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幾十年，以敢於大膽犯顏直諫著稱的一代名臣，居然在告老還鄉後，七十一歲時被嚇死了
清代名臣孫嘉淦留給人世的最後表情居然是驚懼。宦海幾十年，以敢於大膽犯顏直諫著稱的一代名臣，居然在告老還鄉後，七十一歲時被嚇死了。
後人以為，孫嘉淦攝於大清皇主乾隆的文字獄，屈節了，怕了，我卻不以為然。事情是這樣的，孫嘉淦為官四十載，嚴於律己、不懼權威、勇於進諫，所任之處，皆有政績。歷經雍康乾三世王朝，積攢下來的好名聲，被人盜用，乾隆四年（1739年）京城百姓傳抄《孫嘉淦奏疏》，彈劾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的書稿，乾隆十四年，民間又流傳著署名孫嘉淦批評皇上失德的書稿，疏稿的內容是指責乾隆做事有“五不可解”、“十大過”，同時還指責大學士張廷玉、鄂爾泰、尚書訥親等人。偽稿在全國流傳，龍顏大怒，至此，乾隆皇帝下詔，全國18個省份徹查，僅在四川一省，就有280餘人因傳抄而獲罪。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江西撫州千總盧魯被凌遲處死，家屬收到牽連；另一“主犯”南昌守備劉時達判斬監侯。因為“主犯”都在江西，當地的官員也受到了相應的處罰。這一場文字獄，一時間讓天下洶洶，人心惶惶。
這一場文字獄，一時間讓天下洶洶，人心惶惶
至此，即使皇帝知道不是孫嘉淦所為，不會降罪於他，但他敢於直諫、剛直不阿的一世英名，卻給皇權之下的整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動盪，給太多人帶來了滅頂之災，他不是因為懼怕皇權嚇死的，而是為自己的盛名驚懼而亡。
孫嘉淦是大清盛世的一股清流，在華北大地上，穿越歷史的時空，成為呂梁山的榮耀。
雄居於華北大地的呂梁山，以恢弘的歷史文明，以英雄之姿。颯颯山風、寞寞浮雲，曾見證過大清一代名臣，孫氏家族第十二世孫——孫嘉淦風骨凜凜的一生，呂梁英雄譜裡，當有他濃墨重彩的一筆!
孫嘉淦就出生在呂梁山下呂梁市興縣喬家溝村，從原點走出又回到原點，歲月還是把他弄丟了，
在喬家溝村西南一處高地上，玉米鬱鬱蔥蔥，沉寂的大地，只有清風迴旋著，尋不見一絲歷史的印痕，毀滅與更新，歲月的雷雨早已經湮滅了一代名臣孫嘉淦的葬身之地，但他的聲名不滅，個性和功績註定要穿越歷史，被傳頌，被敬仰……如今，村子裡七百多孫氏後裔，依舊固守著這片土地，生生不息。
尤其掛在河北保定裕華西路的直隸總督署舊址，衙署二堂前的牌匾上，第十四任直隸總督孫嘉淦題寫的《居官八約》：“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於無名，事止於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取。”這是聲名顯赫的孫嘉淦告誡給自己的，更是說給世人的。
在河北保定裕華西路的直隸總督署舊址，衙署二堂前的牌匾上，第十四任直隸總督孫嘉淦題寫的《居官八約》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做為孫家四個孩子中第三子的孫嘉淦出生，字錫公，又字懿齋，號靜軒，孫嘉淦自小受良好家風的傳承影響很深。他的祖父孫世藎，曾任崇仁知縣，仁義厚道，孝敬父母，敬重長輩，愛民如子，後來因疾憤官員搜刮民財行賄受賄，便辭官回鄉，傾囊濟貧，並告誡子孫：為人者，里仁為美，裡德為上。父親孫天繡也是好善樂施之人，經常接濟鄉里，導致家資甚微，生活非常清苦，家族歷來注重耕讀傳家、詩書繼世。
祖父和父親身體力行地灌輸他們的子孫，自食其力，自己有能力就不必享受祖上的家財，這反而在孫嘉淦幼小的心靈種下剛正、悲憫的種子，更能深切體會百姓的疾苦，他白天勞作夜晚勤奮讀書，終於在康熙五十一年（1713年）三十歲的時候，參加山西恩科鄉試，中了舉人。同年連中進士，在翰林院任職。
直到1723年，雍正帝即位，經歷血雨腥風掙得皇位的雍正，在“九王奪嫡”中，對手足的殘害有目共睹，雖然人們內心裡並不讚賞康熙的品行，但能在弱肉強食的諸皇子中脫穎而出，他的能力和才幹不容懷疑。
雍正一上位，便廣納群臣建議，下令凡對他的奏章，一律密封上送。孫嘉淦在康熙年間，並沒有機會展示他的政治抱負，只是在翰林院任一小職，九年的仕途，他一直坐冷板凳。
