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对曾国藩的影响
孙嘉淦（1683年-1753年），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敢言直谏而出名。
孙嘉淦幼年时期家境贫寒，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孙嘉淦考中进士，自此踏入仕途。初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等小官，此后历任国子监司业、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宗人府府丞、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
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孙嘉淦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谥号文定。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帝驾崩，新皇帝乾隆登基。九月，孙嘉淦担任吏部侍郎一职，十一月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任吏部侍郎。 他再次上疏，专论君主“三习一弊”，直言告诫皇帝。乾隆帝见到他的奏折，对孙嘉淦十分赞赏，孙嘉淦因此升任刑部尚书。
孙嘉淦在“三习一弊”中提到：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即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但凡有点权力的人，都难免遭遇糖衣炮弹的冲击，有的人能抵抗糖衣炮弹，而有的人却可能被糖衣炮弹击倒。
曾国藩无论何时都始终保持清醒，尽管多闻谀言，但还能分辨忠奸，这才成就了一代“完人”，为了不断修炼自己，曾国藩不仅自己经常抄写孙嘉淦的“三习一弊”，而且还常提醒弟弟们也抄写，把孙嘉淦的奏疏当成座右铭。
曾国藩不仅拿孙嘉淦的奏疏来修身，本人也模仿孙嘉淦打算做一个忠臣。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曾国藩上了一道很著名的奏折《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旗帜鲜明地指责咸丰皇帝的“三端”。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曾国藩指出咸丰皇帝的“三大毛病”，希望他能够改正。
第一，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曾国藩指责咸丰皇帝只注意琐碎的事，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而对国家大政没有感觉，没有大格局。
第二，注重虚名，不切实际。曾国藩指出咸丰皇帝个人性格有问题，总喜欢一些虚头巴脑的礼节，喜欢表面化的东西，而对真正涉及深远的国家弊端和潜在危机却视而不见，工作作风不够务实。
第三，出尔反尔，刚愎自用。曾国藩指责咸丰皇帝自认为有才能什么都管，表面上喜欢听别人意见，实际上始终一意孤行。而且咸丰皇帝让提出不同意见的官员穿小鞋，出尔反尔，自食其言。“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末议”等等常见诸奏折。
咸丰没有乾隆那么大的雅量，曾国藩的这篇《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差点惹来杀身之祸。
曾国藩的遭遇也告诉我们，不是什么都可以随意效仿的。当年海瑞效仿贾谊，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治安疏》，嘉靖皇帝看过《治安疏》之后大怒，将海瑞逮捕下狱，问成死罪，如果嘉靖不死，海瑞就有可能送上绞刑架。同样，曾国藩效仿孙嘉淦，也遭遇了他人生第一次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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