻防八旗兵也剃发而作罢，但两江总督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因此被勒令自尽，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革职，因皇后丧礼一事前后被处分的官员多达一百多人。
此前乾隆皇帝在位13年中只判处过一名高官死刑，乾隆六年提督鄂善因贪污1600两白银被令自尽，而且还是“垂泪谕之” 。这是乾隆即位来的最大政治风潮，但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风潮正在袭来。
这一年的十二月，因金川兵败，川陕总督张广泗被押解回京问斩，随后派遣侍卫鄂实携带遏必隆的佩刀将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金川战事经略大臣讷亲斩首，而遏必隆恰恰是讷亲的祖父，清朝的开国功臣。乾隆十四年九月，以在瞻对战事中贻误军机罪，赐文华殿大学士、佟国维之子、一等公庆复自尽。
乾隆十三年，是乾隆皇帝个人与乾隆朝政治的分水岭，之前乾隆皇帝是一位“赋性宽缓”的仁君，一心效法祖父的仁政，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杀伐决断的严峻之主，但对民众仍然延续了宽仁之政。
钟爱的嫡子与皇后相继去世只是触发这一转变的契机，而根本的原因在于乾隆皇帝本人的政治哲学。早在即位之初宣示“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要行宽仁政治的诏书中，他也提出了警告：“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谓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弗理也”；他要求大臣们要“严明振作”，否则“恐相习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务废弛，激朕有不得不严之势。此不惟臣工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更即朕之不幸矣” 。
乾隆十四年，一改从前的宽大，乾隆皇帝大批勾决死刑犯，甚至以前一再被缓刑的罪犯也被处死，并且重点勾决那些贪污的“官犯”，他对此自有解释：“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而不忍，宁失之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裁度因时，方得权衡不爽。非有意从宽，亦非有意从严；且非前此从宽，而今又改为从严也” 。
乾隆皇帝一直遵奉宽严相济，执政十几年的经历与金川战事让他深刻意识到官僚们的效率低下、平庸塞责，他对整个官僚阶层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与不满。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他严厉打击鄂、张二党，彻底清除了他们的影响力。
侯杨方
乾隆十三年(1748年)，无论对于大清王朝，对于大清朝的每一个臣民，乃至对于乾隆皇帝本人而言，都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在这一年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乾隆皇帝的至爱孝贤皇后去世了，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首当其冲的是乾隆那两个倒霉的儿子，当乾隆发现皇长子和皇三子在皇后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时，他立刻大发雷霆，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并请诸王、大臣共鉴，他绝不食言。事情的到这里并未结束而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数十日里，在皇后之丧风波中受处分的人，从皇子、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到基层官员，不下百名。官场莫名其妙地刮起了一场破坏力巨大的风暴。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鳏夫因为丧偶而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乾隆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乾隆即位之初，对其父皇雍正皇帝的一些高压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但是，宽大有宽大的弊端。封建官僚集团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一开始确实感激涕零，可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得意忘形。乾隆希望他们以勤奋工作来辅佐自己，可是他们却迅速陷入懈怠之中。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官员腐败案不断发生，又牵连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因官员贪污、挪用公款所致。各种因素推动着乾隆逐渐对自己的“宽大之政”展开反思。最终，他发现，一旦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场政治风暴并非偶然，乾隆早就酝酿着对官僚机器来一次大整修，让他们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让他们认清自己并非一个懦弱可欺的庸主。对于贪污官员，乾隆拿起了雍正用过的老武器，命令他们自填亏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还要苛刻。他规定，凡是因为贪污挪用导致公款亏空而被判死缓的，都要用自家资产赔补亏空。没能赔补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额超过1000两，贪污者超过80两，就要执行死刑。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变成了刁钻刻薄的主子与屏息而侍的奴才间的关系。诛杀和折磨大臣，越来越成为乾隆发泄自己不良情绪的主要渠道。进入中年之后，乾隆对大臣们的观察越来越细，批评和警告越来越多，越来越不留情面。大学士陈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谓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儿女亲家，因此他在山东买了一批地，是为了在曲阜再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势力永远不衰。不料此事被乾隆侦知，乾隆十分恼火，对陈世倌大加折辱：“你本是浙江人，而在山东置私产，想分孔氏余润，这岂是国之大臣所为？”陈世倌立刻被革职，乾隆还特别嘱咐：“今既革职，传谕山东巡抚，不许他到山东居住。”语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与其父一般无二。有时候，臭骂一顿还不能出气，乾隆干脆用恶作剧来折磨那些不听话的人。乾隆十八年，黄河在江苏铜山决口，乾隆令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治理。