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嘉淦對曾國藩的影響
孫嘉淦（1683年-1753年），字錫公，又字懿齋，號靜軒，山西興縣人，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敢言直諫而出名。
孫嘉淦幼年時期家境貧寒，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孫嘉淦考中進士，自此踏入仕途。初任翰林院庶吉士、檢討等小官，此後歷任國子監司業、順天府尹、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吏部尚書、直隸總督、宗人府府丞、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
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孫嘉淦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諡號文定。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帝駕崩，新皇帝乾隆登基。九月，孫嘉淦擔任吏部侍郎一職，十一月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任吏部侍郎。 他再次上疏，專論君主“三習一弊”，直言告誡皇帝。乾隆帝見到他的奏摺，對孫嘉淦十分讚賞，孫嘉淦因此升任刑部尚書。
孫嘉淦在“三習一弊”中提到：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即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
但凡有點權力的人，都難免遭遇糖衣炮彈的衝擊，有的人能抵抗糖衣炮彈，而有的人卻可能被糖衣炮彈擊倒。
曾國藩無論何時都始終保持清醒，儘管多聞諛言，但還能分辨忠奸，這才成就了一代“完人”，為了不斷修煉自己，曾國藩不僅自己經常抄寫孫嘉淦的“三習一弊”，而且還常提醒弟弟們也抄寫，把孫嘉淦的奏疏當成座右銘。
曾國藩不僅拿孫嘉淦的奏疏來修身，本人也模仿孫嘉淦打算做一個忠臣。咸豐元年（1851年）四月，曾國藩上了一道很著名的奏摺《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旗幟鮮明地指責咸豐皇帝的“三端”。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曾國藩指出咸豐皇帝的“三大毛病”，希望他能夠改正。
第一，小事精明，大事糊塗。曾國藩指責咸豐皇帝只注意瑣碎的事，把精力都放在這上面，而對國家大政沒有感覺，沒有大格局。
第二，注重虛名，不切實際。曾國藩指出咸豐皇帝個人性格有問題，總喜歡一些虛頭巴腦的禮節，喜歡錶面化的東西，而對真正涉及深遠的國家弊端和潛在危機卻視而不見，工作作風不夠務實。
第三，出爾反爾，剛愎自用。曾國藩指責咸豐皇帝自認為有才能什麼都管，表面上喜歡聽別人意見，實際上始終一意孤行。而且咸豐皇帝讓提出不同意見的官員穿小鞋，出爾反爾，自食其言。“朕自持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等等常見諸奏摺。
咸豐沒有乾隆那麼大的雅量，曾國藩的這篇《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差點惹來殺身之禍。
曾國藩的遭遇也告訴我們，不是什麼都可以隨意效仿的。當年海瑞效仿賈誼，給嘉靖皇帝上了一道《治安疏》，嘉靖皇帝看過《治安疏》之後大怒，將海瑞逮捕下獄，問成死罪，如果嘉靖不死，海瑞就有可能送上絞刑架。同樣，曾國藩效仿孫嘉淦，也遭遇了他人生第一次政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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