這時候，孫嘉淦內心儲存已久的剛正品行得到展示的機會，大有不說不快之感。他大膽地給新帝上疏提出“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三條建議。面對處在儲位之爭的餘波中的新主，孫嘉淦的確是夠膽大妄為，這無異於狠狠扇了雍正一記響亮的耳光，雍正的第一反應當然震怒，如何能容得下如此狂徒。眾臣子屏息而立，新帝盛怒的目光落在翰林院掌院大學士朱軾的臉上，朱軾趕忙說：孫嘉淦確是狂妄，但臣佩服他的膽量。雍正想了想，孫嘉淦的諫言尖銳又犀利，只一句“朕亦服其膽！”就滅了雍正心頭熊熊燃燒的怒火，可見一代新主是一個懂得忠言逆耳的明君，孫嘉淦沒有受到處分，後來反倒升為國子監司業。
孫嘉淦任職期間，直言爭辯，扶正祛邪，官職不斷得到提升，也深得雍正的信任和賞識，朝廷內外，孫嘉淦的正直、敢言為他贏得了的好聲譽。
年輕有為的高宗弘曆（乾隆）於1735年即位後，孫嘉淦被召見京師，先以侍郎候補，後授吏部侍郎，又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孫嘉淦又提出“三習一弊” 他提出，“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 言語之間，少了許多的鋒芒，語氣柔和下來。孫嘉淦切中要害的精闢見解，受到乾隆皇帝和大臣的讚揚，並將孫嘉淦的上疏當朝作了宣示。
雍正年間，為了不浪費糧食，以備荒饉，嚴禁民間釀酒，乾隆繼位後，孫嘉淦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當時京輔一帶，酒禁甚嚴，儘管如此，孫嘉淦經過調查，發現私自釀酒被罰人數眾多。根據實情，孫嘉淦上疏提出：“禁酒原在災年，現處豐年，不宜再禁。造酒之物，本非朝夕所食，豆皮、大麥、穀糠、黍谷之類，原屬棄物，雜而成酒，可以得價，其糟可飼六畜。化無用為有用，非作無益害有益也。”他又進一步指出：“利所不在，雖賞不為。利之所在，雖禁彌甚。燒鍋禁則酒必少，酒少則價必貴，價貴而私燒之利會倍於昔。會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爭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本為民生計，而滋擾乃至此，則立法不可不慎也。”乾隆接到孫嘉淦這份邏輯性強、論證嚴密的上疏，認為他的建議對民生確為有利，不久下詔弛禁，革除了這一歷史弊政。
孫嘉淦不僅是諫臣，也是能臣，查貪官、平冤獄、修整河道、改善民生，孫嘉淦用他的才幹和膽識，不斷地實現著自己的政治抱負，一路高升直至內閣協辦大學士（相當於宰相）
歷經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朝元老，孫嘉淦一身的榮耀和正氣，為自己四十年的官宦生涯畫上完滿的句號，乾隆十二年（1747年）65歲的孫嘉淦辭去官職告老還鄉，可是，他能夠從京城帶走的，只有兩袖清風，如何榮歸故里？想到此，孫嘉淦面色慼慼然，夫人倒是通情達理，說你一世清廉一心為公，有什麼難為情地呢，難不成還磚頭當金磚拉幾車回去？一句話點醒夢中人，他居然真的這麼幹了，十幾輛車浩浩蕩蕩招搖過市，車隊一駛出京城，立馬有人上報皇帝，孫嘉淦貪贓，攜大量金銀財寶出京，乾隆大驚，也震怒，立刻遣人攔截，追回孫嘉淦和他的十幾車磚頭，眾人愕然，不知道孫嘉淦玩的是什麼套路，乾隆的目光掃過目瞪口呆的大臣們，最後，落在孫嘉淦的身上，說吧，什麼情況？孫嘉淦坦承：為官多年，並沒有多少積蓄，就這樣告老還鄉，怕被老百姓誤解，以為我是因為犯了錯才回去的，子孫也會抬不起頭來，自己這樣以假亂真地擺個排場，為皇上也是為自己撐個面子，何況，這些來自皇城根的磚塊，拉回去還可以蓋草房用，也是給自己留個念想。
65歲的孫嘉淦辭去官職告老還鄉，兩袖清風的他拉了十幾車的磚頭給自己裝門面
孫嘉淦不愛銀子，不慕虛名，卻為自己一世清廉難為情了一把。結局當然是意想不到的嘉獎，皇帝下旨，磚頭全部換銀子，十幾萬兩銀子就這麼輕易到手（求告密者心裡陰影面子），但是，孫嘉淦拒絕了，他說一塊磚頭一兩銀子，五千塊磚頭五千兩銀子足矣，從此，這段塞翁失馬的佳話流傳千古。
擺脫了京都的浮華虛名，孫嘉淦回到故里，布衣草笠，與鄉親們打成一片，叱吒風雲的一代名宿，一生剛直不阿、忠誠坦蕩，宛如大清盛世的一股清流，在宦海沉浮的濁世，具有很高的辨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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