高、张二人完成任务不力，属下李敦、张宾二人贪污公款，导致河工未成。乾隆大怒，命令立刻将李敦、张宾二人拉到刑场处死，同时又因为痛恨两位大臣“负恩徇纵”，命令把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捆起来，一同押赴刑场。乾隆特意嘱咐行刑官员，造成要将高、张二人也一并斩首的假象。高斌乃皇贵妃的父亲，当时年过七旬，眼见李、张等先遭行刑，吓得心胆俱裂，全身瘫痪，不支倒地。负责监斩的钦差大臣此时才说出高、张二人此行只是陪斩，实际上死罪已免，还要问他们的回话。二人醒来之后，有如死而复生，当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他想。”乾隆对自己这种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儆效尤，又能收到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其后，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监工，结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由于乾隆缜密严苛，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唯命是从，吏治一时颇为清明。
Trafalgar18051021
乾隆十三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孝贤皇后去世，也就是乾隆皇帝的老婆，结发妻子。
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件生老病死常有的事会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地震。。。。。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乾隆发现皇长子和皇三子在皇后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时（这个就有点尴尬了，毕竟万一这两人是属于不喜形于色的人呢？），但是身为皇帝任性呀…………
于是乎他老人家立刻大发雷霆，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并请诸王、大臣共鉴，他绝不食言。
在皇后之丧风波中受处分的人，从皇子、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到基层官员，不下百名。
此时的官场莫名其妙地刮起了一场破坏力巨大的风暴。
世人只当是乾隆皇帝因为失去心爱的妻子，变的脾气暴躁，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不过这件事看似是一个鳏夫因为丧偶而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
但是事实上也并非如此，我们可以猜想能当上皇帝的人，心肠自然不会软到哪里，所以妻子逝世后，伤心是难免的，但却绝不至于左右一个皇帝的思想……所以这场风暴实际上是乾隆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我们知道历史上讲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统称为“康乾盛世”
所以在乾隆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采取宽大之政更是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但是，宽大有宽大的弊端。
在那个时代，封建官僚集团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一开始确实感激涕零，可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得意忘形。。。。【这是必然的结果】
一开始采取宽松政策的乾隆本来是希望他们能够以勤奋工作来辅佐自己，可是他们却迅速陷入懈怠之中。
更令人气愤的是，好不容易自己的老爸雍正在位期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
在自己继位年间官员腐败案不断发生，又牵连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因官员贪污、挪用公款所致。。。。。
这下乾隆皇帝觉得没脸见人了，更是觉得愧对列祖列宗…………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乾隆对自己的“宽大之政”展开反思。
最终，精明的他发现，一旦把这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官员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对，奴役他们），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也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此来统驭他们，所有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这场政治风暴并非偶然，而是乾隆一早就酝酿着对朝中官僚来一次大整修，让他们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让他们认清自己并非一个懦弱可欺的庸主。。。。。【老虎发威了……，挡都挡不住……】
所以历史上在乾隆十三年以前，乾隆对于全国的死刑犯一直网开一面，能不处死的，尽量不处死。
可乾隆十四年秋审朝审，乾隆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均即处死。
以前多次批准缓刑的老犯也不免归于一死。
我们更是发现乾隆十五年、十六年，虽然正好恰巧是乾隆自己和皇太后自己老妈的四十、六十大寿。
按照以往的规矩，这两年死缓犯一律不处决。
但是这时的乾隆早已不是温柔善良的猫咪了，早已从沉睡中醒来。
所以即使是这样普天同庆的日子乾隆依旧宣布，贪污挪用公款的官员不在不处决之列，宁可破坏大庆的气氛，他也要严治贪官。
对于贪污官员，乾隆拿起了自己老爸雍正用过的那一套，命令他们自填亏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还要苛刻，简直是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除此之外，乾隆还规定，凡是因为贪污挪用导致公款亏空而被判死缓的，都要用自家资产赔补亏空。没能赔补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额超过1000两，贪污者超过80两，就要执行死刑。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儿子乾隆学会了老爸雍正的套路。
乾隆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变成了刁钻刻薄的主子与屏息而侍的奴才间的关系。
诛杀和折磨大臣，越来越成为乾隆发泄自己不良情绪的主要渠道。。。。。【伴君如伴虎呀…………】
所以在乾隆十三年之后的日子里，贪污腐败之风得以制止，加之自己的爷爷康熙和老爸雍正的祖业，乾隆兢兢业业，最终造就了康乾盛世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